而在大多数人那里，这三个如此容易区分的概念显然并不那麽容易被区分开来。在他 们看来，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才是自由主义的。所以他们无法明白刘小 枫借施特劳斯之口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派与右派其实共享了现代性。表面看， 这两派似乎是激烈冲突的，其实都是一个源头出来的，骨子里其实还是一样的。这一点最 明显、也最典型的表现在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上。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主义的，又是资本 主义的，所以A=B，B=C，所以B一定等於C的关系，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而现代性更是 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概念。所以，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麽社会主义其实也是现代性 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刘小枫的态度与汪晖是一样的。在汪晖看来，毛泽 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而刘小枫也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 都是现代性赖以展开、存在的形式。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刘小枫确实像是一个左派。 但那些指责他的左派倾向的人没有读出汪晖与刘小枫在表达同一意思时所使用的语气 其实是大不相同的。刘小枫是讽刺的，而汪晖则多少带有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辩白的 味道。汪晖的意思等於是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资本主 义不是唯一的形式，我们现在不应该简单的否定和批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应该把 矛头指向现代性，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刘小枫则不同，他是说，毛泽东的“反现 代性的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实践表面看来是反现代性的，其实是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 掌心，到头来不过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式，让人觉得多少有些疑心他是幸灾乐祸的。当然 ，更重要的问题在於，刘小枫与汪晖作出同一判断时的依据完全不同。汪晖所赖以思考的 基本框架在於他在1980年代对鲁迅的研究和1990年代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的论述展开 方式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而且，可以看出，博兰尼、布罗代尔等人在他的思想中留 下的痕迹，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多的在思想观念的展开框架和概念的分析上，更细节化一 些；而刘小枫则从精神结构切入现代性问题，因此两者的路线完全不同。 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无论是风靡一时的“国学 热”、後现代主义、新左派，还是热闹的学界争论，无一不是在现代性这一平面上展开的 。过分地夸大争论各派的分歧完全没有必要。须知，现代性展开的基本方式不是一路高歌 猛进，而是同时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建构的，一条是批判的，自由主义这一在今天带有“ 政治正确”意味的概念也一向不是自明的，而是在不断地变换内涵。韦伯不就把中国封建 时期流行的以钱谋官称为资本主义麽？而今天的资本主义难道也是指这个？1990年代以来 ，自由主义的丰富内涵与宽广的历史通道逐渐变得贫乏、狭窄，哈耶克所删定的自由主义 线路成了唯一正确的自由主义发展线索，而其他构成部分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至在 今天，哈耶克的红与罗尔斯的不红都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刘小枫“挖掘”出来的另 外的通路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有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忽略他的存在是中国学界不求上进 的表现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刘小枫是走火入魔，所以才会想到要去重译、重读希腊罗马 经典。殊不知，正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中国的自由主义才会出现长期的缺钙，也才会有所 谓“柔软的下腹部”。 从知识经验角度讲，中国现代知识人对现代性的矛盾心态在刘小枫那里似乎并无多少 反映，他也没有赶时髦写下1990年代流行的或挽悼陈寅恪、或哀叹王小波、或揄扬某位先 师的文字。而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与感悟主要得之於对俄国、德国等下放思想家作品的阅读 。因此，他似乎一直不能理解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起到的意识形态型构作用 ，也就进而在1980年代喊出了“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口号。也许在另一些自由主义 者看来，刘小枫的想法多少有些“文化决定论”的味道，但刘小枫似乎并未因此而出现他 们所谓的那种错误。与他们相比，刘小枫与政治之间有意保持的距离使他的发言往往更能 切入问题的核心所在。 从审美理论到信仰理论，又从社会理论最终转向政治理论，刘小枫确实一步一步地 “开”出了一条不同於流行的经济学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线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问题 也许不在於私有化一类，而在於伦理，“一种生活样式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活样式 ，就有多少种伦理”，人怎样生活，这才是最关紧要的。《沉重的肉身》看起来只是不值 得一提的“哲学随笔”文集，与流行的学者散文并无大的不同。事实上，在这本书里所表 达的也许是他的精神最深处的东西。在那里，人们第一次看见刘小枫并不声张地扬起了神 义论自由主义旗帜。而在这以前，他从未张扬过什麽主义，最多不过是为自由主义写过一 份辩护词而已。 人应该怎样生活，什麽是幸福，又该如何获得？这些才是重要的问题。对人的生命、 精神超过对他的经济地位的关注，这一点构成了刘小枫作为哲学家与其他自由主义者的最 大区别。虽然当代中国有许多以自由主义者自命的哲学家，但他们大多自觉或不自觉的进 了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罗网而不自知，开口民主法制，闭口市场经济、私有制一类经济学词 汇。那些自由主义者们看起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但在骨子里，他们与马克思主 义一样认为，经济决定一切，甚至连今天已成时髦的鼓吹宪政的人们也要扯上民营企业家 已经发展壮大一类的藉口。在表面言辞分歧的背後，马克思对他们的影响不可谓不深。马 克思主义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批判了启蒙运动，但却仍然是启蒙的重要产物之一，而不是启 蒙的纯粹反对者，更不是终结者。所以，马克思的思想赖以展开的基础与其他自由主义思 想家一样，是现代性观念体系，甚至连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优越论、基督教救世论都有继 承。马克思视万事万物为必然规律的现实反映不是空穴来风，正是黑格尔主义合情合理的 发展。因此，刘小枫重申生活在偶然而非必然中才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他否认了历 史发展的必然性，指出人在偶然性中才得以成为人，而不是机械地执行历史必然性分派给 他们的任务。 显然，如何理解凡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问题，而是神学与历史哲学 的问题。刘小枫把他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关涉到历史哲学与“汉语神学”问题的文集命名 为《圣灵降临的叙事》，而且其中用了几近一半的篇幅谈论历史哲学。在刘小枫的作品中 ，这本书也许是姿态最高的一本，指名道姓批评别人对历史毫无感觉，或是不懂历史哲学 。包括伽达默尔、陈寅恪、钱钟书在内的国内外指明学者都受到这一指责。他批评後两者 不过是稀松平常的现代儒生，还不是什麽现代人所命名的学术大师。他又指责伽达默尔是 海德格尔学生中最没有慧根的一个。那麽，他究竟是以什麽标准来作出这个判断呢？ 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一开头就引用了黑格尔那句着名的话：凡是精神的 ，一概离中国人很远。可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给了我们什麽呢？在《历史哲学》这 本书里，与其说我们看到了“历史”，不如说是看到了他对中国、东方的想像。近代以来 的西方思想家常常好谈中国，可是他们真的了解并理解了中国吗？伏尔泰把孔子当作他的 精神知己和导师，与黑格尔把中国视为一个落後、停滞、愚昧的民族一样，都是真正的“ 对历史毫无感觉”。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还是 精神文化，都经历了诸多的变迁，概念体系、生活方式、审美习惯都在不断地衍变。忽视 了中国历史的动态性的一面，而过分地夸张中国传统文化中“静”的部分几乎已经成了西 方思想家谈论中国时的通病之一。连今天的中国学者所乐於称引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 与道教》这本名着里大谈特谈中国如何、中国人如何时，也忘记了，战国时的中国与明清 时的中国不同，秦汉时的中国人与清亡後的中国人不同。费正清曾承认，中国这一经常被 人们轻而易举地谈论的对象事实上很复杂。以最简单的例子而言，中国这两个同样的方块 字在不同的时期就有着不同的含义，所指向的地理区位又不相同。而忽视了这些，就无法 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为什麽会是如此模样。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今天的人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了解并能够恰当的理解近代以来 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对一个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因为，中 国的现代性不是自发地、一帆风顺地生长而成的，而是在与西方接触过程中逐渐展开的， 文化比较、厚西薄中始终是现代性在中国展开的基本条件。中国与西方、中国与美国、传 统与现代、文化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无不如此。一个最明显、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1990年代以来，怀旧成为一种最时尚的精神状态，学者们的随笔散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这一现象。传统与现代、落後与先进之间的差异在这里被搅乱了。在这一空间里，人们 发现那些传统赖以重新呈现於人们面前的是现代技术，在显示中自诩为最先进的人却痴迷 於遥远的事物之中。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後同时出现在怀旧这一当代文化现象中，也在 实质上解构了现代性启蒙的基本结构：现代的就是先进的，传统的就是落後的，落後的要 被先进的代替，而传统必然被现代代替。 刘小枫当然是一个严肃学者，无论他的文章怎样有意误导别人，或是文风轻佻以吸引 读者，但任何人都得承认，他确实是一个严肃的学者。甚至，在与刘小枫同龄的学者中， 刘小枫是少见的方法比较成熟的一个。但是刘小枫似乎是有意这样做的，着力於批判中国 现代史上的种种现象，却忽略他们发生的历史条件。虽然历史是在偶然中不断地面临机会 又丧失机会，走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才走到今天的，但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必定有促成 其发生的原因。刘小枫忽略了这一点，过多地批判现象，终於还是与他的自由主义同志们 一样，只问是什麽，而不问为什麽。 在新近发表於《书城》杂志的一篇关於施米特的文章中，刘小枫细数了“魏玛民国” 从共和走向纳粹独裁的过程，而最後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德国当时重要的政治家没有采取果 断而勇敢的措施来阻止希特勒上台，因为这些政治家都不敢承担违反宪法的罪名，而要阻 止希特勒上台就必须采取违法宪法原则的措施。更进一步的自然推论是，作为群氓理性的 产物的现代民主政治天生就有残疾，必须依勇敢、有荣誉感、有决断力的政治家这根拐杖 。甚至可以由此引申出一个更为当今自由主义者们所不齿的潜在观点：多数拥有投票权的 人其实只是无知者，他们无法在需要时判断是非，决定方向，只有有“主人意识”的政治 家才具备这种政治能力。因此，不是制度，而是政治家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才是政治事件的 决定性因素。这篇题为《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的文章到头来只能是挖民主宪政的墙角， 因为他从根本上否认了有投票权的庸众具有决断力，用投票这种方式来决定一个民族的命 运是十分可笑的，在紧要关头，只有勇敢的英雄人物才能拯救其他人。正如阿基里斯从女 孩儿堆里站出来拿起奥德赛扔在地上的矛和盾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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