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刘小枫自己所说的，“自己的感觉不必跟着别人走”。他似乎不知道，在许多 内地读者看来，曾经的学界风云人物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二道贩子”，不断地改行，不 断地在不同专业学科之间周期性地“跳槽”。在社会理论之後，他又跳到了施特劳斯那里 去了，与世界接轨，赶上了国际学术潮流的脚步。此後，经由施特劳斯，他又彻底地回到 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中去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成了他近年来谈论最多的人。2002年，他 返回内地，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并且主编了许多广有影响的丛书，与华夏出版社合作 的《经典与解释》几乎每本都有一篇他撰写的或长或短的序言。但从整体上说，这套丛书 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海德格尔、舍勒、西美尔一类曾让他迷醉的人如今已成昨日弃妇 ，最近的情人则主要是柏拉图和施米特。而他自己的“主义”也从自由主义转向了保守主 义。1997年时与查尔斯·泰勒争辩自由主义问题，那时的他俨然一副自由主义护法的样子 ，而短短几年後，他便在最新出版的《圣灵降临的叙事》中坦承他是在调和自由主义与保 守主义。在2002年出版的《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中收集的他的关於施米特的长文表 明，如今的刘小枫已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但是，必须强调说明的是，刘小枫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正如他是自由主义 者时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对於否认上帝存在、宣扬庸俗经验主义的那种 自由主义，刘小枫从来没有表示过一星半点的赞同。在这一点上，他与甘阳的看法相同。 甘阳在新近的《与美国友人论宪政书》里说得很明白，国内学界中的自由主义者们在热情 推广的自由主义其实已是昨日黄花，跟不上国际学术发展的脚步了。对於那种自由主义， 刘小枫、甘阳的看法其实与施特劳斯正好相近，现代社会自由主义与现代民主主义一样， 都不过是现代性的恶果罢了。对刘小枫而言，施特劳斯是一条通道，而不是终点。在施特 劳斯那里，他才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同道，所以，他虽然也推广自由派们喜欢的民主 宪政，但早就不是同一套东西了。在2003年发表於《书城》杂志的《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 》中，他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宪政同样需要有勇气、有荣誉感的政治家。而这离如今人们 正在高声叫卖的民主宪政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跟着施特劳斯，他走向西方经典的同时，也拥抱了古典政治哲学。这成为他喜欢不断 改行的最新证据。而在古典政治哲学里，奴隶从来是不予考虑的，主人道德的高扬和对庸 众划清界限才是基点。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麽张远山的文章题为《废铜烂铁如是说》 ，而刘小枫的弟子们又为什麽会以一副不屑一顾的语气说张不过是个“乡下闲人”了。刘 小枫曾说：“人民又不要过哲人生活”，而在他们这样的人看来，写《人文动物园》一类 通俗读物的张远山显然是那种“不过哲人生活”的人，哪里懂得什麽哲学，更遑论批判刘 小枫。 称张远山为“乡下闲人”的刘氏弟子一度又在网上出现了，并且指责一位批评刘小枫 也批评他的同辈年轻人。这位年轻的批评者以懂经济学自负，而且敢於以江湖老手的口气 随意刻薄任何一位中国学界风头正劲的人物。当双方发生争执时，批评者发表的反批判刘 小枫门人的帖子的题目就直接是“左派文人的画皮”，言下之意是说，刘小枫的这位弟子 是所谓左派文人。果真如此，那麽刘小枫更如同施米特在德国的境遇，成了自由主义的敌 人，而非同道。其实他们搞错了，刘小枫非但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左派，而且是右派中的右 派，是极右派。只不过，刘小枫及其弟子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庸俗化倾向 和如今的自由主义者们喜欢鼓吹的市民道德，以经济学的算计来定义政治的做法。在刘小 枫看来，他无疑更加认同施米特的看法，“政治就是分清敌友”，而且同意古典政治哲学 中对政治所做的界定政治不是关於小市民的利益算计，而是英雄之间对荣誉的争夺。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崇拜者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阿开亚人为什麽要发动特洛伊战争， 也不会明白施米特为什麽要参加纳粹，而且拒不忏悔。他们对施米特、海德格尔只消一句 话就打发了：无耻就是无耻。至於为什麽，那不是他们所能回答的。 从表面看，这样的批评也许是不对的，毕竟，刘小枫通过哲学走到了社会理论、政治 哲学，而经济学的崇拜者们也从经济学那里走向了社会理论、政治哲学，但事实上，这样 的看法只能是皮相之见。那位刘小枫的弟子、崇拜者林国荣曾在一篇批评张五常的文章里 提出，经济学从刚起源时的政治经济学到今天的“纯粹科学”，辅以学术标示其“算计” 性质，这一过程不能称之为发展，而是堕落。曾有人指出，中国一直没走向现代化重要表 现就是无法实现用数目字管理，然而他却没有看到，实现了数目字管理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过於精明、过於发达的算计思维早已背离了政治的根本意涵，变成了市民化的利益争夺 。即使马基雅维利，也从未公开地宣布政治就是对利益的争夺，而那些自称为亚当·斯密 後裔的人却敢於嘲笑一切与数学无关的学科，而不顾《国富论》同时具有的政治哲学意义 。现代性泥潭能牢牢囚困西方文明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於，人们过於相信庸俗的理性主 义者所喜欢提及的那句顺口溜：人是经济动物。 “人是经济动物”，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一个假设，因为他无法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方 面。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结构就是使某一范畴中的某一方面成为该范畴的中心。这种人为制 造中心的做法在今天依然能够见到各种流风遗韵，比如着名的“问题意识”。从几年前开 始，几乎所有的学者突然之间都愿意声称自己的学问是在某一问题意识驱使下所作的，甚 至连刘小枫也宣称他的学问虽然一直在不断地变更学科，但问题意识却是一以贯之的。但 是一个文本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吗，为什麽不可以是一个“开放文本”，保 持文本的开放性，让它能够被继续阐释？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完全不同，所有今天仍在被 再阐释、研究的文本都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指向中心问题的。值得在此一提的人，正 是这种人在到处吆喝“反思”文革一类的廉价口号，而他们骨子里的小学教育给的“归纳 中心思想”遗毒却至今尚未能得到清理。既然如此，又遑论“反思文革”？ 为某一事物设定中心，在我看来，更多的毋宁说是一种懒於思想的做法。人类历史长 河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像今天这样，把经济视为人生活的中心，更未把利益得失算计 放在如此显着的位置。因此，经济学在今天成为中国第一显学绝不是什麽值得庆幸的事， 而是一件大可耻的事。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全社会都在向“成功人士”看齐 ，整个民族都陷入一种集体的财产崇拜之中。 设置中心的同时，往往也就把其他方面同时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中心与非中心之间 的权力关系是现代不平等的前提性结构条件。中心对非中心的压抑表现为权力，而现代权 力关系中的金字塔体制又与此深刻缠绕，所以，即使刘小枫乞灵於施特劳斯，也无法去掉 这一思维定势。他所做到的不过是把哲学的血液在今天这个日益庸俗的时代里注入到政治 里去，而这并无法使中国乃至世界解开现代性的那团乱麻。来自神学的启示最终把他带向 了古典哲学，但对於现代性批判，他的成绩到底如何，还不是目前能够下结论的。 作家、着名的广告策划人钟键夫（童天一）不止一次宣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反思和批 判现代性的人。这主要基於他对自己的小说作品《返祖》的自信。在那本小说里，男主角 岳秋从广州开始，倒着行走，徒步走到了云南的某个神奇的经纬交叉点上。在那里，他发 现了一个神秘的长尾人部落，然後又引来了世界各地的科学考查团，引发了许多矛盾，最 後是这个部落想谋求独立，却终於被军队镇压了。按照作者本人的解释，岳秋的倒行有着 深刻的寓意，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是对“现代”的弃绝，而最终的结局所要表达的则是 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批判是可以成立的。一本新近翻译为中文的 书对资本主义的归纳就是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而且，钟键夫宣称，他赞同汪晖对现代性 的批判，但他认为，最早批判现代性的并不是汪晖，而是他自己。且不论钟键夫的说法究 竟是否可信，但有一点可以很清晰得出，刘小枫对现代性的批判的确是一以贯之的，而且 是倒行的，从现代开始，终点是古典。那些误以为他是左派的人只不过搞错了，他试图拯 救的不是贫穷，而是确实存在的现代人的精神劫难。从现已出版的他的作品所标识的年代 来看，他刚一开始进入哲学，接触的就是曾在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弗洛伊德、马尔库塞、 本雅明一类，然後又转向海德格尔，走向西方神学，最後终於念了一次神学而非哲学博士 。那部人们不大注意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实质上在他的思想之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 折点，那是他的现代性批判的阶段性总结，而此後他就直接转向了政治理论，到1999年在 全国巡回演讲时，显然他已从19世纪那些对现代性尚持犹疑态度的思想家那里走出来了， 又开始往前走。而从研究施特劳斯，他则直接转向了经典的再解释。他“发现”了苏格拉 底、柏拉图，就如同岳秋发现了长尾部落，一次旅行到了目的地。当然，也可以说是长征 的队伍到了延安，而他的遵义会议则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从那时起，他结束了无 目的的游击状态，找到了方向，而地图则是由施特劳斯提供的。 但是，施特劳斯的这张地图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即使看懂了，也不会像刘小枫这 样得到问题的答案。这源於刘小枫的一个态度，即对现代性是批判的，对自由主义是同情 的，但他不认为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从一开始，他就明显地认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 义是两回事，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更是不同的概念。所以，他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现代性情 景中人的精神困境，从一开始的“以审美代替宗教”到“以宗教救国”，都是如此。救赎 精神才是他的问题关切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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