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YouthForum 看板] 作者: wizer (在思想与生活之间) 看板: YouthForum 标题: 国家人民数量及分布结构改变之因素为何? 时间: Thu Jul 15 01:59:21 2004 人民是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目前公民课本与各国学派都认同这个学说.在政治哲学(伦理 学)的价值判断标准上,"自由"与"平等"是两个人类追求的理想价值,但却有许多现实问题. 既然本板板旨在於讨论国是,那麽国家人口的大量移入移出,人民教育程度与经济壮况的分 布结构,难道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吗?个人不希望陷入争论当中,却又认为这个问题不 可忽视,故在此另辟主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在下能跟各位板友互相学习(建议各位讨论 时注意"事实如何"与"应该如何"的区别,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与争论,多谢). 个人希望了解的是:在台湾经济奇蹟高峰过後至今的这二十年,移民至外国与本国的人数究 竟有多少?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程度如何?他们考虑移民的重要因素有哪些?他们的经济 与教育状况与其他国人有何不同?这些可能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何种程度的哪些影响? 据中广新闻报导,民国92年国人与外籍配偶所生下的新生儿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三,平均 每7.69位新生儿就有一位是外籍配偶所生的.就个人所知,会去迎娶外籍新娘的人,本身家 庭的经济状况与教育水准多半相当差强人意(状况更差的应该连外籍新娘都娶不起);而近 十三年来男女比例维持110:100(正常男女比为105:100).经济结构三角形金字塔近下层的 农村青壮男士只好取外籍新娘,难道这种现象背後的原因只是一句重男轻女的观念就可以 完全解释的吗?除了经济因素,迎娶外籍配偶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个人认为马克思在着名的<资本论>中所产所阐述的重点在於:经济结构决定了国家的稳定 以及政治社会的状况,一但上层资本家与下层的劳工有着牢不可破而无法流动的严重阶级 利益冲突,那麽社会必然发生斗争以致於革命(请记得,在马克斯发表资本论的年代所谓的 中产阶级尚未崛起).标榜奉行社会共产主义国家数前只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早已背离无政府乌托邦与共产的理想在挂羊头卖狗肉) 柏拉图曾在对话录中提到"一个人的能力可以从他的经济状况去做一项评估,因为一个连自 几财产都管不好的人,如何要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公民?";洛克主张"知识就是力量(power)", 尼采也将金钱(经济能力)视为权力(power)的一种量化指标,甚至今日的企业管理权威彼得 .杜拉克大师也曾在90年代主张"知识经济"影响各国企业至今.... 综合上述所说,个人认为:金钱,权力与知识三者有其复杂的交互关系,但其中只有金钱易於 量化,知识或许可勉强以教育程度及其取得之证照评估,但重要的人民权力(power)与权利( right)却是不容易去做量化评估的.但是上述之哲学与思想家的学说在今日究竟有何实际 的影响案例呢? 国际经济期刊<Economist>的编辑Bill Emmott在<20/21-从二十世纪出发的二十一世纪前 瞻>书中的<是企业拯救了资本主义>此一章节,提到:企业造就了广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与资 本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却与较贫穷的劳工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成为稳定社会缓和冲突的中坚 .但若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人数比例日渐减少,甚至自身的贫富差距亦加深则会如何? 2003年3月22日郭奕伶在<商业周刊>所发表的<一个台湾,两个世界>文中提到:"根据主计处 最新（九十年度）的统计，台湾个人所得最高族群（前十分之一），其所得金额是最低族 群（後十分之一）的六十一倍之多，这个倍数创下历史新高。更惊人的是，一年前，这个 差距倍数近三十九倍，而十年前更仅为十九倍。再看看台湾的家庭所得差距，最高所得组 （前五分之一）的家庭平均年所得高达一百七十八万元，而最低组（後五分之一）的家庭 年所得仅有二十七万九千元，两者差距达六．三九倍。台大社会系教授林万亿甚至预测︰ 「今年所得差距倍数应该会突破七倍。」" "这个倍数在十年前为四．九七倍，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於，所得最低组的家庭金额不增反 减，但所得最高组的家庭却是一路上扬。单以民国九十年来说，最低组的家庭年所得金额 ，从三十一万五千元缩水至二十七万九千元，一年之间衰退一一．三五％，也就是说，最 低收入组的家庭所得，已经倒退回民国八十三年的状态。一来一回间，差距就这样拉大， 而这所得最高组的前五分之一家庭，掌握了全台湾四一％的所得；最後五分之一的家庭， 则仅仅分得六％的所得。" "台大经济系教授骆明庆说：贫富差距最大的隐忧在於，社会阶层的不流动。当阶层流动 僵固时，对立将会升高(笔者:还记得马克思吧?)，而要让社会阶层流动的机制就是教育机 会(20/21书中,Bill Emmott亦告诫我们要教育,不要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目前台湾的 教育体制是一种逆向的所得重分配。」因为，它高度补贴背景好、竞争力高的人，穷人要 靠念书翻身的机率反而急遽下降。这样的教育政策，最後是拉大贫富差距。"(不知道在今 日的台湾,三级贫户之子是否真有那个机会靠自身的努力成为总统?如果答案是不可能的, 那麽是否代表我们的社会陷入了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阶层流动停滞易产生对立冲突的社 会?) "如果将台湾大学定义为台湾学校的金字塔阶级（历年来台大学生占同一世代人口的比率 均在一％以下），这群金字塔的组成分子是谁呢？在去年三月份，骆明庆发表的〈谁是台 大学生〉论文中发现，八十六年至八十九年间，八二％的台大学生来自全国前二十所明星 高中。所有台大学生里，来自台北县市的比率占五七．六％，至於苗栗县、嘉义县、花莲 县、新竹县、台东县等则都低於一％。骆明庆更指出，台北市学生成为台大学生的机率是 台东县的十六倍，大安区学生更是台东县的三十一倍。而在台大法学院的学生中，父亲是 大学毕业生高达四二％，母亲为大学毕业生的比率也高达二七％，高於一般大学生的一七 ％与七．五％。也就是说，要成为台大学生，与家庭背景有极大的正相关，包括父母学历 ，及住所区域等。学历越高、工作所得越高、住所越接近城市（因为政府资源越多），你 成为台大学生的机率越高。"(以上内容让个人想提出一种假说:知识,经济与权力是否具有 促成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巩固自身领域结构,减缓甚至停滞社会阶层三角成员流动的作用?此 三者是否是影响国家社会成员的最重要因素以及国民社会地位的代表性指标?) "就像台湾的贫富差距，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而是逐渐像一个沙漏一样，越 来越多中间的人，被刷到下层，两端的比率越来越大，中间的厚度却越来越薄。这样的结 构，将衍生出新的问题。虽然身为台大教授，也出身教师家庭，但骆明庆说︰「今天我们 可以站在这里，其实占了很多人的便宜，不要因此以为自己很优秀。」他并预测，从目前 台湾的学校设立、菁英流动、城乡资源分配等政策观察，实在看不出贫富差距有缩小的可 能。而且，多元入学让家庭背景佳者可以发挥更多功能。" "中兴大学行销系教授王宏仁说︰「所得重分配的重要工具是税制，但目前台湾的税制却 是独厚富人。」刚上任的中国信托银行总经理陈圣德分析，因为我国的税制是采取属地主 义，境外所得免税，因此，有钱人都纷纷将钱汇往国外；加上我国也未开徵资本利得税， 使得税基偏小。台大国际企业系副教授李吉仁则指出，当有钱人纷纷「钱逃国外」或是「 税避国外」时，社会安全网就破了一个大洞，所得重分配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讽刺的是 在世界经济自由竞争的体制下,目前为有优惠税率方能吸引外资进入台湾,笔者也愚昧而不 知道有什麽更好的吸引外资的措施@@") "如果从全台湾所得者的所得来源分析,89年五四％的所得来自受雇人员的薪资报酬；产业 主所得则占了一六％；但是在综合所得税的来源上，受雇人员缴的税比率却高达七成，产 业主所占的比率仅五％....."(这种现况是否算是一种不公平的税制?) 以下是个人的感想结论建议: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前提之下,追求个人发展自由与基本权利平等所采用的方式当然 不应该与过去共产国家有相同的思维.既然税制无法轻易变更(还记的陈总统在大选辩论当 中说:若优惠富人的税率有助於提升更多的投资,那有何不好?-此处个人持保留态度),而既 得利益的阶层成员不易立即产生流动,那麽我们政府是否应该应该更注重在教育方面? 就个人所观察到的现实所知,笔者认知到: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受教内容的品质,不可能 不受到家庭经济状况与城乡贫富差距所带来的教育资源差异所影响(台北市有历史博物馆, 美术馆,台中市有科学博物馆与植物馆,那南投,嘉义,苗栗...等县有这些资源吗?)但是政 府要尽量缩小在国民教育上的差距,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的未来人才 栋梁"在哪里";而且只有从教育着手,才是目前个人认为最合理(至少是大部分国民应能接 受)的调整方式. 笔者再次强调,个人认为:知识,经济与权力是彼此高度相关的.自由主义主张:人民应不受 任何限制(如国家法律)的充分发挥天赋条件的一切(包括家庭给予的资产),才能使人民获 得幸福.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一切资产完全平等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乌托邦(连赋予个人 权位的国家都不应该存在).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之中,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地方不属於国家 的属地了(就连南极都是多国的科学调查队所共有的).既然每个人在出生时的家庭经济条 件不同,家庭成员所处的社会权位高低不同,那国家政府是否应该更努力於教育之上,以保 障我们国家的每个儿童能够真正在"大致平等的条件之下""公平的自由竞争,实现自我"? 一个社会的三角阶层结构,若是发生其中阶层成员的流动迟至甚至停止,以致於处於下阶层 的人民看不见迈向较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时,那麽国家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阶层之间流动的 管道必须是畅通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府高官,民意代表,学术权威,军事将领,企业龙 头...)不应让各领域人才流通的自由竞争管道受限甚至影响其竞争条件的平等性;否则,所 有在短时间之内看似保护自己人与站着便宜不放的种种制度措施法律规范,都将在不远的 将来导致矛盾与冲突,不仅伤害了自身更带来国家的负担. 最後,我要感谢许多人,包括所有以上所引用提及的学者教授与商周主笔的资料,以及教导 我哲学思考方向注重判断标准的顾郁民教授.我必须很惭愧的说,这整篇文章只为了揭示我 个人想问的一些问题:国家要如何改善既有的问题?如何才能让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好?教 育是否为解决国家问题的重要关键?是否能够公平而自由的竞争以提升国家的人才竞争力? 要用什麽方法改善教育问题? 如果各位对本文有任何的批判与指教,希望都只针对我一个人.虽然今日个人认为自己不像 苏格拉底(谦虚到说自己一无所知)那麽的爱好智慧,但个人尽可能的提出在本文中对於这 些问题所听闻到的相关讨论内容,若有高明先进的各位板友不吝指教解答,本人十分感激. -- 相信只有用理性才能解决问题的人,是否其本身就是不理性的呢?(此句是否为逻辑悖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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