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老国音"和"人工语言" 清末民初1900年前後，开始对"官话"、"国语"的标准提出了要求。1892年，卢戆章主张把"南京话"[即所谓"蓝青官话"，见陈刚 (1984)， p.34]作为"各省之正音"。王照等人则主张用"京话"(北京官话)。1903年出现了"国语"一词。"国语"这个词也是"日为中用"，源自日语"kokugo 国语"。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定下"国音"。这就是後来所谓"老国音"。 这段历史，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 (以下简称"黎着") 说得很详细。"读音统一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由於会员中以江浙人为多 (会员共80人，江浙占26人，广东4人，开会日只到44人)， 因此"浊音"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议长吴稚晖（武进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争执结果，折中以"每省为一表决权"方法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由於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 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後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 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於京音。考核史实，便知道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民间流传这种或那种说法，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 其後争论不断，例如关於声调，当时仅列阴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以何地之五声为标准。到了1920年，王璞替"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录音时，阴阳上去都依北京，入声就把北京的去声读得短一点，据说从前北京讲究读音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1921年，赵元任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也依北京，而入声则依照南京，後来黎锦熙更进一步提倡废止国音中的入声。这些演变就组成了所谓"国音京调"运动。 "国音京调"再进一步，便是减少"国音"中一些不合"京音"的读音，於是"国音京调"就变成"京音京调"。 3."新国音"和"白话文" "国语统一筹备会"组织的"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在1924-26年内部起草会议中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是实际上由於出席委员太少，并无正式定案。然而风声所播，东南各省传习国语的，从1926年起，大家渐渐地都改用北京音了。此後直到1932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字音明确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这就是一般所称的"新国音"。顺便说明，这个期间经历了1926-28年的北伐/大革命，历经了1931-32年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因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实在是在内患和国难中勉力完成的。 与此同时期，1926-28年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既可注音，也可作为译音工具。着名数学家陈省身，当年出国时便用了Chern Shiing Shen这个国语罗马字的译法，其中r代表阳平，ii代表上声。後来他长期在国外，免不了跟随洋俗，因此又以S.S.Chern闻名於世，其中Chern一般人也就以英文读法读出。 国语罗马字的特点是用字母标调，不须另设特别符号。旧《辞海》(中华书局1936，1947)"附录"有用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注音的"国音常用字读音表"，使用方便。"国罗"长期以来也为台湾出国留学生所喜用。如果我们看到姓Jang的，便知道他是姓张或章，并且是根据国语罗马字转写的。 至此，不得不提晚清开始的白话文潮流和五四前後的"文学改良"(胡适、刘复)、"文学革命"(陈独秀)等各种倡议和运动。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此，"文学革命"和"国语统一"运动开始合流。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学校教科书逐步改用语体文。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只有在民间和政府推广白话文这个大气候中，谈国音的标准才有意义。如果还是沿用文言文，那麽以"老国音"为正音也无不可，甚至以较接近古音的方言为正音基础也是无可厚非的。 http://www.wengai.com/big5/landetail.php?id=12&lan=BIG5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203.70.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