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4/15/caihongzheng/ 蔡宏政 ／中山大学社会系 ◎碾碎自我身心，贡献给国家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徵是不断追求资本积累，为了不断追求资本积累，资本主义进行的形式 繁复多变，简直是变形金刚。它可以是垄断生产工具的积累，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积累 ，也可以是贩卖品牌商标或文化符号的「晚期资本主义」，或是全球化制造与管理的弹性 积累，还可以是把钱本身当商品拿来卖钱的金融资本主义，甚至於可以是通过战争来「创 造性毁灭」，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制造出战後的长期荣景。 不过这个不断追求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有一个内在的紧张性，一方面，积累的要求，会将人 类社会与周遭环境不断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做为劳动力来源的人，却不可能只以劳动 力商品的方式存在，因为人同时也是道德、宗教与美学上的存有者，後者才是构成人类存 在的终极价值。理应成为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本身却被资本积累的日常运作所凌越践踏 ，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对於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为何会凌越人类存在的价值理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中提供了一个饶富深意的论证：工具理性之所以凌越人类存在的价值理性，是宗教 因素，它让资本积累成为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象徵，换言之，工具理性之所以能转化成为 终极的价值理性，是由於的人们自我定义而成，人类在资本积累中找到他们皈依的终极价 值。 事实上，资本积累被转化为俗世的终极价值，有着比韦伯论证更为普遍的世界史意义。从 重商主义开始，「资本积累」一直都是民族- 国家发展策略的主要政治经济学逻辑。只是 这个终极价值不是由宗教母体破茧而出的自利动机，而是一种被想像成道德共同体的民族 主义，人们义无反顾地碾碎自我身心，奉献於国家的资本积累，以便在民族兴盛的英灵殿 中获得永生。 这一发展策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真实，战後所诞生的一百多个 新国家，大多是由战前的殖民地与次殖民地演变而来，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在形式上的 政治独立之後，追求脱离殖民地时期的经济依赖，达致真正的民族独立。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中，经济独立意味着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特别是上游的重工业，这也就构成了战後第 三世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基本发展理路。 ◎「以农养工」创造出的阶层化社会福利体制 作为一个大型但发展落後的农业国家，战後中国所采取的进口替代重工业化路线，事实上 也是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主流思想，只是中国的成就尤其突出。在 人口年增率2.4%的情况下，国民所得在第一个五年计画（1952-1957）中依然达到8.9%的 年平均成长率，亦即每11年国民所得达到倍增，其中农业产出与工业产出分别以3.8%与 18.7%的速度增长。战後的投资增长率由战前的5%陡增到20%，是同时期印度的两倍，大约 等同於1928年苏联在史达林时期的最高峰。 如此异於其他国家的超标积累率，依赖的是中国不寻常的农业剩余汲取，以便转移至工业 部门，形成一个後进农业国家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计画经济的基调，就是以牺牲农民， 来换取高度工业资本积累的城市工业∕乡村农业的二元发展。在国家高度汲取政策下，虽 然工人与农民一样处於所得过低的待遇，但是工人过低的现金工资是由相对优厚的社会福 利实物给付来补充。 在这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维持再生产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被分为三个阶层。首先是 国家机器的执行者，包括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人员，他们拥有高所得替代率的退休金，以 及优厚的公费医疗，资金来源由政府编列预算，全额财政补助。其次为城市工业部门的职 工，有相对完整的养老、医疗保险与住房、副食、教育等津贴。最後是占当时人口七成多 的农村居民，他们是重工业化高度积累的直接负担者，国家宣称农民可以用土地产出进行 风险防御，所以没有养老制度的设计，只有属於社会救助的「五保」制度（保吃、保穿、 保住、保医、保葬）。在医疗保险上则有普及式的合作医疗，维持基本水准的公共卫生与 医疗照护。城乡明显的生活差距使得国家必须在1958年实施户籍制度，将往都市移动的农 民污名化为「盲流」，强行将他们封闭在农村出生地，从而造成城乡之间所得与生活机会 的不平等。 因此，即使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交易在1950年代後期基本上已经被消除，但还是 得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进行重工业化资本积累，中国政府之所以必须在国内运用农工剪 刀差以汲取农业剩余，正是因为它必须藉此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工业产品。所以中国农民事 实上承受了双重的剥削，除了全球市场的竞争外，他们还必须忍受国家刻意压低到维生水 准以下的实物工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把生产工具由资产阶级垄断转变成国家 机器垄断，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对农民有着异於其它国家的高强度剥削 。为了将有限资源投入重工业化，有效的生产活动不是来自於市场的自由竞争，而是国家 指导下的纪律与顺从，有限的资源也不能用来改善民生，所以需要大多数人为国家民族做 更大的牺牲，以求得民族工业的尽早建立。 ◎中国经改的趋势，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 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成长率在今天一再地被歌颂，情形一如1980年代的日本。其实，以贫富 差距加大、私有化加剧、以及金融深化所带来的商品化伤害而言，中国经改反映的趋势其 实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在1980年代中期发动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如同Karl Polanyi所指出的 ，一个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自我组建的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 依赖国家机器这只看得见的手，强力介入，才能改造社会，使社会真正配合劳动力、资本 与商品的「自由」流通。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後，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主要关键，就是国家配合跨国资本，以城 乡差距拉动了地表上最大规模的移工群─农民工，以户籍制度维持阶层化的公民身份，使 得农民工在都市受到歧视性劳动条件的不平等对待，工资被看得见的手，制度性地压低到 「廉价」程度，由於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缴费与给付之间讲求严格的对应关系，因此工 资的阶层化直接代换为福利阶层化，去商品化的能力必须视被保险人缴费能力的高低而定 ，低工资的结果就是低保障水准的社会保险，因此农民的再生产成本几乎都由他们自己负 责，低工资与低福利就是中国劳工廉价的公开秘密，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闲人莫进」的剥 削机房。中国农民，这个维持计划经济高积累率的法宝，在改革开放後继续担任「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高积累率之踏脚石。即使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 到，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自由化造成的城乡差距，几乎无法逆转了。 ◎资本积累的安全阀：社会保障 从早期心虚的「市场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到中期遮掩的「姓社姓资，存而不论」， 以至於现今昂首高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张茵，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同 时也是东莞富商与富比士榜上的富豪，如今已经可以毫无愧色、甚至於受尽委屈般地说「 血汗工厂是遭人忌妒」，有些「新自由主义」学者甚至於强调，血汗工厂是中国的「後进 发展优势」。 但是Polanyi曾论断：「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於购买力大 小之唯一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2003年的SARS风暴终於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落後 的农村会带来整体发展上多致命的冲击，从2003年之後，中国政府就计画在城乡统筹发展 下，实施全民医保。在城乡医疗统筹规划的方针下，重庆市在2007年推出「城乡居民合作 医疗保险」，凡是具有本市城乡户籍的农村居民，和不属於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 城镇居民，包括学生（除大学生外）和儿童，以及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均可在户籍所在 地自愿参加这个保险。 「左派」学者对「重庆模式」高度评价，在薄熙来事件之後，崔之元也还坚持：「如果说 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徵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 国的发展势头」。在他的描述中，重庆的城乡统筹实验可以无条件地赋予农民工城市居民 户口，「使得他们在养老、住房、医疗、就业和子女教育上，享有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 待遇」。依照2010年重庆市政府发布的《关於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也的确计 画到2020年将市内的1000万农民转为市民，实现70%城镇化水平。 ◎重庆社会福利改革模式的困境 但是有些中国学者测算，这个计画如果实现，因农民迁入所需要的养老金支出缺口在2030 年，最高可能达到市政府财政总收入的22%，而原有城镇居民所需养老保险支付占8%。如 果再加上医疗保险，福利支出占财政负担的比例，很可能会超出欧洲福利国家水准。重庆 市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麽高额的财政负担来「结穷亲」吗？城里人愿意将「他们的」养老 基金跟这些涌入的农民风险共摊吗？福利提供是去商品化的消耗性事业，政府的财政投入 一定会降低重庆的资本积累速度，这是重庆市政府愿意接受的吗？ 现实上，重庆市政府并没有打算推动「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 2007年推出的「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最主要的特徵是，城乡合作医保将保险分成缴 费高低两个方案，高缴费者有高给付水准，低缴费则只有低给付水准。具有本市城乡户籍 的农村居民，和不属於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城镇居民，可以在户籍所在地自愿参 加低缴费的保险方案。从长远的规划理想来说，这种统筹设计是希望打破过去城乡二元的 格局，将城乡人口全部纳入单一的医疗保险制度里面。一个理想的状况是，给付水准较好 的高档医疗保险，可以持续吸引所得较高的农村居民与城镇非就业人口，从而扩大涵盖人 口，最终与城镇职工保险整合，达到单一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摊效果。在高档医疗保险实施 稳固下来之後，低档保险的给付水准就可以逐步上调到与高档相同。当然，低档的保险费 率也必须相对应地上调，如果因为参保低档的人都是所得较低的农民，那就通过社会救助 的方式，由政府直接补贴保费差额。 但是这个理想远景的实现，却必须有赖於一个关键性的条件，那就是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在 将来要能赶上城镇居民的水准，一个给付水准不错的较高档医疗保险，才能够吸引足够多 的农民缴交较高的保费来运作下去。但是，中间收入人口的比例上升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 展必须逆转改革开放以来所得差距扩大趋势，这才是中国改革真正艰钜的地方。 如果农民收入无法赶上城镇居民的工资增长的话，那麽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可能产生两个 结果。最直接的方式，是重庆市政府对数量庞大的农民进行财政补贴，但这就舍弃社会保 险财务均衡的原则，走向城乡统一的准公医制度，姑且不论重庆市政府的政策偏好，这种 计画所需要的财政能力即使是在毛主席时代，也是无法想像。第二种情形是下调保费（当 然给付也随之缩减），在高档与低档再划分出中间的档次适用於不同收入的农民，但这其 实是重复了阶层化福利体制的逻辑。它会巩固现今我们已经看到的福利阶层化现象，贫穷 的农民、农民工与城镇底层工人，是依赖国家补助的低水准医疗保险，拥有平均水准以上 所得的富农、正规城镇职工与三资企业员工，则成为第二档医疗保险的主力，最後真正高 所得的经济菁英则投向豪华的补充医疗。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 用国家专断的权力牺牲大多数低阶层人民的生活福祉，以求得超常速度的资本资累，这就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右派强调用国家专断的权力排除任何自由市场 的障碍，以达到最大积累；左派则强调用国家专断的权力「发达国家资本」，才能有计画 的达到高速资本积累。关於这点，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有颇为生动的描述：「咱们的 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 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 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 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现在 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 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余英时教授曾论断，原始儒家是立基在道统，对君主专断的权力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在汉 朝之後儒家逐渐法家化，原始儒家批判性的「仁义之道」被代换成法家「尊君卑臣」的君 主权力垄断。阳儒阴法的结果是，君王们可以用儒家仁义礼教的道德理由，遂行他们「赏 罚不测，群臣震恐」的权力专断，而知识份子则必须「与时俱进」、「曲学阿世」，为这 种传统中国权力差序格局构筑各式精巧的诡辩，成为附庸权力、「以经术润饰吏事」的绍 兴师爷。如果我们说这个「君」指的是一个无须人民同意的权力垄断集团，而「臣」指的 是底层农工劳动者，那麽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体现的，还是「尊君卑 臣」逻辑，进行重商主义式的资本积累，只是它现在的响亮的外号是「纳贡体系的历史复 归」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有兴趣参与台大工会运作者，请mail至工会信箱或工会脸书私讯) 台大工会信箱 [email protected] 台大工会Blog http://ntu-laborunion.blogspot.com 台大工会脸书 http://www.facebook.com/ntu.laborunion 台大工会日 每周三@二活921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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