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能不能用另一个角度看历史？ 当然可以 现在除了利用吴简进行研究的吴简文书学外 史学界有另一种角度，是检视〝历史记载文本本身〞 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书写，是研究历史记载的史书〝为何〞这样书写 这在日本学界有悠久的历史，日本学界在文书研究的基本功很紮实 因此在历史书写研究上开展很早 以三国史来讲，如津田资久的《『魏略』の基础的研究》、 《曹魏至亲诸王考—『魏志』陈思王植伝の再検讨を中心として》 就提出《三国志》里曹植在汉魏之际的历史形象是陈寿特意创造 曹植的悲剧与宗室诸王被〝冷遇〞 是陈寿经历晋武帝晚年朝野要求齐王攸辅攻，反对晋武帝令其归藩的舆论环境塑造结果 另外受当时贾逵、王肃所提倡宗室辅攻的《周礼》国家观影响 对曹魏至亲宗室的压迫，是司马氏抬头以後的政策 他的研究主要针对书写者〝本身〞当时的政治情势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当然，津田的立论根植於采纳《魏略》、《曹植集》 对《三国志》的记载相对不信任 这是看他论文需注意的部份 在中国，徐冲是这方面论述颇多的学者 他师学阎步克教授，曾赴日本学习多年 是研究魏晋南北制度变革与历史书写研究的新锐 此篇即是他梳理不同记载下的汉献帝的样貌 与历史书写背後的政治意义 https://bit.ly/37XLlNz 原文连结 -------我 是 分 隔 线--------- 一、从“山阳公”到“汉献帝”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三月庚寅，山阳公刘协死了。享年五十四岁。 此时，距离他将天子之位“禅让”给魏王曹丕的延康元年（220），已经过了 14年；距离他从关中辗转回到洛阳，又为曹操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建安元年（196），已经过了38年。 距离他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後被董卓强立为皇帝，则已经过了 45年之久。 人们很少意识到，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他成为了东汉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 的皇帝，仅次於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曹魏王朝为刘协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葬礼规格极高，由一系列具有严格等级意义的环节构成。 包括明帝本人素服发哀，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大赦天下，太尉以太牢告祠 文帝庙，向山阳国赠以册书，等等。 其中最有象徵意义的，无疑是“追諡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 如同山阳国的刘协之陵被命名为“禅陵”一样，“孝献皇帝”这一諡号，也有着 明确的政治指向，即汉魏禅代。 曹魏王权寄希望於諡号这一古老咒语的魔力，当人们口中念出“汉献帝”三字时， 他们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会再次得到肯定。 然而，从刘协“被即位”的中平六年（189），到他“被退位”的延康元年（220）， 其间历史脉络之丰富复杂，岂是“献帝”二字能够轻易覆盖？ 汉魏禅代是这“三十年战争”最後的历史结果，但这一结果是由其间无数人们以 无数行动交汇互动而成。 曹魏王权以“献帝”諡号象徵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仿佛从历史尽头回打的探照 灯柱，不失庄严耀目，却必辅之以其他历史参与者的黑化方能成就。 在之後的岁月里，“献帝”成为了刘协永恒的头衔。 翻看《隋书·经籍志》和中古史注、类书所引，除了一部《山阳公载记》， 《献帝纪》《献帝传》《献帝起居注》《献帝春秋》，乃至袁宏《後汉纪》和 范晔《後汉书》中的《孝献帝纪》，触目皆是“献帝”。 事实上，其中有作品成於刘协得諡“献帝”之前，甚至成于汉魏禅代之前。 换言之，这些作品都因“献帝”之称的流行而失去了原来的名字。 但是，就像《千与千寻》中汤婆婆给千寻改名也未能让她失去内心一样，这些作品 也没有因为被戴上“献帝”的帽子就改弦易辙。 尽管同样“因彼之名”，其实每部作品都有特定的书写立场充盈其中，背後则是作者 作为历史参与者的特定时空经验。 历史参与者当然不一定是亲历者，旁观者对历史的想像和再书写同样参与乃至 创造了历史。 换言之，这些作品又何尝不能看成是作者带着献帝去经历的一场时空之旅呢？ 只是焦点并非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 如同那些老套的剧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抢人大战中，曾经的强者最後只是赢了 一块“献帝”的招牌，原本微弱的声音却变得喋喋不休起来。 二、《献帝传》：曹魏国史配方 《献帝传》≠“献帝之传” 还是先从曾经锣鼓喧天的主流作品开始吧。 我们说的是《献帝传》。 这部作品不知何故未见载于《隋书·经籍志》，但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 中古史注中多有佚文留存。 因为书名中有一“传”字，多被学者归入魏晋时期繁盛一时的“杂传”之列。 可是现存《献帝传》佚文很容易看到不符“杂传”特徵之处。 面对这种矛盾，持“杂传”说者只好认为《献帝传》是一种没写好的“杂传”， 诸如“叙事冗长，结构散漫，也分散了对人物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云云”。 问题在於，或许《献帝传》本就无意於刻画献帝的个性品格。 换言之，《献帝传》这一书名，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部献帝的个人传记。 从现存佚文来看，这部作品的记事范围大致在中平六年（189）献帝即位至 青龙二年（234）以山阳公身份去世期间，与献帝生平相始终。 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史事，但这些史事与献帝的个人经历未必有直接关系。 举例而言，《献帝传》佚文中多次出现类似个人小传的文字，传主包括马腾、 沮授、秦朗等人。 马腾与献帝陷於关中期间的活动稍有关联，不过另外两位可谓全无干系。 沮授为袁绍谋士为人所熟知。 《献帝传》所见沮授相关文字，并非偶然言及，而是从“沮授，广平人。 少有大志，多谋略”这样类似列传起首文字，到官渡之战前後向袁绍建言 的详细内容，再到为曹操所擒後二人的往复对话，一篇完整的《沮授传》 呼之欲出。 这些文字显然对献帝“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并没有任何帮助。 “编年体+插叙小传”的复合结构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献帝传》的部分内容，又采取了编年体的形式。 试看如下佚文： 〝兴平元年（194）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於嘉为宾，加赐玄纁驷马。 延康元年（220）十月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 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 青龙二年（234）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 这种以干支记日起首的叙述方式，无疑属於编年体。 三条佚文涉及的年代，从陷於关中的兴平，到汉魏禅让的延康，再到死後安葬的 青龙，贯穿献帝一生的主要时段。 换言之，这一形式在整部《献帝传》中亦当贯彻始终。 《献帝传》中编年体内容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 而前述若干个人小传则与“列传”相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献帝传》就必然 是一部纪传体史书。 以编年体的基本体例与插叙的人物小传组成复合文本，同样可以容纳这两种基本结构。 类似复合的文本结构并非无前例可循。荀悦作于建安年间的《汉纪》即是如此。 《後汉书·荀悦传》称献帝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荀悦 自己在《汉纪序》中则说“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似乎《汉纪》 纯为编年。 实际上其行文中往往有插叙的人物小传。这一结构亦为东晋袁巨集的《後汉纪》 所继承。在这一意义上，《献帝传》可以说是名“传”而实“纪”。 由此看来，《献帝传》这部作品兼具严谨体例与丰富内容，颇有整体时代史的 气象，与“献帝的个人传记”这一来自书名的表面印象，其间的差距不可以 道里计。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三、“禅代众事”与曹魏国史修撰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220）冬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云云”一後段， 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值得仔细分析。 所谓“禅代众事”，并非仅指对汉魏禅代过程的史事叙述，还详细记录了在这一 过程中魏国臣僚、魏王曹丕与献帝朝廷三方之间所发生的文书往来，几近万言。 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以“禅让”模式实现的王朝更替的诸多细节，赖此方知。 感谢裴注。 简而言之，当时正式的禅代进程分为A—H八个阶段，每一阶段内部又包括次数 不等的若干回合。少则二、三，最多达到十三回合，很是考验後世读者的耐心。 阶段A、B是魏国臣僚先後据谶纬、符瑞劝进，魏王曹丕均辞让；阶段C是汉献帝 第一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劝进，魏王一让（“十三回合之战”即发生於这一阶段）； 阶段D是魏国臣僚再据符瑞劝进，魏王辞让；阶段E是汉献帝第二次册诏禅让，魏国 臣僚劝进，魏王二让； 阶段F是魏国臣僚再次劝进，魏王态度松动；阶段G是汉献帝第三次册诏禅让，魏国 公卿劝进，魏王三让，随後表示接受； 阶段H是汉献帝第四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上奏典礼安排方案，魏王令曰：“可。” 这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仪式”，是禅让大典的有机构成。整个过程环环相扣， 步步深入；参与各方以言辞和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完成了对汉魏交替正当性的论证。 禅代过程中使用过的这些文书，在曹魏王朝应是作为官方档案保存。 而《献帝传》以如此方式来书写这一过程，既说明撰者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材料， 也说明撰者是以内在於曹魏王朝的政治立场在《献帝传》中展示这些材料的。 换言之，曹魏王朝本身很可能就是《献帝传》的撰写主体。 只有这一主体才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以如此方式来书写汉魏禅代。 曹魏似乎未有为东汉修撰前朝史的计画，但“献帝时代”对於曹魏皇帝权力起源 的正当性而言至为关键。 包括这一时代在内的“国史”修撰工作在文帝、明帝两代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 最终在魏末司马氏主政期间呈现为王沈《魏书》这一成果。 王沈党於司马氏，他主持的《魏书》於魏晋交代诸关节“多为时讳”，常为後人诟病。 不过在书写献帝时代的部分，或仍继承了之前文、明时代曹魏王权的立场。 《献帝传》很可能是曹魏国史修撰工作中的一环，至少应有密切关系。 虽然这一书名的由来并不清楚，但其旨趣无疑与“献帝”二字在当时的政治 意涵一致。曹魏国史的配方，曹魏国史的味道。 四、《献帝起居注》：献帝朝廷绝唱 献帝时代≠建安时代 提起“献帝时代”，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建安时代”。 这不仅是因为长达二十五年的建安时代（196—220）占据了献帝时代的 大半，更是曹魏王权主导历史书写的结果。 翻看《三国志·魏书》即可感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成为了时代 秩序的转捩点。 此前的极致混乱衬托出此後政治秩序再建的不世殊勳，曹操的汉朝“功臣” 身份籍此确立，铺就一条通往曹氏代汉的禅让之路。 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的确充斥着种种不堪。从董卓入京强行废少立献， 到火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从王允、吕布合谋诛董，到凉州将李傕、郭汜乱战 关中，再到献帝历尽艰险的东归之路。 这些国人因《三国演义》耳熟能详的情节当然不是向壁虚造。 但对於亲历这一时代的政治精英来说，在凉州军阀的搅局之外，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 仍有不容轻易否定的积极一面。 如诸葛亮《出师表》所谓“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他们心中比较的主要 对象，并非之後的建安，而是之前的东汉桓帝、灵帝时期。 如所周知，在东汉後期，清流士人与内廷宦官的冲突成为时代主题。 前者所追求的，从仅仅反对“坏宦官”，逐步发展到从制度上彻底清除宦官这样的 激进主张。虽然历经两次“党锢”，清流一方一败涂地，激进政治理念的影响力却 不曾消退，以致于终将袁绍、曹操这样本出自宦官阵营的青年精英亦裹挟在内。 当宦官势力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中被戏剧性地整体消灭之後，即使 迎来了凉州军阀董卓主政的插曲，甫登历史舞台的士人精英仍对以新理念重构皇帝 权力念兹在兹。 这一重构进程与整个献帝时代相始终，并不因“建安”的出现而有所中断。或者 毋宁说建安时代也构成了这一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在政治秩序转换的意义上，说“汉魏革命”始於献帝时代而非汉魏禅让，恐怕 亦不为过。 “起居注”与皇帝权力的重构 幸运的是，正有这样一部作品，由献帝即位後的士人精英主导书写，并且在献帝 朝廷与曹操合流後仍未断辍，一直坚持到了建安後期；汉魏禅代之後也未被曹魏 国史完全覆盖，最终在中古史注、类书中留下若干残迹。 这就是《献帝起居注》。 《献帝起居注》的书名颇有辨析价值。如前所述，青龙二年（234）三月刘协死後 方被追諡为“孝献皇帝”。 一部成於汉魏禅让之前的书，自然不可能以“献帝”为名。 姚振宗《後汉艺文志》认为此书原名《今上起居注》，汉魏禅让後改称《汉帝起居注》 ，青龙二年刘协死後方改称《献帝起居注》，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隋书·经籍志》将《献帝起居注》列为中古“起居注”类作品之首，言其 “皆近侍之臣所录”，以区别于汉代女史所主的宫内“起居注”。 这一意见值得重视。《献帝起居注》叙事的起点是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 之变，比九月初一的献帝即位还要略早。 正是在此之後，东汉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整体上由宦官换成了士人。 新型“起居注”的创制，可能也是当时主导朝政的士人精英重构皇帝权力的一环。 《献帝起居注》全书早佚。从中古史注、类书所保留的断章残简来看，与前述有 整体时代史之风的《献帝传》风格迥异。 其书采用单纯的编年体体例，基本收敛於献帝时代皇帝权力展开的历史过程， 予人以强烈的“本纪”感。 献帝朝廷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在书中得到了重点记录。这不仅限於与曹操合流後 的建安时代，也包括了都许之前乱世流离中的诸多举措。 如献帝甫即位时“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 省尚书事”，就是在洛阳宫中的宦官群体被消灭後重构内朝体制的重要内容。 它并未刻意将献帝时代割裂为都许之前和都许之後两个阶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 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 显然，其书写者与曹魏王权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绝唱於何时 姚振宗《後汉艺文志》云，“按《起居注》，惟天子得有此制。献帝自逊位之後， 自不得再有《起居注》”，似乎暗示《献帝起居注》应终结于延康元年（220）的 汉魏禅代。 实际上并非如此。今天所见记事内容最晚的《献帝起居注》佚文，为我们提示了 更为复杂的线索。 此佚文见於《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所引：“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 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 这里所谓“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当为“建安二十一年”之讹。 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甲午朔，当月并无壬申日。而二十一年（216）二月辛未朔， 初二即为壬申。此时距离延康元年（220）十月的汉魏禅代尚有四年多。 这段时间是汉魏禅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最後阶段，中间还伴随着曹操的死亡和 曹丕的继任，大事频率极为密集，照理说可书者甚多。 然而今天所见《献帝起居注》佚文，确实看不到此後的内容。 考虑到这条佚文以“诏书绝”三字起始，意味着此後许都的献帝朝廷不再 能够以汉皇帝/天子的身份发布诏书，则《献帝起居注》很可能亦终止於此。 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作为献帝“诏书绝”的标志，有其深意在。 依照《月令》古典在重要时令颁布诏书，显示皇帝作为“天子”在和合宇宙秩序 时所发挥的神圣作用，是汉代皇帝的重要权力。 《献帝起居注》既云“不复行”，说明此前的献帝仍当遵循这一惯例，每年 “立春之日，下宽大书”，以显示天下正统所在。 选择以此作为“诏书绝”的标志，意在剥夺汉皇帝和合宇宙秩序的功能。 反过来说，这一功能当由魏公曹操来替代行使。同年二月廿四日，曹操在邺城 “始春祠”，适在初二献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之後。 此前的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建魏国宗庙社稷，置侍中、尚书、六卿； 十九年（214）正月，魏公始耕籍田；三月，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并置典刑的理曹 掾属。 此後的二十一年三月，魏公又亲耕籍田；五月，进公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四月， 命魏王设天子旌旗；十月，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汉魏禅代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王朝更替方案，在这几年中已经处於紧锣密鼓的步步为营 状态。 在曹操身份逐步“去臣化”的同时，汉皇帝的各种制度性权力也逐步被魏公/魏王所 替代行使。 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壬申的“诏书绝”乃至《献帝起居注》的终止应也是其中的一环。 毋庸赘言，其终结者，正是即将完成“去臣化”进程的曹氏一方。 五、范晔《後汉书》的献帝书写 范晔笔下的伏后诀别 前文从《献帝传》和《献帝起居注》的佚文中辨识出了曹魏王权与献帝朝廷两种 声音。 虽然後者在都许之後就逐渐被前者压制以致於销声匿迹，但二者无疑都从属於特定 的政治势力。 在他们为献帝设定的旅途中，献帝本人虽然戴着略有不同的假面，穿着略有不同的 华服，重复发出略有不同的话语，作为“道具”的身份却是一致的，可谓另一种 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我们有机会听到献帝自己的声音吗？ 纵然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旅行路线，可是否有人能在途中记录他个人发出的声音， 而非类似“玉音放送”的台词？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 建安十九年（214），献帝皇后伏氏家族谋反事发，曹操派尚书令华歆勒兵入宫 收捕伏后。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脑中大概都能立刻浮现出相关画面。 事实上其时伏後与献帝间的对话，早已在范晔《後汉书·献帝伏皇后纪》中长久回荡： 〝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顾谓郗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 一个极具冲击力和画面感的告别。 在这里，献帝不再是那个为曹魏王权或献帝朝廷尽责表演的完美傀儡，而是发出了 面对悲剧命运的挣扎之声。 短短三句话，在为献帝博得无限同情的同时，也将“汉贼”的十字架牢牢钉在了 曹操的背上。 感动之余，还是应该想想这声音来自何方。 毕竟范晔撰《後汉书》已在献帝之後两百余年。如刘知几《史通》评论所言 “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范晔的独断体现在他的取材 整合，而非凭空杜撰。 上述伏后诀别段落，事实上一见於东晋袁宏《後汉纪》，二见於西晋张璠《後汉纪》， 三见於吴人所撰《曹瞒传》。 追溯史源的结果，居然来自曹魏的敌国孙吴一方。 《汉晋春秋》与《献帝春秋》的谱系 同样性质的声音，在《後汉书·献帝伏皇后纪》中还出现过一次。在叙述献 帝都许“守位而已”、“其余内外，多见诛戮”之後，献帝对入殿中朝见的 曹操说： 〝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 以天子之尊对曹操如此言说，即使只是傀儡，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何况地点是在 许都献帝宫中。 曹操听後果然“失色，俛仰求出”，出宫後“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後不敢 复朝请”。 这段文字尤其是献帝之语凸显了为曹操所胁的天子之窘迫，但又残存些许自尊， 与其後伏后诀别之际的无奈悲愤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叙述，应是出自同一种立场的 书写。 显然，作为当事人的曹魏一方和献帝一方，都不是作者。前者不会如此黑化自己， 後者即使想写或者已经写了，也没有机会留下来。 范晔的上述文字可能袭自习凿齿《汉晋春秋》。 《太平御览》卷九二《皇王部·孝献皇帝》保留了一段与范书所述（自“献帝都许 ，守位而已”至“自後不敢复朝请”）几无差别的文字，注明来自《汉晋阳秋》。 如所周知，习凿齿在东晋中期撰作的这部作品，一反西晋时陈寿《三国志》以曹魏 为正统、蜀吴为僭伪的立场（这也是西晋的官方立场），以蜀汉为继承东汉的正统， 曹魏则变成了非正统政权。 上述文字背後的政治立场与习凿齿这一是蜀非曹的正统观正相一致。 实际上《汉晋春秋》也是有所本的，即《献帝春秋》（相关佚文见於《说郛》 卷五九）。 此书为孙吴袁晔的作品，因多载传闻，被裴松之斥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 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晔）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 可以想见，这种借献帝之口渲染曹魏王权之非正统的小道故事，最为敌国朝野所 津津乐道。看似出之於献帝个人，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台词”而已。 六、颠倒之旅 对“献帝旅行记”的梳理暂告一段落。 可以看到，旅程自献帝即位就同步开启，由士人精英创制的《献帝起居注》， 陪伴了献帝的西迁与东归。 建安元年（196）与曹操合流後，一方面献帝朝廷的声音被逐步压制，一方面 曹魏王权开始主导对献帝时代的历史书写，汉魏禅代後更是以修撰国史的方式 加以强化。 《献帝传》即诞生於这一进程中，与明帝青龙二年（234）献帝死後諡曰“孝献”、 陵曰“禅陵”互为表里，共同组成了谱写曹魏王权正当性的庄严和声。 然而魏晋禅代之後，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 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 信号。 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 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 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 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後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 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於这场迟到的 “复仇”。 搁笔之际，不禁玄想，若可造访过去，你希望去看看哪个历史时刻的献帝呢？ 我的答案是兴平二年（195）十二月庚申。 在那个寒冷冬夜，东归的献帝朝廷于弘农曹阳亭为李傕、郭汜军所追及，惨遭屠戮。 献帝一行狼狈爬下十余丈的黄河高岸，方得登船北渡。其余不得渡者甚众，争相 赴水攀船，据说“船上人以刃栎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面对一船公卿、后妃与残指，回望渐行渐远的高岸屠场，那个惊魂未定的少年天子， 或曾有过转瞬即逝的本色流露。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来自: 36.234.134.125 (台湾) ※ 文章网址: https://webptt.com/cn.aspx?n=bbs/SAN/M.1580787408.A.F29.html ※ 编辑: asdf95 (36.234.134.125 台湾), 02/04/2020 11:44:11 这不是讨论可信度 而是讨论书写者本身取样的过程 内容有发生，但要如何编写是门艺术 同样一件事，作者从不同角度去写 给人的感觉会差很多 比如〈赵正书〉与《史记》对李斯同样一件事的记载 赵正书较为同情李斯，史记则是持批评的态度 所写出来的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差异很大 《後汉书》的内容毕竟离三国有段时间 范晔在编写过程中，一样有他的取材选择 最明显的一例就是荀彧之死 《三国志》语焉不详 《後汉书》则是直书是曹操逼死 後汉书采信《魏氏春秋》，不采《献帝春秋》 都是曹操逼死荀彧 《魏氏春秋》跟《献帝春秋》对荀彧的态度天差地别 反映作者当时所处的政治对他们下笔的影响 ※ 编辑: asdf95 (36.234.134.125 台湾), 02/05/2020 18:3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