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年爆发的黄巾之乱，过往都强调主要是167、169年两次党锢之祸後，灵帝与 宦官集团的政治乱象引起的，虽然也都会提到水旱疾病的因素，但似乎少有申论 天灾意义的论述，本文试图从自然灾疫的角度，探讨黄巾之乱的自然因素，以及 汉末太平道运动的本质。 想法的动机来自於许倬云在《万古江河》提到，汉武帝之後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 主因，是为了逃避瘟疫和赋税，因此造成东汉时代南方（华中长江流域）汉人的 高度增加，当中特别写了这麽一段：「汉人在北方的人口，移向南方的最大一波 ，很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纪晚期到公元二世纪初期。这时候北方有相当多的瘟疫流 行，许多北方汉人往南方逃亡。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在北方管理严密的行政组织 之下，老百姓不能逃避税赋，而他们迁移到南方，就可以远离政府的控制。」 这不禁让我思考，当华北发生大瘟疫的时候，人民除了逃往南方以外，还会有什 麽反应？套入许倬云喜欢提到的两汉城市网络体系，以及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提出 的东汉後期「豪族领主化」（又称「私权化」）运动，又会有怎样的结果？ 在许倬云的理论架构下，两汉的华北人口集中居住在郡县的城市附近，彼此延着 交通干道联络，政府的控制力与抽税能力，就集中在这些人口集中点当中，因此 当华北发生水旱疾病的大天灾时（特别是大瘟疫），城市就成为瘟疫藉着交通线 传播的首当其冲受害者，这时候城市人口为了躲避瘟疫与灾害，如果不是躲到远 离城市的离乡聚或豪族在城市外开垦的庄园中，就是延着交通线往大城市移动， 寻找粮食与生存的资源，成为所谓的「流人」，也就是政府需要头痛去安顿的对 象。 汉灵帝时代的统治特色，除了宦官乱政党锢之祸以及特多的乱事之外，就是族繁 不及备载的天灾疫病，光是在《後汉书 本纪》中出现的「大疫」记载，在安、顺 、桓、灵各约统治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安帝出现两次、顺帝一次、桓帝两次、灵帝 时却出现了五次「大疫」的记载，而且安、顺、桓时的瘟疫多是地区性，灵帝的五 次大疫却似乎是全国性的。另外在汉献帝时代的三十年中，本纪却只记载了一次「 大疫」，那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让司马朗（司马懿兄）和剩下来的五个建安 七子全部死光的大瘟疫，曹植在《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 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可见会记载在本纪的「大疫」，是多麽严重的灾害，而这样的大疫，在灵帝时 就发生了五次，其中四次，就发生在184年黄巾之乱的前十四年中（灵帝168~189年 在位）。 171年、173年、179年、182年发生的大瘟疫，以及177年的大旱灾与七州蝗灾，很 可能就是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张角自174年开始在华北传教授徒，传教十年後， 才在184年发动黄巾之乱（「十余年闲，(张角)众徒数十万」）。而根据《後汉书 杨赐传》所记载，张角的三十六万信徒大部分是「流人」组成，所以根据张角以符 水治病传教的特性，太平道的信徒应该几乎都是因为大瘟疫受害而信奉张角的。聚 集在北方冀州、兖州与南方南阳、豫州的黄巾贼，应该大部分是流动的流民，还带 有家小与数万辆的车重物资（「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而其他非流 民的信徒，则该是地方有势力的豪族。张角与弟子该有真才实料的医术，才能得到 众多信徒的信奉，像後来孙策时同样以符水治病的于吉，孙策之母就说：「于先生 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所以张角虽然不是一定能救活全部的瘟疫病 患，但相信该有为数可观的人获救，才能够号召这麽多的人信奉他。 根据《典略》：「初，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 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 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 不愈，则云不信道。(张)修法略与角同，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 可见不管是张角的太平道或是张修的五斗米道，传教的方式都有些类似基督教，强调 病人因自我的「罪行」与「过错」（似基督教的原罪说）而遭受疾病之苦，要病人自 我反省认罪，从此喝下符水信奉道教之鬼神，追随教主而得重生。《典略》後面还记 载五斗米道要信徒在思过认罪之後，要把自白书写成三份，「其一上之天，着山上， 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可以想像太平道也该有这样的自白书手 续，而如果传教对象是豪族主，张角与手下的道师就可以把这样的自白书当做威胁豪 族主的把柄，若豪族主叛教，张角可立刻把自白书上的罪行泄漏给官府或敌对豪族， 如此以灭族之祸威胁豪族就范。另外宫崎市定认为太平道一定有交通运输集团的帮助 ，才有办法在南北各地规划同时举事，这也是合理的推论，负责交通运输的下层行商 ，为了经商平安和祈祷不染上传染病，信奉具有阴阳五行色彩与互助性质的太平道， 也是合情合理的行为。 灵帝时五次大瘟疫，除了直接促成黄巾之乱以外，大瘟疫使得城市人口离散躲病， 政府控制与抽税的人口大减，造成严重的财政问题，灵帝除了卖官与强逼官员交钱 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剩下的税额负担，强加在剩下的编户头上，於是造成恶性 循环。黄巾之乱巨幅加重财政负担，加税结果又造成更多叛乱，黑山、白波、青徐 黄巾、豫州黄巾等乱事，大概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吧（《後汉书 五行志》「张角作乱 称黄巾，遂破坏。四方疲於赋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 最後，应该提到的是，灵帝时代大瘟疫的世界性意义。灵帝168~189年的在位期间， 约略是西方罗马帝国的五贤帝末任帝马卡斯‧奥理略（161~180年在位）以及其子 「暴君」康莫德斯（180~192年在位）的时候（两位罗马皇帝皆出现在电影《神鬼战 士》中）。罗马帝国在在奥理略後期166年长期流行大瘟疫，严重打击罗马国力， 光义大利就病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依靠奴隶生产的帝国经济与财政也出现巨大问题 ，奥理略甚至要把皇冠拿出来拍卖，才能免强度过财政难关，可见当时经济困境是 如何严重。 由此可见二世纪晚期的大瘟疫，在东方中国造成黄巾之乱与各种乱事，最终使汉朝崩 溃了；而在西方罗马帝国则使得黄金时代的罗马和平瓦解，进入内乱战祸不断的百年 战乱期。这样的东西连带关系，大概就像1348到1350年西方发生的黑死病，在之後总 共杀死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而中国则在同一时期的元顺帝至元时期（1341~1370年 ），发生一连串的疾病水旱（1344年朱元璋家人全部因瘟疫而死），最终使得元朝崩 溃，明朝代兴；或者就像十七世纪上半（特别是一六三○年代）全球进入小冰河时期 ，造成欧洲1618到1648的三十年战争，摧毁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日不落国」的地 位，而在中国则使得明朝崩溃，在流寇与满清内外交困下灭亡（年监大师布劳岱之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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