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向明先生曾有大作《说正》一文在《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8月30日）发表， 其开头说：《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写司马昭宴请刘後主一段描写虽然十分传神， 但却“疑心这是小说家笔下虚构，把阿斗写得如此不堪，活像耍猴……於此可见， “乐不思蜀峩只能是罗贯中先生的杜撰”。 　　这个结论下得未免有些武断，事实上它并非出於小说家的杜撰，而是明显取自 《三国志‧蜀书‧後主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一段文字。对此， 吴小如先生在《定讹传信二题》（《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27日）一文中已予指 出：“《三国演义》记刘禅事有依据……所描绘的内容说它有艺术加工成分则可，说 它是小说家虚构则近于深文周纳。”“桂文论证甚有见地，而开头一段难免被指为白 圭之玷。” 　　本来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的讨论至此已可结束，孰料桂先生颇不以为然，只 承认自己的文章仅仅是一处“疏忽”，认为吴先生说“深文周纳”和“白圭之 玷”显然是言重了（见《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0月25日《答吴小如先生》）。 噫！是何言也？窃以为“深文周纳”近於言重，而“白圭之玷”则难辞其咎。夫 白圭之玷者，白玉微瑕之谓也。吴老先生的指教是很诚恳的，即使算作批评也是 很算宽容，而桂先生竟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还在主观上很可笑地认为自己文章 存在的缺点是比“白圭之玷”还要不值一提的“疏忽”，真不知道为何如此糊涂 不堪？疏忽导致的後果有大有小，大者可以“全军覆灭”，而桂文的一处“疏 忽”确乎类似此种疏忽，显然这是疏忽不得的“疏忽”——试想，如果立论的根 据是虚假的，其结论还能站得住脚吗？ 　　众所周知，读书一般都要读注，这是最起码的方法问题，何况裴松之的《三 国志》注比起一般史书的注释来更有其特殊之价值，它的资料之罕见和信息之丰 赡，可以补充《三国志》正史一味求“简约”而导致的诸多不足，因此更不能“疏 忽”不读，从章太炎到毛泽东都指出了这一点（见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 报》），否则就很难写好与《三国志》研究有关的文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倘若不是没有读过裴松之注，那麽明明知道有《汉晋春秋》的记载，为什麽不重 视这一资料并且很好地加以引用和研究呢？明明已经有人着文指出这一点，却又 不肯虚心接受，这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 　　上面两点疑问只是题外之话，我很不愿意说出作者会存在读书的方法和做学 问的态度的问题。但是，由吴、桂两先生文章的引发，却使我想到应该顺便小议 一下《三国志》裴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的“关键”。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约完成於宋（南朝）元嘉六年（429），其时离开 陈寿去世130余年。作注所引用的资料多为魏晋人着作，且多达200余种。裴松 之对这些引用的资料，按其《上〈三国志注〉表》所述，采取了四种方法：一、 “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 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 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从这 四种处理方法可以看出，裴松之对所引用的资料相当谨慎，并且时时注意以真实 为其出发点。而上引《汉晋春秋》一条，裴松之并未下注指出它的乖谬之处而加 以矫正或论辨，可见其史料基本是可信的。 　　再从其引用的史料与范晔《後汉书》中相同篇章的比较看，如袁绍、袁术、 刘表、吕布等传记，除了详略而外，几乎没有不同，由此亦可见出其真实性。例 如：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冬，袁绍与公孙瓒合战于广宗界桥。绍令部将麴义 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大败公孙瓒所部兵三万。绍闻瓒已破，於是发鞍息马， 不为设备，仅留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守卫。不意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 绍数重，射矢如雨。绍部属田丰护其逃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 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乃促使诸弩竟发，多射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 退。会麴义来迎，瓒骑乃散，绍因得免。 　　这一段历史，《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前後用约400字以 述之，而《後汉书‧袁绍列传》也同样记述了此一史事，资料显然来源於前者， 而所?事件之经过、人物及其语言完全一样，唯详略有所不同（後者仅用250 字）。由此可见裴注所引史料的价值。这一类例子很多，为节省篇幅，恕不一一 说明。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於讲《三国志》裴注就没有因作者“嗜奇爱博”而带来 的负面效应，如“颇伤芜杂”、“凿空语怪”等。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已经列举引用《搜神记》、《异林》、《列异传》等志怪小说“凡十余处，悉与 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舣”的现象。事实上，笔者经过粗略批校， 引书中此类情况远远不止10余处，仅《吴书》引《搜神记》就有7处。另外如 《蜀书‧先主传》、《蜀书‧麋竺传》、《吴书‧士燮传》、《吴书‧吴范传》等皆引 葛洪《神仙传》（此为《提要》所未述及）。而《蜀书‧先主传》引《蜀本纪》 曰“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精也”；《吴书‧吕岱传》引《交广 记》曰“其人後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以及诸 书所引《越绝书》、《抱朴子》等中荒诞不经之处所在多有。但是，一方面在 200余种引书和接近《三国志》正史的容量中，这些基本上影响不了它的史料价 值；另一方面引书的性质原本不同，更不可视为一类，混为一谈。正如《提要》 所评价的：裴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略。又多首 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 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其中，转相引据得最多的当首数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其重要的乃在於“转相引据”，而非论者所谓的 “虚构”或“杜撰”。 转录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01月22日） -- -- ┌┐ ˍˍˍ◢︽◣ ／▔▔▔▔▔▔▔▔▔▔▔▔▔▔▔▔▔▔▔▔▔▔▔▔▔▔▔▔▔** 　 * └┬┬┬█ ＼＿＿＿＿＿＿＿＿＿＿＿＿＿＿＿＿＿＿＿＿＿＿＿＿＿＿＿＿＿* * * *┌┴┴┴◤ 先知靠的是学前人的智慧，而後知则是仅仅八个字 ▔▔▔◥︾◤ 前事不忘，後事之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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