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qingyun.com/column/zhuanti/3guo/3guo01.htm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 ——从刘备托孤与《出师表》及北伐看诸葛亮其人 □ 碧血汗青 　　西元223年，在连连遭遇了东部咽喉重镇荆州于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 被夺取，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身亡及夷陵大败等一系列重大 挫折的蜀汉昭烈帝刘备，於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 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 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 ，属以後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 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 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後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 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後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 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後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 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 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 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 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 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 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後来的 “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 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 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 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 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 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後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 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 ，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紮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 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後，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 。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後众心知有所 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後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 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於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 在前，後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 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於前。 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麽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说 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 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托付诸葛、李二人 ，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 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的：占主导 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的东州集团，本地的益州集 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於 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 题。 　　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 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 想到自己身没以後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 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 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 了。不管怎麽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 。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後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 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 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於劣势。所 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 刘备入主成都以後，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 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 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麽建树的机会，因此 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 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1）。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 ，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 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 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 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 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 升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 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 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 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 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 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 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 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而“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 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2）， 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 身没以後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要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 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 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二个托孤重臣，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应该居於首都成都，尤其李严 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死时蜀 汉与东吴处於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麽在蜀汉与东吴 在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4）後，还是将李 严这麽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 置於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於建兴 四年春李严却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利中 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 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 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後逐渐被人遗忘。而他还不至於也不会 敢想去自立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从他後来曾“更成大城 ，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3）的举动来 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利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那只好退而求 其次“以王郡之巴州”，当然相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 这也许仅仅是他一种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但是不管怎麽样，这 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 这一点的，蜀汉举国上下惟诸葛公一人而已。 　　他们二个照後世的称谓，乃是“顾命大臣”，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 位以及权利分配上讲，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 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李严就被已经撇在了一边：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 巨细，咸决於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勳。”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同是托孤重臣，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现在晋封乡侯，并且开府、 领益州牧，其中的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 ，并成为了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 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勳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 得多了。 　　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从诸葛亮那 篇被後世百般推崇的《出师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 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地时常对後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咄 咄一副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廷权利斗争的激烈状况。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後 话锋一转道：“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 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 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 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 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後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 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 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後的幕府来管，不用 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 ”了，那麽“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德”，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 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 “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见诸葛丞相罗列了这麽多不答应之後会产 生的罪状之後，刘禅大约是不敢不应的。这些话更像是一个上司在教训 属下，那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然而却是出自诸葛亮这样一个被 後人推举为千古第一人臣，被称为“一身唯谨慎”的臣子之口，难道不 奇怪麽。 　　只是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事体交给他的幕府处 理後，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说只要 “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皇室 保卫的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刘备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 特任掌内事”，在进成都後升为翊军将军，翊，卫也，依然是刘备的头 号保镖统领。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虽 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是联系《出师表》的前後语义和当时 形势，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其他目的在内。“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 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此 话又显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说谁，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也 是拜诸葛公不设史官所赐。 　　说起这个，我想以诸葛亮之“达於为政”，思维之周密和“杖二十 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国不置史”的 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後果，是蜀亡以後作为蜀汉着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 陈寿，奉命修编三国史，但即使是在当时人修当时史的情况下，也惟有 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资料严重匮乏，许多着名和重要的 人物无法单独作传，而导致仅仅只修了一卷而作罢（5）。倘若说在刘 备手上是因为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麽在刘禅当政後这麽长的时间 内，无论经济和政权稳固度都大大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 、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 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周”这样简 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多少 会更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诸葛亮当然也 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後朝中的人事问题。“侍中、侍郎郭攸之 、费禕、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 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 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後 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 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提出在他离开成都後，要後主“事无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的人选，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荆楚集团的骨干，东 州和益州人士一个也没出现。尤其是李严，作为这样一个和诸葛亮并列 、“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这件关乎国计民生 的军国大事上未能有一点说话的机会，而在诸葛亮不在的情况下，也理 应是由他来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诸葛亮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後朝 中主持工作人选的表章中，连提都没提他，不管从那个角度而言，这都 是不正常的。而诸葛亮所谓的“亲贤臣”，要刘禅亲信的郭攸之、费禕 、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李严、 费观、何宗、王谋（6）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 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於这几位侍中、侍郎，不 提他们于情於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诸葛亮这样做绝非是偶然的。 　　在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淩驾於众人之上的位置 上的，一直以为蜀汉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7）。同时相信他也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和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 是利用李严来制衡他。因此为了保证他对蜀汉政权的操控性，他是绝不 会允许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来进入权利中心 和掌握军事实权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严进入成都这个政治权利中 心外，已经在开始北伐前又进一步地发动了削弱李严的实质性行动。 　　在前面我说过，诸葛亮在北伐前并没有机会在军事上一展身手的机 会，始终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现他的才华，刚刚结束的南征，由於对手 是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也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军事上的声誉。而在 他发动北伐後，魏国“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 略无备预”的反应，也说明了曹魏根本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对手 来考虑。因此诸葛亮发动北伐，固然有蜀汉政权在战略上的需要，但在 面对着李严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有很强能力、二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对 手，以及朝中一批对他并不心悦诚服的政治势力时，还有着其个人在政 治上的强烈需要。 　　诸葛亮在发动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後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 由为名，向李严提出了要李严带驻紮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 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实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成为由诸葛亮统 帅的北伐军中的一支，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那麽他这 个被刘备定为“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将就此彻彻 底底地丧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实力，李严是很清楚这样的後果 的，於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诸葛亮的要求。而诸葛亮在对此事的处理上 ，就相对显得比较无力。因为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 线重镇，和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 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理由。 　　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李严这个时候不但拒绝了诸葛亮这一要求，还借 机发起了反击。他乘势提出将蜀汉东线的巴、巴东、巴西、涪陵等五郡 组成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 　　早在建兴元年，诸葛亮就已经“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 此後“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而作为仅次於诸葛亮的尚书令，又是 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却只被授了一个光禄勳的虚衔，并被弃於远 离权利中心成都的江州，这样实际产生的後果，就是导致象北伐这样大 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他这个被刘备遗命“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说 话和发表意见的份。因此他以这样的举动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并提出 了在政治上享受与诸葛亮“领益州牧”那样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为巴 州刺史。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设置巴州并由李严任刺史，那等於将整 个蜀汉东部都划进了李严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尚书令的李严，就可以与 诸葛亮这个丞相兼益州牧在各个方面都平起平坐了。他的这一要求，按 照他当时的身份和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应该说是正当的、并不过分的 。只不过作为诸葛亮而言，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但此时他却 又拿李严毫无办法，因此不得不将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暂不再提起将李 严与江州部队调往汉中的事情（8）。 　　李严第一次发出的对他被压制的抗议，使得蜀汉政权两个托孤大臣 之间首次冒出了公开的、不和谐的声音，这也使诸葛亮进一步意识他在 蜀汉政权里的地位是有威胁的，东州、益州集团的势力不可小觑。因此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现出来那些耐人寻味的举动，以及对刘禅所说 的如：“郭攸之、费禕、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 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後汉所 以倾颓也”这些话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表现 出当时蜀汉政权内部的权利斗争开始激烈起来。 　　建兴六年春，这场由诸葛亮筹画已久的北伐终於开始，但却由於诸 葛亮亲点的先锋马谡严重缺乏实战经验，所统帅的数路大军被“识变数 ，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9）的曹魏 五大名将之一张合，轻易於街亭一带先後击败，导致这场诸葛亮策划的 蜀汉政权首次北伐不但整个无功而返，而且还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做为被诸葛亮亲自提拔的先锋大将的马谡，当时并没有象广为流传 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後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後被 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後，还没来得及执行，就於狱中病故。马 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 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赋闲达二十年之久（关於此事见拙作《诸葛 亮没有杀马谡》一文）。可以这样说，首次北伐失利使荆楚集团和诸葛 亮都开始面临刘备死後的最严重的打击和考验，而这次危机的源头，完 全是源自於诸葛亮的刚愎自用。 　　在此次选拔北伐先锋人选的问题上，诸葛亮充分表现出了他性格当 中刚愎自用的一面。刘备临终前，或许是由於知道马氏兄弟与诸葛亮的 亲密关系，因此曾特别提醒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 其察之！”，然而在刘备去世以後，“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 见谈论，自昼达夜”，可见诸葛亮并没有把刘备的告诫当回事，说严重 点，此举甚至可以说是“背主”行为。而诸葛亮的一意孤行，将魏延、 吴壹等宿将弃之不用“违众拔谡”的举动，也是可以想见会让这些人很 不高兴的（10）。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战果，这些问题自然是烟消云散不成其为问题的 ，然而此次北伐不但无功而返，还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问题便显得格外严重起来。 　　首先，诸葛亮要遭受来自魏延、吴壹等这一干军队中实权派们的质 问，为什麽先帝明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还 要违背先帝意旨、不用我们而“违众拔谡”；其次当然是来自朝中的政 治对手李严等人的诘难。 　　以李严等人为首的东州、益州集团，一直遭受以诸葛亮为首的荆楚 集团的排挤打压，在这次北伐整个过程中，身为“统内外军事”的托孤 大臣李严甚至未能有一点点发表意见和起作用的机会，虽然他不至於会 对这次完全由诸葛亮策划和指挥的北伐进行掣肘和为难，但对於这样一 个难得的、有可能彻底打跨诸葛亮和荆楚集团的机会，他们显然不会轻 易放过，必定会乘机大做文章。 　　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贬：“臣以弱才， 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 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 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然而他也知道仅仅是 “授任无方”、“明不知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摆脱李严、甚至於 是魏延、吴壹等人的责难的，因此另一方面诸葛亮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承 担这次由他全权指挥的北伐战役失败的责任，以便给自己一个脱身的机 会，而这个机会显然就只能来自于马谡。於是其後果终於、也只能是“ 戮谡以谢众”，诸葛亮则贬为右将军，但是却依然“行丞相事，所总统 如前”（11）。关於此次事件中马谡被杀这个结果，我以为正是诸葛亮 本人造成的，马谡做了他的替罪羊，成为了政治权利斗争中的牺牲品： 　　1，正是诸葛亮背刘备遗命而 “违众拔谡”，其罪在先； 　　2，这次北伐是由他全权指挥，虽然马谡在街亭有“违命之阙”，但 而後的行动中却还有“箕谷不戒之失”，这个总不能也怪罪马谡吧，因 此追究起来还是他“授任无方”“不能训章明法”，完全委过於马谡有 失公允； 　　3，马谡虽然“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合所破”，然而有所谓“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做为一个前线指挥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 即使战败也罪不致死。 　　4，最後一点，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诸葛亮从来都不是象 人们所称赞的那样执法公允而严明的，他的执法严明是要看物件和是否 有政治需要的，也绝对没有任何所谓的公允可言。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曰：“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 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 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 。’亮答曰：‘主公……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 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法正仅仅因为 睚眦之怨就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在蜀郡作威作福，而诸葛亮面 对他人的举报和要求他去请求刘备劝阻法正滥杀无辜的建议时，却连对 转达的请求都一口回绝，甚至进而还说，既然法正能让刘备“翻然翱翔 ，不可复制”，那现在为什麽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这又那里是一个 执法严明之人所会说出来的话，分明是一个惯於予取予夺之人的口吻。 因此我说在马谡的生死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要是有可能，是完全有能力 和权利让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去顾虑什麽执法严明的形象问题， 因为在他而言，所谓的国法军法要不要执行，纯粹取决於被执行物件的 重要性和是否有执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於物件事实上有没有过失和 犯罪。 　　作为一名与诸葛亮过往甚密处於权利中心、又熟知军政事宜的谋士 ，马谡当然是知道他这一败在政治、军事上的後果的，也清楚这样的结 果将会给诸葛亮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带来的危害，同时也更深知诸葛亮的 为人，相信这才是他畏罪潜逃的原因所在。因此在狱中他才会在给诸葛 亮的信中这样写道：“原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於此，谡 虽死无恨於黄壤也”（12），他援引“殛鲧兴禹”这个典故和使用“使 平生之交不亏於此”这样的语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也无 疑表明了他希望能以他承担罪责这一举动，来换取让诸葛亮躲过对手攻 击，再继续主导蜀汉政权的局面， 　　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诸葛亮为什麽不顾蒋琬等人 的一再劝阻，甚至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丞相参军李邈进行处罚，坚持要杀 、惟恐杀不成的态度。其实，以诸葛亮和马良、马谡兄弟同为荆楚集团 骨干的关系，平素又称兄道弟的亲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於执法需要 而无奈斩杀马谡，那应该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心怀感激才对，但事实上 他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厌恶，并不惜进行行 政处罚： 　　“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 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 　　——《三国志》《蜀书》《李邵传》， 　　由此可见他一再坚持要将马谡处死，而在判决马谡死刑时却又“为 之流涕”，马谡死後又“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的态度，绝不仅仅 出自与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 这些原因导致他非杀马谡不可，而且还惟恐杀不成。 　　实际上，真正可以导致马谡被处死的罪状，乃是马谡畏罪潜逃一事 ，但在诸葛亮请罪自贬的表章中，对此事却一个字也没提起，这也正是 诸葛亮的厉害之处。因为他要让马谡来承担北伐失败的主要责任，要是 马谡是因为畏罪潜逃而被处死，显然在北伐失败的问题上，诸葛亮所需 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这一来对他自己所做的处罚就会显得轻了 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带来的这场政治危机，因此他对此一字不提。而 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马谡之死，暂时解脱了这次可以危及他 本人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危机。诸葛亮挥泪斩马 谡，在我看来完全不象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执 法严明过於孙武的例证，相反联系他纵容或是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 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矜而又老於政治手腕，做为一名权臣在政坛 上善於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一面。 　　诸葛亮虽然借马谡的人头暂时成功地摆脱了这场军事和政治上的危 机，但是他既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也没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稳固自己 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他非但没有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还给李严等 在军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记录的对手以及象魏延、吴壹这样军中的宿将们 ，留下了对他军事能力进行质疑的把柄。因此他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没 有达到，甚至还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鉴於此，无论是出於他对蜀汉政权战略判断上得出的需要，还是 出於他本人的政治需要，诸葛亮都必须再次开始北伐来摆脱这样的局面 。北伐虽然是诸葛亮主动发起的，但街亭之败却犹如启动了一辆连他自 己也无法使其停止的战车，使得他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跟着、而不是 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将他此後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紧紧地捆 在了一起，并因此使他到达了人生里程中最辉煌的顶点。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开始，蜀军围陈仓，由於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 返。 　　次年建兴七年，三次北伐，诸葛亮遣大将陈式攻魏之武都、阴平。 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还，亮取二郡。至此 ，後主诏诸葛亮复丞相职。然而这数次北伐中，依旧不见李严等一干东 州和益州集团骨干人士的踪影，相信李严对此是肯定不会没有意见的。 　　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 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孟达：“ 吾与孔明俱受寄?，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ꔊH来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时刻不忘，也 是时刻以此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但蜀汉前後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 ，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他参与的做法，也肯定是让他十分不满的，因此 他除了发出前面所说的要将“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 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一直以来排挤他这一举动的反击。 　　他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和孙权 劝曹操称帝相仿佛，但又很难说清楚他是想把诸葛亮摆上众所矢的的位 置，还是在嘲讽诸葛亮。总之不管怎麽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 绝没安什麽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吾本东方下士， 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 、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 十命可受，况於九邪！”（13） 　　不过诸葛亮这话却前後有点矛盾，前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 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似乎对目前位极人臣的状况已经心满 意足，但後来却话锋一转急转直下。称王受九锡，就成了有着自己封“ 国”的诸侯，乃是那个时代人臣所能达到的颠峰，诸葛亮在回绝了这一 不知道是有着什麽居心的建议後，在结尾时又偏偏来上了一句“虽十命 可受，况於九邪”，这话就与他前面表现的心满意足的态度产生了矛盾 ，非但矛盾还迹近於大逆不道，“虽十命可受”，就是说他甚至可以接 受超越称王受九锡的待遇，那犹如直说称帝了。这样的说话出自诸葛丞 相之口，与他历来被说成“谨慎谦恭”的风格是极不相称的，但我却以 为这才是他个性和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却不 自觉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於漠视刘禅的态度。 　　建兴八年，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 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 葛亮在後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的反应是这样写的：“去年臣 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 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 。”（14）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 样是“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藉口向 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藉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 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於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麽一件事情 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 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应该得到的“利”，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 ，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也明白 ，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也并不是什 麽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利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 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 “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後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 ；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 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15），并将自己的名字由 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 当符合当时的形势。李严终於去了汉中，与诸葛亮在刘备死後首次共事 ，看上去似乎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兴九年春，蜀军在诸葛亮的统帅下四次北伐，兵出祁山与魏军对 峙。然而诸葛亮这次依然运气不太好，在後来的一段时间内碰上了连续 暴雨天气，导致汉中的粮运不继。而後的整个事件就显得比较富有戏剧 性了：“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 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 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後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 後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之所以说这次的事件有戏剧性，是因为以李严这样一个极富政治经 验和军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仅仅由於暴雨而导致 粮运不继，他就先让参军狐忠、督军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线以朝廷名义召 诸葛亮撤军，然後上表後主说诸葛亮撤军是诱敌之计，而当他在汉中听 说诸葛亮开始撤军时，却又假装吃惊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种 种互相矛盾的的漏洞前後非一，导致最後“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不过这件事情，虽然因为蜀国“国不置史”和各种原因造成资料不 足，因此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释，但从逻辑上来讲，以李 严这样的人物，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未免显得过於愚蠢了些。如果说他 设计这个圈套的目的是在於“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的话，那 麽他又焉能想不到他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诸葛亮和後主的手中，“前 後手笔书疏”都“违错章灼”历历在目，他这个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得逞 的。断粮退军在蜀汉北伐中并非首次出现，况且由於天降暴雨导致道路 不畅的粮运不继，也并不会对他政治生涯造成极其严重的後果，在这样 的小问题上去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且还明显是拱手把自己的把柄送到对 手和皇帝面前去让他们来处理自己，这样的错误和圈套实在也过於弱智 了些。要是连这些李严都意识不到的话，那他这个筋斗载得一点都不冤 ，因为这完全不像是他这样一个拥有几十年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所 应该犯的错误。 　　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麽样子，李严最终被贬为平民，在与诸葛亮的 权利斗争中败了下去，这标志着蜀汉政权中再没有可以威胁荆楚集团地 位的势力存在，而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分量和他分庭抗礼的对 手，彻底地巩固了他的地位。在蜀汉政权中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他也 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汉最强实权的第一人。诸葛亮当时在蜀汉政权内的威 势，可以从诸葛亮的属官丞相参军、犍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见一斑。 诸葛亮死後曾刘禅下令全国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不以为然上疏道：“吕 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偪，主 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 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他这话说得非常有趣，诸葛亮在世其间，“臣常危之”，诸葛亮一 死，他顿时觉得“宗族得全”，於是一家人“大小为庆”，因此上书劝 谏刘禅不必太隆重要全国都素服发哀三日，结果被刘禅砍了头。砍头归 砍头，他的话却透露了不少资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说诸葛亮虽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权势 太强，“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以至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这 个恐怕正是他掉脑袋的原因，居然说刘禅因为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 ，导致国内奸邪萌生，这叫後主刘禅的脸往哪儿搁。至於说几句诸葛亮 的不是，那还不至於要到摘他脑袋的地步，因为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 系并不是那麽和谐的。据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 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 ，後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於是始从之。（ 16）”连大臣上表请为诸葛亮这个刘禅的相父立庙，刘禅都是再三阻挠 不情愿，二人的关系可略见一斑。 　　其次，诸葛亮一死，他李邈就“宗族得全”，而“西戎静息”，於 是“大小为庆”，这说明他对北伐不以为然，是反对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象他这样态度的人，在蜀汉政权大小官吏中，是 为数不少的。例如诸葛亮亲自点定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禕两人，就对北伐 压根就不感兴趣，并且还都一致地长期压制要求北伐的姜维，尤其是他 的第一任继任者蒋琬，十数年内一次也没发动过北伐。所以我们有理由 相信李邈的态度，是代表了蜀汉政权内部相当一批数量官吏的想法。这 从其他两则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 现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当时身处社会下层的许多百姓对诸葛亮的北伐政 策也相当反感，绝不象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欢呼雀跃衷心拥护的。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 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 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 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 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 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 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 　　这两则资料表明，由於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 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藉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 “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诸葛亮死後，军队中大量士兵和下级军官更 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 名逃避兵役者。延续至蜀汉後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 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因此 百姓们对北伐不支持是比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从根 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个问题，乃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对申韩之 术习之精而用之果，史称其对官吏“用法峻严”，而且大权独揽，“政 事无巨细，咸决於亮”，“杖二十以上亲决”其负面效果就是直接导致 蜀汉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诸葛亮这样强势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後，整 个统治机构“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 一片闇然的局面，对这样的後果，诸葛亮这个蜀汉政权实际上的统治者 、所有既定方针的制定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皇朝的忠诚 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於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 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 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一个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诸葛 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军事能力，在长期以来的盲目推崇中被 放大乃至发展到最後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被 视而不见，或者被斥为不可信的资料，这是不客观的。对我而言，历史 的真实总是被隐藏在拆开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 ，但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 　　（1）（13）（14）（15）《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2）《三国志集解》 　　（3）《华阳国志》 　　（4）《三国志》《蜀书》《後主传》 　　（5）《三国志》《蜀书》《後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 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 类，犹有未周焉。” 　　（6）《三国志》《蜀书》《杨戏传》：“王元泰名谋，汉嘉人也。 有容止操行。刘璋时，为巴郡太守，还为州治中从事。先主 定益州，领牧，以为别驾。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 赖恭为太常，南阳黄柱为光禄勳，谋为少府；建兴初，赐爵 关内侯，後代赖恭为太常。……後大将军蒋琬问张休曰：‘ 汉嘉前辈有王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於元泰，州 里无继，况鄙郡乎！’其见重如此。” 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广汉任安学，精究安术，与杜 琼同师而名问过之。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先主定益州，领 牧，辟为从事祭酒。後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践阼之 後，迁为大鸿胪。建兴中卒。 　　（7）（11）（1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8）《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臣（诸葛亮）当北出，欲 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 五郡为巴州刺史。” 　　（9）《三国志》《魏书》《张合传》 　　（10）《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 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良 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 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 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建兴 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 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合战 於街亭，为合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 　　（12）《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 Ψ Singing is Believing Ψ Φ 夏宇：因为海滩总是好的并且什麽音乐都可以跳舞都可以推翻政府。 Φ Ω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quiff/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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