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CCU_SEED 看板] 作者: phyllis0624 (叫我A哥就对了啦~) 看板: NCCU_SEED 标题: 另类记者的媒体改造经验： 时间: Sat Jan 7 02:19:50 2006 另类记者的媒体改造经验： 兼论内部新闻自由和新闻伦理重建 　 杨汝椿 -------------------------------------------------------------------------------- 　 壹、理解处境／确立责任 　 「只要跨出第一步，就有成功的希望；每跨出一步，就是帮别人累积一步。」 「寻求公民社会的实践者，愿意割舍和付出很重要，付出的不只是时间和金钱，而是割舍既得利益、旧的习惯和文化。」 ──杨汝椿 　 七年多的媒体工作生涯中，前四年我是一个兢兢业业追逐新闻的记者；後几年，我因为痛心共事的友人被羞辱(1)，发觉在新闻客观、公正之外，还有改革工作环境的责任，进而重新省视我身处的媒体结构，逐步投入台湾的媒体改造运动。 这种工作体验的转折，对我形成争取「内部新闻自由」和重建「新闻伦理」的观念和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间，我逐渐清楚，新闻记者不只有公正报导新闻的责任，更须花费一些心力，设法促使新闻媒体成为政治民主、社会正义的基石。 一九九二年三月起，我试图从报社内部寻求革新，公开向社方和主管提出改革报社的主张：一、编采决策民主化，二、记者养成制度化、三、人事奖惩公开化。我从工作经验中开始蕴酿内部新闻自由的概念。 在报社内部努力一段时间後，我深知期望既得利益者下放权力的困难；但是，友人被辱的经验常刺痛着我的心，我转而邀集新闻界的友人共组「媒体改造」读书会，寻求记者友人的合作，继续推介我的改革媒体信念，希望形成涓滴的行动力量。 经过两年的潜心讨论和读书会的两度流产，多数记者友人一再向我表达消极的意向─「记者不敢、老板不愿」，一度使得改造媒体的契机隐晦不明。 面临当时的悲观气氛，尼采的语句「痛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常提醒着我。每碰到有心无力的记者友人，我只有不断诉说：「悲观无济於事，消极也改变不了现况；乐观、积极至少可以累积迎接成功的失败经验。」 一九九四年六月，自立报系股权转移引发争议之初，前自立晚报记者陈铭城，透过我的同事知道「有一个傻子枉想改造媒体」。铭城呼叫我，又热心召集了一群关切自立报系股权转移的新闻同业聚会，拨开了我眼前的阴霾，露出改革媒体的一线曙光。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自立事件激起大约两百位记者走上街头，揭举编辑部公约运动，催生新闻专业组织，争取内部新闻自由；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公布「新闻伦理公约」草案。我原以为要用尽一生努力的事，经由有志者的集结，不到两年逐一萌芽成长。 贰、新闻记者／媒体改造 　 「我们依照命令行事，还得喜欢它。至於，我们觉得命令合理或不合理，根本没有人在乎 。」 ──美国明尼亚波里论坛报记者协会创办人 　 一九九三年初，当检视过台湾媒体的权力现象後，我确信：自称新闻事业主管机关的新闻局只能是被改革的对象，媒体资本家不可能自动放松资本控制的权柄，媒体消费者又分散无力，资深记者或媒体主管又大多成为既得利益的附庸，只有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才可能抛脱利益纠缠，转为改革的动力。 从运动的角度出发，我开始理解和反省国内外新闻记者从事媒体改造的经验；尤其，本土的经验成为我反覆思索的重点。这些还未被充分整理或发展中的运动经验，无疑是思考内部新闻自由和重建新闻伦理等媒体改造议题的重要依据。 尤其，当前媒体改造运动出现思考的断层，重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似乎更有益於运动的再出发。以下，先就我有限的经验和资料解读，陈述一下我所了解的新闻记者投入媒体改造的「台湾经验」： 一九八八年一月台湾解除报禁後，传播媒体内部要求生产民主、专业自主的行动逐渐浮现；部分新闻记者陆续对外发出自嘲、怨懑的声音，他们不满只像一条忠狗般侧身於媒体工作。新闻记者也逐渐自觉地卷入一波接一波的媒体改造运动(2)。 回顾记者介入台湾媒体内部改造的历史，我们约略可以根据一九八八年中国时报产业工会事件、一九九一年联合报记者徐瑞希事件和一九九四年的自立事件，划分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受到媒体资本家一向相互维护既得利益而淡化或消音处理的影响，这三个媒体内部改造的发展阶段，在多数台湾新闻记者的记忆里，似乎是三个不相连系的事件；但是，事实上，介入不同阶段改革的部分记者，却在因缘际会下，交错投入或相互声援。 一九八八年五月，《中国时报》记者郑村棋、张玉琴和吴永毅等记者催生产业工会的行动，无疑是第一个由新闻记者主动诉求「生产民主」对抗媒体资方的集体改造媒体运动（同年三月第一个媒体产业工会──联合报产业工会的发动主体不是新闻记者）。 据郑村棋事後追述中时产业工会事件发生的主要背景，是中时开始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传统印务工人面临工作权存亡的挣扎；这为劳工团结和筹组产业工会蕴育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从事实发展来看，中时资方率先派报社中、高阶主管发动申请筹组工会，但台北市劳工局对资方发动筹组工会的发起人员资格有疑而予以驳回；郑村棋等人随後提出申请筹组另一代表劳方的工会，展开了约五个月的劳资激烈对抗。 抗争初期，连署签名支持郑村棋等人筹组工会的五十名员工里，有二十五名是编采部门的新闻从业人员；可是，经过资方施压，其中二十一名编采员工突然撤签，一度使得登记工会的合法人数（三十人）不足。之後，印刷排字等蓝领工人加入，才克服筹组困难。 当时，中时劳资双方曾为了工会的主导权，发生了资方抢先登记、劳工局协调谈判破裂、劳方连线怠工、报社出报误点、资方动员警力强行镇压，资方被迫妥协由劳资共同发起工会、资方片面调职和解雇记者郑村棋、张玉琴和吴永毅等一连串事故(3)。 印证当年九月十九日郑村棋戴着报社识别证要进入报社，却遭报社主管和警方联手拘捕带回侦讯一事，凸显了这次记者发动筹组工会的媒体劳资对抗过程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超出单纯的劳资纠纷范围。 中时工会事件凸显了：一、长期断层的左派媒介思考和行动，重新注入媒体变革行动中（郑、吴两人目前是活跃的工运领导人）；二、报业资方采取威胁利诱甚至不惜动员国家体制暴力的手段，来对付媒体劳工的团结行动；三、多数记者劳工意识模糊，未将本身的工作权益和蓝领劳工联结在一起，无法同心抵抗资方压力。 从媒体内部改造的角度来反省，媒体蓝、白领行动取向分歧，和资方强控媒体的结构因素，在後续第二、第三个阶段的媒体内部改革行动中依然是最大的阻力。对照西方媒体内部改造的经验，这种困境似乎是资本主义媒体体制的共同难题；不过，比较起来，台湾的困局更为深刻。 一九九一年三月间发生了，《联合报》记者徐瑞希撰写「翁大铭以後戏应怎麽唱」一文而被解雇事件，接着《民生报》记者江泽予因签名抗议徐瑞希被解雇而被开除。这是一九八八年中国时报产业工会事件之後，新闻实务界和学术界普遍关切记者工作处境的焦点。 检讨联合报系决策阶层开除徐瑞希和江泽予的连续事件，我们发现，虽然政府解除报禁而脱去政治对媒体的控制，但是媒体资本家乘势填补媒体权力结构的空隙後，进一步塑造一种近似「资本戒严」的新控制体系，强化个人好恶决定记者去留的媒体权力构造。 徐瑞希是典型个案，联合报系内外也议论纷纷。当时，一群《联合报》主管和记者曾为了留住徐瑞希向报社负责人陈情，但是遭到时任报系董事长王惕吾的坚定回拒；徐瑞希事後追述时，对於部分高层主管的「冷血」嘴脸仍非常痛心。 一位联合报主管认为，这事的关键不在於稿子的事实对错，而是记者根本不知道报老板有一份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名单；也就是，徐瑞希事件的肇因是，不该在特稿里将翁大铭的政商好友黄任中的父亲黄少谷（曾任司法院长、王惕吾的好友）明写了出来。 江泽予是徐瑞希的同业友人。他得悉徐的遭遇後，立即联络徐瑞希昔日在《中国时报》的同事友人声援徐瑞希；不久，他和两百余位新闻记者在《新新闻》周刊和《自立晚报》，公开连署抗议「记者揭发内幕无罪、老板岂可随便办人」。 值得注意的是，江泽予等人发动连署的同时，联合报系向内转达董事长王惕吾的命令：「报社记者有一人参加登记者，开除一个；十人参加，开除十个。」江泽予并未理会报系禁令，三月二十三日公开连署抗议名单後不到半个月，江被《民生报》解雇。 徐瑞希因为写稿冒犯了老板好友的颜面，江泽予却在法所容许的言论自由范围内声援朋友而遭迫害。徐、江两人事件显示了的意义是：台湾大众媒体的公共性格脆弱不堪，所谓的「社会公器」是建立在媒体资本家的好恶之上，而非社会公意的趋向。 在徐、江两人遭到媒体资方压迫的过程中，联合报产业工会曾经关切过徐瑞希受压情形，但是未采取实际救援行动（据联合报产业工会的说法是：徐瑞希不是工会会员，难施援手。）；江泽予的境况更惨，不但未获工会支援，还遭同事落井下石(4)。 一九九四年六月自立报系大股东统一企业和吴氏兄弟，计划把股权转让给三重帮台北市议员陈政忠，自工报系产业工会不满报社资方移转经营却漠视员工权益，进而衍生了劳资对抗、票选总编辑等堆积而成轰动一时的自立事件。 自立事件从个别报业的议题转向跨媒体记者介入声援的关键，是当时自立晚报记者陈铭城等人在同年七月十三日发起的「抢救自立」连署声明行动，及七月十六日起陈铭城邀我和苏正平、何荣幸、李琼月、张瑞钦、刘俊宏等人组成的媒体改造工作小组後续发起的「支持编辑部公约运动」和「九○一为新闻自主而走」游行。陈铭城的热情是这段时间记者串连迸出火花的引燃点。 在「九○一为新闻自主而走」的游行筹划期间，媒体改造工作小组扩大组织，成立了九○ 一推动新闻自主小组，进而持续催生新闻专业组织，经过扩大参与的过程，邀集了传播学界、工运和新闻界的人士共同研讨新闻专业组织的定位和组织方向。 经过半年筹备，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台湾第一个民间自主的记者团体﹣台湾新闻记者协会诞生。这一天开始，台湾媒体工作者争取内部新闻自由和重建新闻伦理的行动，迈入了以新闻记者为主体的组织化运动进程。 参、产业民主／专业自主 「在现阶段的体制中，记者相对其他弱势者，是站在相对优势的位置；如果记者只争取本身在媒体 内部的权益，很可能使记者组成的团体成为新的利益团体。」 ──杨汝椿 　 争取「新闻自主」一直是催生记协的新闻界友人的共识，可是因为「新闻自主」的语意模糊和组织 经验缺乏，记协主要发起人之间对於内部新闻自由的落实方案、编辑部公约的内涵、新闻专业组织的组 成、新闻伦理的尺度等问题，发生时强时弱的争议。 在争议过程中，有人举出「专业主义」和「工会路线」来凸显争辩的焦点。我个人曾被视为「工会 路线」的坚持者，虽然我不喜欢这种化约甚至可能误导的说法。 就我个人的反省来说，今天台湾媒体工作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低落的新闻专业素养极需提升和资 本控制的媒体结构极待突破。 有关专业素养问题，我认为，解决之道在於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学习和媒体支付成本建立专业养成制 度；至於媒体资本结构的松绑，则唯有记者先确立劳动者主体意识，团结媒体内部相对弱势的受雇工人 ，才可能齐力达到某种程度的翻转或改革。 重要的是，台湾记者和新闻自由先进国家的记者，在资本主义的体制里，明显都处於一种自满的优 势位置。如果不能先确立向公众负责而非向资本家尽责的角色定位，那麽新闻专业将很可能只是既得利 益者的工具，或是巩固本身职业利益的美丽说辞。 因此，我所理解的「编辑部公约」不是单纯的「票选总编辑」，或「新闻专业自主」的保障，而是 挑战媒体资本由上向下操纵的「局部生产民主」。 就我的理解，这种局部的生产民主，必须为进一步全面性的生产民主舖路，或是在实际运作的过程 中结合非编采部门的专业劳动权益，才不会沦为秀异式的精英宰制和另立一种特权结构。 事实上，法国《世界报》、德国《明星周刊》等记者介入改造媒体的西方经验，也印证了实践生产 民主才是变革的关键。也就是说，新闻专业的保障，必须先建立在「拒绝承认经营报纸和经营义大利面 工厂不同」的理念上(5)。 法国《世界》报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经验，直到现在还具有深远的启发性：一九六八年《世界 报》员工从资方手中获得百分之四十的股权，在编辑部员工的掌握下，报纸的质量俱增。 这使我确信，新闻专业甚至新闻道德的发展，在根本上可以也应该奠定在合理的生产关系上。当然 ，台湾和法国的媒体文化和传统相差甚大，很难简单地进行移植；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典范 ，值得做为变革媒体的有力参考。 另外，台湾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条件，不同於会计师、医师、律师等专业人员，他们除了受到一般刑 法（诽谤等罪）和着作权法的约束外，目前还未取得独立执业的法律地位。这也使我认为，记者的专业 发挥或提升，不可能脱离媒体的劳资关系来思考。 就媒体的内部控制结构分析，编辑部公约就是实践编采民主化，也是内部新闻自由的制度性安排。 唯有透过这种新的劳资契约，新闻自主才有具体落实的可能，也才不会在既有的世界观下，制造出另一 种新闻神话。 在制度上，编辑部公约的一面是，经由媒体内部的民主程序，让基层记者和编辑推举一定比例代表 参与编采决策，提升基层的专业自由度或自主权利；另一面是，让基层承担相对的编采决策和执行责任 ，拓展以公众利益为取向的新闻报导或评论。 当然究极而论，内部新闻自由既不可能没有界限的，而且也不能绝对保障个人和团队的专业能力和 表现，也就一定能确保公益，或有益大众文化的丰富、向上；可是，至少提供一种媒体内部能够不断激 励成长或相互共进的生产关系。 　 肆、新闻伦理∕媒体、社会改造 「基於客观原则，记者的立场应和大众保持相当距离。当记者信守其立场时，发行人、广播媒介 的老板却周旋於商业世界，追逐最大利益。整个过程事实上就是一出典型的资本家芭蕾舞，老板、员 工双方关心的只是成功、形象和地位，并不是为公众利益才演出表现。」 ──艾诺森 相对於内部新闻自由的媒体改造议题，重建新闻伦理面临的处境显得有些吊诡。简单说， 内部新闻自由在劳资之间，清楚呈现「共识少、矛盾多」的情境；重建新闻伦理却是劳资共识 多而落实难的课题。其间差异的关键在於前者涉及争权，而後者唯有责己。 省视台湾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职业伦理一直是谈多做少的公共领域。各种职业在专业化或 专技化的同时，权利意识一向高过责任意识。这种职业态度的倾向，自然也反映在新闻的实务 工作上。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在九五年九月一日提出「新闻伦理公约」草案，不论从讨论过程或行动 落实来看，都只代表了新闻实务工作者一种觉醒摸索和嚐试实践的起点。 记协起草「新闻伦理公约」的主要背景是：社会公众中，有一股不满新闻媒体日渐被特定 政治立场分割或特定财团分食的氛围，以及质疑记者长期背离「公众受托人」角色的声音已成 街头巷议。前者希望新闻工作者摆脱外在束缚维护公义，後者期望传递新闻讯息提高专业水准 、谨守道德操守。 公众或模糊或清楚地认知到，新闻报导的正确和公正与否，关系到他们自己能不能掌握社 会真实及切身利害是否被忽视、被剥夺。 公众的期盼和要求自己又会聚合於寄望记者或新闻工作者外抗权势、内求革新。 公众虽然期盼、要求记者外抗权势、内求革新，但是在价值观念世俗化的现代世界里，一 般人既难希圣希贤，记者也难跳脱人非圣人的伦理困境。记协干部在讨论「新闻伦理公约」的 具体内涵时，就出现伦理尺度宜松宜紧的争议。 例如，记协执行委员会一度议决：「记者应拒绝接受政府单位等采访对象之旅游招待、礼 品或金钱馈赠，并坚决排拒其他收买或胁迫行为。」但是，这条公约在和地方记者座谈时遭到 质疑甚至反弹，记协执委会公布公约草案前夕不得不议决修改为：「新闻工作者应拒绝采访对 象的收买或威胁。」 前後公约文字的分歧关键，当然不在於「记者」改为「新闻工作者」，或「政府单位等采 访对象」简化为「采访对象」等文字精进；而是明列拒绝「旅游招待、礼品或金钱馈赠」，将 造成具体列举、窒碍难行的困扰。 身为原始公约起草人，我主张依据实况具体列举拒绝事项，用心无非是希望记协能超拔出 层出不穷的现实纠缠，提醒和约束新闻工作的行为取向。不过，部分记协干部认为，采访对象 的旅游招待已成为新闻媒体分配「工作福利」的一部，如果规范标准过严，不但难以落实，也 可能令新闻同业怯步，甚或排斥记协。 另有部分记协干部主张，有关新闻工作的操守规约，可分立母子公约。母公约只要概括规 定不必具体列举，日後再根据实际个案订出「子公约」，具体列举拒绝事项，避免公约落实的 难题。最後，多数意见议决只要概括不要列举。 我举出这个案例，无意力辩是非，只想凸显在台湾当前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制订新闻伦理 公约的实际曲折和难度。其他公约条文或多或少也有这类的问题。然而，整体而言，记协公布 的公约草案是具有理想精神的。 尤其，记协的伦理公约草案里提出：「新闻工作者不应在新闻中传播对种族、宗教、性别 、性取向及身心残障等弱势者的歧视」、「新闻工作者不得担任任何政党党职或公职，不得从 事助选活动；若参加公职人员选举，应立即停止新闻工作。」「新闻工作者应拒绝接受政府及 政党颁给的新闻奖励和补助。」及「新闻工作者应该详实查证新闻事实」等规约，无疑切合台 湾新闻工作的病症，更不同流俗、超乎现实(6)。 除了透过新闻伦理公约重建新闻工作的尊严，我个人常想，新闻记者还具有日本资深记者 牧内节男所说「现场研究者」和「吹笛人」的职责(7)。 我认为，既然是「现场研究者」，新闻记者不仅要关注采访线上的现场，也不能不关切工 作所处的新闻媒体现况。吹笛的责任也不只是「报导自由包括国家机密的暴露」，当然也包涵 有责任揭露新闻媒体活动的实况。 加上，社会弱势者长期以来被挤压成为媒体的弱势者，持不同世界观的人士无法见容於主 流新闻媒体，使我深信，媒体结构的合理化、媒体环境的健全化，无可避免成为社会改造的重 要环结。 我们观察一下台湾近年来涌现的各式媒体改造运动，大体可以进一步厘清争取内部新闻自 由和重建新闻伦理的运动位置，同时清楚呈现媒体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关联。 为了讨论方便，我简要整理提出台湾各式「媒体改造」的光谱： 媒体政治v.s.消费主权：台教会「退报救台湾」运动。 商业媒体v.s.公共媒体：澄社等六十个社运团体展开「党政军退出三台」、民间公共电视 筹备委员会推动「民间版公共电视法」要求三台缴交电波费挹注公共电视、台北市政府推动台 北电台公共化、传播学生斗阵主张「媒体公有、保障弱势」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新闻伦理公约 」。 媒体资本v.s.媒体劳动：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推动「编辑部公约」和设立「记者保护基金」 、媒体产业工会串连催生跨媒体的工会组织。 新兴媒体v.s.旧有媒体：传播学界反对政治力介入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的审议、抗议浮滥开 放第五家无线电视台、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地下（民主）电台蜂拥设立。 在前面这个简要的媒体改造光谱里，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新兴媒体受到商业逻辑的制约 ，自觉改造社会的意涵薄弱，甚至无关社会改造；至於，地下电台的勃兴又是政治抗争的动机 大於社会改革的意向。不过，客观上，它们都有冲撞主流媒体价值和松动社会沟通结构的作用 。 总体来说，媒体和社会改造的密切关系，势必逼使新闻工作者必须兼顾「守门人」和「鼓 吹者」的专业意理：一面公正、正确见证当代历史，一面提供受众前瞻性的视野或世界观，甚 至自身投入社会公义的实践。 目前，台湾的学院内传播教育和媒体资本家、主管，大多囿限於「守门人」的专业意理； 相对的，「鼓吹者」的专业意理仍受到主流媒体的沈重压制，或新闻工作者的自我设限。这使 得新闻工作者很难主动承担理应兼负的公民责任。 跳出台湾当前新闻媒体的专业意理限制，我们不难发现新闻工作者还需面对以下的媒体困 境，进而寻求可能的出路： 媒体产业危机： 困境＝媒体财团化和集中化的趋势日益深刻。 出路＝媒体股权公开发行上市、建构媒体产业民主制度、徵收三家无线电视网产权转型为 公共电视（国办商营）、分割印刷媒体联合垄断的市场结构。 媒体官控困局： 困境＝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逐渐形成宰制台湾媒体的新统治阶层，其意识型态和行动取 向渗入现行的「中华民国」体制。 出路＝从「党政军退出三台」走向「党政军退出四台」、立法禁止政党拥有媒体股权、成 立民间监督媒体团体防止政党等政治势力介入媒体运作。 传媒学术平庸： 困境＝台教会主导的媒体改造联盟，和澄社发起的「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联盟」，对媒体 变革的思考贫困、行动无力（以西方自由主义做为主流思考模式）。 出路＝重新组合青年学生和记者的自主力量，吸收新的思考和行动策略，重建媒体改造的 运动主体。 　 处於困境、思考出路，任何关心新闻媒体发展的人都有责任睁大眼睛，看清我们每日接触 的媒体现实（权力和利益趋向）。未来学家艾文‧托佛勒在〈大未来〉一书里，为我们在别相 之外，提供了一幅简要的当代新闻媒体共相，值得深思。他说： 「今天的知识与传播工具都不像想像中的无辜或中立。事实上，今天媒体报导所有的『事 实』都是经过拥权有力的人提供，也就是被他们价值观重塑或消化过的『事实』及假设（不管 是故意或无意）。於是，每件我们眼前的『事实』都有它的权力背景，也当然会产生未来对权 力重分配的影响。」 面对未来，台湾的新闻工作者在挺进媒体改革的进程时，似乎已经不能只是坚守基本的专 业操守和技能，更要时时淘洗主流强势的新闻价值，和离弃自我设限的实践模式，并把专业责 任建立在公民的责任意识上；不如此，我们如何挣脱权力和利益的网罗？ 我们也不得不在每天当下的工作承担中，自问：在台湾的新闻传播天空日益开放、国家和 社会矛盾日益深刻的环境里，应该扮演时代的推进者？还是扮演贴身看戏的观众？ -------------------------------------------------------------------------------- 注释 一九九二年三月，我的同事兼好友《联合晚报》记者谢英士，由於漏失了采访线上的「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新闻（与他同一采访路线的记者没有任何一人采访到此则新闻，而是《中时晚报》记者陈维新从行政院以外的管道获得资料独家报导。）被报社主管公开羞辱而辞职，这件事令身为同事的我非常心寒。 有必要提醒的是，到目前为止，台湾未曾发生过类似法国《世界报》总编辑带头向资本家抗争，或南韩《韩民族新闻报》 记者集体创报等壮阔的媒体革新运动。（请参考E. E. Dennis 等编《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朱立熙《汉江风云》） 中时工会事件的事实摘要，请参考尤英夫《新闻法论》pp.99-100，或一九八八年九月下旬的《新新闻周刊》和当年十一月的《统领杂志》。 徐瑞希、江泽予事件始未的摘要，参考翁秀琪、蔡明诚主编的《大众传播法手册》。 请参考艾诺森《新闻界内部驿动的心》，收入E. E. Dennis等编的《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pp.362-364；《明星周刊》总编辑楠楠(Neinrich　Nannen)指《明星周刊》反抗老板权力扩大的员工：「他们拒绝承认经营报纸和经营义大利面工厂不同」。 在我草拟的记协「新闻伦理公约」草案的第一版里，曾主张：台湾正在国家认同的歧路上，做为一新闻工作者应把「台湾利益优先」的原则，当做新闻报导和评论的一把尺。这项主张的起源是，我在参与两岸「台北会谈」的采访时发现，多数台湾记者竞相表现出「有新闻就是娘」的姿态，不仅使劲迎合中共谈判人员，又大多在新闻内容上无法把攸关台湾利害的议题清楚呈现，这使我一度怀疑：「优先出卖台湾利益者，恐怕是新闻记者。」多数记协干部没有反驳，但是他们或担心这项公约争议过多，或认为这项主张只有短暂适用的价值。 最後，经多数决，这项原始公约条文被删。我迄今还未听到较有说服力的说法，因此仍坚持有订定这条公约的必要。 参看牧内节男着、林书扬译《新闻记者的风范与信念》pp.11-19和pp.65-81。 -- 强者无数 我须要更多的修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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