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So-Edition 看板] 作者: mrleedo (辩论!?我不行啦) 看板: So-Edition 标题: [转录]『社会面』在哪里? 时间: Wed Jul 9 01:09:29 2003 『社会面』在哪里?-几点对今年暑假假释争议的观察 台大社会系助理教授 吴嘉苓 在2001年9月1日假释驳回的第二天，为了将波涛汹涌的情绪作一番整理，以作 为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我把那阵子跟朋友讨论过的一些想法，email给几个朋 友。现在藉这次机会，将那封email延伸，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今年暑假在受刑人 假释议题上的一些观察。 1. 连续性强暴犯假释的医疗化？ 我看到这次事件医疗制度取代了宗教、法律，成为决定假释与否的重要依据。不 论是「民意」、谘询委员会成员、最後的专业决定，都一再提出一定要精神科医师 「认可」再犯率会降低，这位受刑人才能出来。当宗教界一些人士支持假释，或是 法界以符合假释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等程序提出假释，都不若以「病理诊断报告 确认『治癒』」来得有说服力。相较於我们对宗教的感化，监所的教化，甚至假释 制度的设计都有莫大质疑，这次也看不到什麽对精神医学较批判的讨论。起码从系 上的座谈，和报上最後有关假释驳回的原因陈述中，我都屡屡看到大家希望精神医 学可以给予该受刑人更完备的治疗，而且要有更明确的评估（有把握「再犯率」降 低），才认为妥当。一来大家要求「更多治疗」，二来大家也强调由精神科医师提 出改善证据，都等於把「矫治」的方式与成效，交到精神医学的手上，好似精神医 学介入更多、把关更严，效果会更好。 这样的作法似乎呼应了Peter Conrad或是Irving Zola所提到的「社会的医疗化 」概念。「社会的医疗化」，指的是医疗取代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与宗 教制度），成为社会控制主要机制的过程。例如基督教世界早期是由牧师谆谆教诲 什麽是合宜正常的生活，包括作息的规律与心情的平和等等，现在这些忠告常由医 师以健康之名提出。而例如触犯法律，昔日主要由司法机关裁决，现在也越来越倚 赖精神医学的监定，来确认对逾越社会规范者的处置方式。在这个例子我彷佛看到 连续性强暴犯假释的医疗化。 假释过程如此地强调精神医学的介入与认定，与我们对於连续性侵害的成因认 定有关。有关强暴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家罗灿瑛有很不错的整理：1970年代以前 的强暴讨论路径，一是「责怪女人」（受害者要为自己的受害经验负责），一是「 病理模型」（强暴犯是生理、心理、精神上有问题的人犯的），因此杜绝性暴力要 不就是呼吁女生洁身自好，要不对这些少数男性隔绝或治疗。说来这都是「个人归 因」的谈法，有其限制。後来才逐渐出现女性主义强调性暴力是父权体制控制女人 的手段，或是把性暴力与文化（例如颂扬暴力的信念）、社会结构（例如失业）作 连结。这次将连续性性暴力主要放在「病理模型」来讨论，有点走回老路。虽然大 家一再质疑「连续性性暴力」有其特殊性，但是只有「病理模型」的个人归因谈法 ，没有社会面的分析，我仍抱着存疑的态度。现在连基因研究都强调基因与环境的 互动关系，我想真的需要探索只以病理模型来解释连续性性暴力成因的限制。 因为我们采用「病理模型」来归因，所以我们也容易采用病理治疗（精神治疗） 来「矫治」。社会学有关讨论医疗化的利弊，引发我对精神医学来主导矫治的存疑 。其中一个存疑在於，过度医疗化容易忽略问题的文化社会层面；将原本为社会问 题病理化，个人化，也就意味将问题「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会因而忽略 了问题处理应顾及的其他层面。也许我这是社会学家的本位态度，难以「放弃」社 会面的讨论，可是这次参与评估的医师，不是也号称「社区精神科」吗？不就显示 问题也有「社区面」而非纯然地「个人化」吗？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一讨论 的场合，一位医师名为「社区精神科医师」，可是听众询问他有关「社区」的部份 ，他都提不出什麽具体作法。相较之下，还是社工组一些老师逐渐提出一些具体的 「社区处遇」作法，才最把「社会面」带出来。 我对精神医学介入的质疑，还不是说「社会面」也要加入就可以，而是认为对 於精神学有什麽治疗的效能，也需要检视。例如，我强烈感受我听到某位精神科医 师的发言非常「不科学」。这位以性暴力治疗为专精的精神科医师在某个场合进行 报告时，一方面强调精神医学介入性暴力的「治疗」效果良好，以显示其专业能力 ，但是对於连续性性暴力加害者又以「青蛙再怎麽变还是青蛙」的笑话，来说明「 难以改变」；而难以改变的证据是国外资料的高再犯率。当我在这个场合听到该精 神科医师表示「贞操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因此对於夺走多人「生命」的连续犯， 他主张重惩时，我不知道这是什麽样的精神医学专业意见，反而看到了充满性别偏 见的贞操迷思。而「降低再犯率」本身到底有什麽样的科学验证可以依循，有什麽 样的实质作法，在该场合我都听不到什麽有用的资讯。过去医学已经有太多的例子 ，是「提不出什麽疗效，但是还是主张交到医师手上最好」的作法，被认为是专业 扩权的策略。当然这里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检验精神医学在这个案例上的「疗效」 到底如何，但是我认为起码我们应该以质疑「宗教」「法律」一般地来质疑精神医 学，而不能看到「医学」或「科学」就自动臣服。 2. 「再犯率高」与因果推论 这次事件有个关键词「再犯率」。因为连续性性暴力的「再犯率」高，所以要 格外谨慎。而「再犯率高」，往往就被解释「这类人很危险」，需要更严密的假释 门槛与治疗。等於把再犯率高，推论到个人因素上。这样的推论，是否太粗糙了一 些？ 我们修过社会统计就知道，不能仅从association来作因果推论。美国黑人的犯 罪率也很高，所以我们会推说黑人本身有问题，本身就是祸源吗？我们会先说 association存在（例如黑人犯罪率高），但是因果推论还要另外检视。不是仅因为 association高，就说黑人本身就造成犯罪。我们会想调查，是不是因为黑人的社会 处境艰难（贫穷、教育不够、社会歧视）使得黑人容易犯罪。我们现在对这位受刑人 的谈法，就是忽略去理解为什麽再犯率高，中间到底有什麽机制，我们好像就直接假 设其生理面，或是冥顽不灵之类的，就是唯一造成再犯率高的因子。难道没有研究来 谈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再犯率吗？一个人有没有社会支持网络、有没有工作就学机会、 有没有协助适应的资源等等，如何影响其再犯率，难道不是也应该探讨的因素吗？毕 竟连续性性暴力的再犯率不是100%，就表示有其variation，那造成有人再犯、有人 不再犯的因素在哪里，不是需要更多的讨论吗？ 一直说这个人再犯率高，所以疑虑多，就等於只谈association，而不谈其中的 解释机制。这跟说「女性总统比较少是因为女性缺乏能力」，「原住民失业率高是因 为原住民懒」这种我们早就斥之错误的推论，其实有些类似。纵使这类案例的病理面 值得关注，但是是否谈links、谈解释机制的时候，再犯率成因的讨论才可能充分， 而社会面向的成因，才可能被凸显。 3. 弱化女性 在这次事件的各方讨论中，我听到非常多弱化女性的谈法。例如，在系上的一场 座谈会中，当学生有一种「我们可以做什麽？」的行动渴求时，从政府机构人员与医 师得到的答案很多等於是要女人退缩：「不要在家里放Kitty猫」、「剪短头发」、 「不要穿白色衣服」，甚至还有半开玩笑地说「不要做女人」。网路上也有类似对女 人的建议：「五点以後离开系馆」、「晚归请男友接送」、「晚上不要参加社团活动 」。如果大家从这件事只学到「女生真的处境很危险」「我们要好好保护女生」，那 我看不出来这对促进女性权益有什麽助益 - 想限制女性活动的作法与观念存在已久， 这样限制女性的谈法与过去「女性关在家里最安全」「女性最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的父权控制，相去不远。 台湾妇运界曾提出「大野狼与猎人共谋」的说法 - 小红帽固然深受大野狼威胁， 可是如果小红帽最後也仅是落入猎人的保护，行动仍然四处受限，那就等於是以不同 的面貌（貌恶的与貌善的）联手来限制女性。新闻所林鹤玲教授在接受《新台湾》（ 284期）记者访问时就提出，在这次事件上，我们看似听到一些对於保护女性不余遗力 的声音，可是对於平日女性处处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 语言性骚扰、制度上的歧视等等 - 怎麽就没有看到这麽多男性挺身而出的支援声浪？林鹤玲更质疑，台大校园本来就 很安全吗？何况国内外研究都显示超过一半的校园强暴都属於熟识强暴（加害人为男 友或同侪），我们怎麽没有对这类的性别歧视环境同样地努力挞伐呢？ 以保护之名，行管束之实，是我们应该要避免的。一位妇运界的朋友就回忆，10 年前台大女生宿舍出现「宿舍之狼」时，女研社就发现提出「保障妇女人身安全」的 诉求时，必须注意到避免弱化女性。这位朋友提到，当时她们发现，平日最看不起女 人的人，也会对「把宿舍墙筑高」的论点大力支持。同时，如果我们花费大部份的力 气在对女人个别行动作提醒时，会不会忽略体制上改革的重要性？ 这不是说我们不能谈女性自保的策略，也不是要女人「憨胆」地尽管闯荡，但是 有没有一种empower女性的谈法，能增加女性的控制感，而不是仅仅让女人只是徒然恐 惧害怕？一方面，我想我们应该把力气放在制度上的改革。我可以感受当学生在座谈 会询问「我们可以做什麽？」时，她们要的社区行动，集体行动，要的是介入对环境 的改造，而不是「剪短头发」的个人化建议。而对於那些强调保护女人的猎人们，我 们可以趁机邀请他们一起来从事性别平权运动。另一方面，如果在环境充满歧视，真 的要谈自保，是否有其他的行动策略，可以增加女人的能量？我们可以想像，同样是 公车性骚扰，有人可以马上大声斥喝，有人就可能无助脚软发不出声音，为什麽有这 样的差别？我们如何让每个女人都充满能量？充满能量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不是说说 「喂，你要有能量喔」，人就自动会有能量。我记得我参加过一次女性朋友的讨论， 我们纷纷提出自己摆平性骚扰的经验：有的大声斥喝，有的瞪回去、并且跟下车、把 加害人吓得快跑，我也提出我当年大一如何曾经慌张，又如何在一路公车上给「色狼 」脸上一拳的经验。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我们自己厉害，就会百毒不侵，可 是类似这种的经验分享，的确能够丰富我们行动力的工具箱。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增强 女人控制感的工具。总的说来，要在这次事件让女人有力量要双管齐下：对结构面提 出制度改革，对个人面提出充权策略。我想这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关於受害者的经验，这次也主要听到「创伤难以泯灭」的谈法，现在文献上也有一 些更细致的讨论，也是「把社会面带进来」的观点，我推荐参考清大社会所周雅淳的 硕士论文（「不只是受害者：性暴力创伤经验与自我重建」）。 这次事件给我很多冲击与反省机会，更强迫我思考如何可能将社会学理论与实践 作适切的结合。我还是认为从上述的「假释的医疗化」、「『再犯率』的因果推论」 ，以及「弱化女性」三个面向来观察，都显示这次事件在某些层面有过分个人归因的 倾向，让我想问「社会面」在哪里？还好事情尚未结束，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用力思考 、用力行动、用力反省的机会。我这里提供一些粗浅的意见，欢迎大家继续给我指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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