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和NTU板的大家自介一下，我是前学代，也同时是前副议长 与前秘书长，生理女性，同时是个台北人。 点出这些职位与身份，是为了让大家在接下来阅读我在学生 自治领域中的经验时，能先有一些背景资讯。希望能够让先 前没有接触过自治领域的各位，能够更进入这些叙述之中。 看到先前大家的推文中，或许对於实际与身自治领域的女性 有所不解，是以把我自身的观察与看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一年的学代生涯之中，首先我发现的便是女性学代比例 低於男性学代甚多。以我在任的99-2、100-1会期为例，女性 学代与男性学代比大约为1:3，学生会中的女性阁员比例，也 同时低於男性。这个比例，和台大的男女比并不一致。 在学代参选率低落的情况下，加上现今已无当选门槛问题， 要问的问题并非「女性学代为何比较少」，更精确来说，是 「为什麽女性不参选学代？」 那让我们看看女性学代在学生自治中的情境吧。学代会的常 态业务，除了大会，还包括六大委员会的讨论。一学期惯例 上约有八到十次大会，委员会平均开会次数，以我当时兼任 五个委员会的情形，一学期的总开会次数约有二十场。平均 起来，就是学期中的每一周，我都必须花上一整个晚上，投 入讨论之中。其中还不考虑额外花在参与校级会议、会内行 政事项上、以及自治领域中人际互动的时间。 为什麽我必须这麽详细地点出在参与学代会上的时间呢？因 为身为家居台北的女性学代，这些夜晚的讨论对我来说是一 个很沉重的负担。我个人认为，学生自治最精彩的地方，不 只在於对公共事务的提案上，也在彼此寻求奥援的过程中。 一般人对学生自治的想像，仅是开会、表决，却往往忽略了 建立人际网络的重要性。学生自治也是政治，而政治的精髓， 乃即在寻找可信赖的盟友。女性学代所会面临的困境，除了 必须在很可能是独立参选的基础上，打破彼此从前并不熟识 的僵局，主动在（以男性为多数的）环境中寻觅合作伙伴， 同时在讨论过程中，也往往因为场地限制，而配合男性同事 们的习惯，如於男宿开会等。 在过往委员会的讨论中，往往只有我一位女性在场。同时我 也发现自身因为立法知能的缺乏，在面对强大的男性前辈时， 会使我无法有效地反映出我自身的意见。加上整个学代生涯 中，几乎接下一整年的秘书处业务，这些行政经验固然宝贵， 但在我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也十分不利於我累积一名学代应 有的经验与能力，如同时兼任委员会主席（以参与校务会议） 等等。 而即便接下学代会中的重要职位，我仍然在每次开会、以及 会後的讨论时，面临经营人脉与顾及家庭的两难之中。承前 所述，那些非正式的交流、夜消场合、在宿舍中的持续夜谈， 在有返家时间及催促电话的压力下，都与我几近无缘。而那 些却正是自治领域中，迸发辩论火花之处。返家之後继续在 线上追踪同事们的谈话，变成我保持「在场」的唯一形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为什麽女性学代不彼此结盟就好？ 我的回答会是，除了在比例上不可能排除与（多数）男性学 代的合作之外，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男性学代本身的人际网络 （包括高中自治领域、社团、宿舍等等）同时也具备了讨论 公共事务的功能，但这些场域却往往在无意中，排除女性参 与的可能性。试想，在台大多数学生来自男女分校的情形下， 有多少女性曾经有投身公共事务的经验？又有多少社团，会 主动聊起现今台大学生自治的情况、而引发投身公共事务的 热情？而现今的男／女宿分区规画，以及公共空间的开放时 间，真的有助於各种不同性别的意见交流吗？ 这些问题，也包括整体社会及学校教育中，对女性参与公共 事务的友善程度，并非台大学生自治领域中独有的问题。 回到最一开始我问的，「为什麽女性不参选学代？」因为在 现今的自治场域中，女性缺乏种种参与的诱因，特别是人际 互动上，女性不容易结识同样身为女性的政治盟友，也在建 立伙伴关系中，必须因环境因素而付出相对高昂的代价。 当然，这些只是我自身的一些观察和分析。我不希望我所面 临的困境，会继续复制在往後的学生自治领域中。因为我认 为，自治不是一个有界限的「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但，也请各位不要忽略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差异性。而对特 定群体做出浅薄的批判。 最後，提供大家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在张娟芬的《姊妹戏墙：女同志运动学》中，谈到95年台大 学代与学生会长的选举，有两位参选人因欲炒热选情，在文 宣中暴力点名六位学代候选人为同性恋者，并要求他们藉由 公开自己的性向，来支持同志友善的政见。我认为，若强制 一名女性必须为自己所处的不友善环境，而担起全部的责任， 这同时也是一种暴力点名。 http://tinyurl.com/3d57l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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