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 本报记者　刘文嘉　刊发时间：2009-12-14 07:38:46　光明日报 http://tinyurl.com/ycvcj3s 　　在清华园西南角的老楼中找到何先生的书房。一壁是历史书籍，一壁是哲学原典，一 壁是西洋音乐磁带，是斗室，也是个小世界。 　　何兆武先生呢？窗前一榻，闲对青山。 颠沛记行 　　祖籍湖南，生於北京。何先生研究历史理论、历史哲学，而五四後风起云涌的现代史 ，却不过是他的人生回忆。 　　1935年，何兆武上初二。12月9日早晨，北平胡同里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他上学路上 听到两个车夫谈话。 　　「西直门关了。」「怎麽又关了？」「今天闹学生。」 　　其时日军已控制察哈尔，逼近京畿，北平城头却仍在「变换大王旗」。何兆武感到「 一定出了大事」。 　　在历史上，这次「闹学生」被称作「一二·九」运动，实际包括前後连带相关的四次 大游行。到了次年的第三次游行，何兆武也参加了这件「大事」。 　　1936年，何兆武上初三。他和同学一起喊着口号游行，走到西单就被军队截住了。军 警先是朝空中放枪威吓，然後就持大刀、警棍殴打学生。学生手无寸铁，队伍一下被冲散 ，何兆武和两个同学拚命冲到路边一家照相馆洗照片的「暗室」里，躲过了这场暴行。 　　这是他第一次「聚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五岁，古人说的「志学之年」 。读过丰子恺、朱光潜、谢冰心、徐志摩，以及梁启超和顾颉刚的学术性着作。 　　1937年，何兆武在北平师大附中读高一。「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和家人先到天 津、再乘船到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从济南倒车到徐州，然後转郑州到汉口、转武 昌回岳阳，一路颠沛辗转到湖南老家。其实也可以留在北平，并不至於有杀身之祸，但他 「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书还是要读，何兆武选择了刚刚搬到长沙的中央大学附中继续求学。只可惜刚刚读了 一年，日军就攻占徐州，逼近武汉，长沙形势告急，中央大学附中又搬到了贵阳。 　　人说贵阳「天无三日晴」，何兆武深以为然。「我在贵阳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个 晴天。」糟糕的是日军飞机也趁着这万里晴空出来轰炸，天天响警报，学生天天往山洞里 跑，跑来跑去，学校乾脆直接搬到了山里。 　　1938年末到1939年秋天，何兆武就呆在贵阳的山沟里上学，心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苦 恼。中央大学附中意识形态性很强，学术氛围远不如当时北方学校那麽自由。何兆武每天 早晨被军号叫醒，由教官带着跑步、训练、喊口号；晚上听着熄灯口令睡觉，睡前也是点 名、唱歌、喊口号。所谓口号，就是「蒋委员长万岁」。 　　再有，就是没书读。山沟闭塞，炮弹炸不着，人也出不去。没有书籍、没有报刊、没 有电影。在北平读书时，何兆武每周都要去北平图书馆，「每次借五本，差不多一星期都 能看完」；时不时就去逛书店、逛琉璃厂、看电影、看京剧。《大公报》、《国闻周报》 ，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创建的《论语》杂志，他几乎每期必读。在贵阳马鞍 山，这样丰富的文化生活简直不能想像。 　　何先生一生,对大部分事情都能宽容忍耐，唯独不能忍耐两件事，就是「不自由」和 「没书读」。他一生很多重要选择，说到底，都会和这两点扯上关系。这次也一样，读高 中二年级的何兆武最终选择了跳级参加高考，提前结束这种闭塞的生活。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所以也很郑重的。」何先生说，「那时候我们也填志 愿，和现在一样，按照分数分入不同的学校。」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的 临时大学也因战火逼近而搬到了昆明，何兆武在自己的三个志愿栏中都填上了这个大学的 名字——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记趣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地区第二名的考分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他很快就发现，联大很 对自己的「胃口」。 　　生活是自由的。你可以是激进，也可以是保守，可以民主，也可以守旧，随你左狂右 狷。「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後跟 ，讲笑话，爱抽菸。」一副疏狂做派。这人是汪曾祺。 　　选课是自由的。何兆武入学时的专业是土木，但文学、史学、哲学、外文的课也随时 向他敞开大门。他去听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偏赶上那一年外文系男生都调去做 美军翻译，上课的都是女生。整个教室只坐着两个来旁听的男生，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杨 振宁。 　　读书是自由的。联大有个大图书馆，各个系还有自己的小图书馆，所有图书馆一律开 架，学生可以自由入库，呆一整天也没人管，殊为难得。「解放後我在历史所工作了三十 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得在外面填条，然後交给图书管理员去拿。」何先 生不喜欢这样，「图书馆又不是藏珍楼。」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毕集，河汉灿烂。史学有陈寅恪、姚从吾、傅斯年、钱穆 、吴晗；文学有沈从文、钱锺书、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数学有陈省身、华罗庚；哲 学有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大家的课，何兆武至今难忘。 　　「钱穆先生开什麽课？」 　　「他讲中国通史。钱先生讲课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动 容。」 　　「钱锺书先生如何？」 　　「他讲课是启发式的，他不告诉你结论，总是在提示你，有些机锋。所以聪明的人才 能跟得上他。」 　　「陈寅恪先生呢？」 　　「陈先生呀，他开的是高年级的课，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资格 选这样的专业课。」 　　但他还是去听了，趴在教室窗户外听的。几十年之後，何兆武在着作《历史理性批判 散论》的自序中回忆了陈寅恪讲课的情形：「经常身着一袭布长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 学者，一点看不出是曾经喝过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授课总是携一布包的书，随时翻检； 但他引用材料时却从不真正查阅书籍，都是脱口而出，历历如数家珍。」何兆武後来转向 史学研究，确实有赖这些前辈史学家风采的感染。 　　何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外文。「 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 得怀念的好时光。」他的校友邹承鲁院士曾说过，西南联大之所以出了那麽多大师，原因 就在「自由」二字上。何先生深有同感，「我没有想到将来做什麽，毕业以後做什麽工作 ，哪一年读博士，都没想。觉得这个好玩，就学这个，那个有意思，就读一读。」真的是 为读书而读书。 　　自由开放，让人如鱼得水。但当时自由之联大，不过是桎梏之中国的一隅。事实上， 从1940年开始，这些泰斗级的老师和後来大师级的学生，一直过着每天躲避轰炸的生活。 　　「你知道，1937年先是『七七事变』，然後是淞沪会战，日本人把我们的海岸线都封 锁了。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国外的物资都从河内运进来。可是1940年法国溃败 後呢，越南这条线也被日本封锁了，只剩下滇缅公路是中国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日本人就 天天轰炸，我们从1940年到 1941年就天天『跑警报』。」 　　何先生对此已经颇为「习惯」。在重庆要进山洞，在贵阳要进山沟，昆明无山，有也 是低矮的山坡。所以「二十分钟就能跑出去很远啦」，言下之意，已经比之前强多了。 　　空袭每天来得都很准时，「大概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响警报，半小时後飞机来了，来了 炸，炸完了走。半小时後解除警报，大概是三点钟左右大家又都回来了。」 　　「那您吃饭怎麽解决？」 　　「有时候自己带点吃的就跑了。後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上午十点下课，下午三 点再上课。中间那几个小时就给大家『跑警报』。」哈哈一笑。 　　别人形容这样的生活，说狼烟四起、战火纷飞。他形容这段生活，却用「战火芬芳」 。即便联大曾经被轰炸过两次，图书馆、宿舍都曾经被炸过，其实每天都有性命之忧，他 仍不愿把生活形容为惨烈艰难的。「芬芳」之意，大概是珍视那废墟上开出花朵的生活。 「文革」记困 　　1949年，何兆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城，先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後又在 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了几年世界史。1956年，何兆武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的思想史研究室，师从侯外庐先生。 　　刚参编《中国思想通史》，「反右」风潮就席卷而来了。科研秩序已然乱套，何兆武 自己偷偷开起了「地下工厂」。 　　他开始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平 等；帕斯卡尔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於思想。皆是他心之所向。「每天晚上偷偷搞一点 ，得闲的话，一天能译几百字。」 　　边翻译边查书，各个典故都落实，所以慢。「你的兴趣在工作里面，要偷工减料或胡 编乱凑的话，兴趣就是在稿费上面了。」 　　这是兴之所至，也有规定任务。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哲学家罗素访 华，罗素抱恙，未能成行，只把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主席。这部书，最终被委派 到何兆武手里。 　　大概所有哲学、史学专业的後辈学人都读过何兆武翻译的《西方哲学史》，对学界的 影响之大、之深，自不待言。但也恰恰是这部书，在「文革」中为翻译者本人招来了一顶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为什麽「反革命」？罗素是「资产阶级」，翻译他的书就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 魂」。「我当时不知道这本书是毛泽东指示翻译的，我想给我戴这顶帽子的人也不知道， 不然他也是反革命啦。」大概史学家已经惯见历史的可笑之处，说到此处，只是一笑，不 再多着一字。 　　还有一个罪名，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他不喜欢样板戏，觉得京剧 是古典剧种，穿现代衣服演现代故事显得不对味。这个言论又被人告了密，两罪并罚，何 先生不仅「反革命」，还是「现行的」。 　　他和顾颉刚先生、谢国桢先生关在同一个「牛棚」里。他的名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谢先生的名目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顾颉刚先生算什麽罪名？」 　　「他是最早的一批，算老反革命，『老资格的反共老手』。那时候凡是高级职称的几 乎无一『漏网』，是『老反革命』。我是助理研究员，还不够『老反革命』的资格呐。」 　　「牛棚」是历史所的一间小屋，三人的活动空间不足十平米。其时，顾先生年事已高 ，晚年遭难，终日无言，总是默默地坐着，「好像参禅一样。」 　　何兆武年少对史学感兴趣，就是因为读了顾颉刚的文章。少年时的偶像原来和自己还 有这麽一种缘分，人生之微妙，让人唏嘘。他多次想向顾先生请教学问，终是不敢扰其清 静，只是在其吃饭时帮着端饭递水。 　　谢先生倒是和他一拍即合。一个恬淡精神，一个放达做派，遭此劫数，都显得有些「 没心没肺」。两人每天在「牛棚」里海北天南、高谈阔论——历史、文学、轶事、掌故， 反正除了政治，什麽话题都聊得津津有味。 　　谢先生爱美食，话中多有涉及。何先生便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最好吃？ 」 　　「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其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在 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 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确实好极了。」 　　何先生又问：「您说现在有什麽好吃的东西？」 　　谢先生答：「西单商场有个峨眉酒家，那里的乾烧鱼还不错。」 　　何先生笑：「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请您吃一顿乾烧鱼。」 　　也谈治学。谢先生曾受教於梁启超，有时饮冰室主人谈自己的个人经历，话匣子一开 ，直说到天亮。何先生重视口述历史，一听到此处，就劝谢先生写点回忆录，保留这些珍 贵的第一手资料。只是不待说完，就听见门外工宣队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两个史学家 赶紧低头念「小红书」。 　　要挨批斗，也要干体力活——在北京时是拆城墙，背墙砖；在河南干校是下田劳动。 他的家被抄过两次，大批珍贵的笔记遗失了，姐姐又因迫害而得了精神病。但何先生却不 爱说这些。与他同时代的大家，经历万方多难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青年时代、运命多 舛的壮年时期，一生说来都有些凄楚苍凉，但他的人生却仍然显得从容适意，就因为他对 那些悲苦艰辛的部分总不着意，也不较真。 　　他的译着——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 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恰恰都完成於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二十 年间。着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述也形成於这个 时段。政治气候复杂多变、个人命运沉浮不定，这大大小小的「困局」，似乎都没有困住 他。 　　很多年以後，何先生出了本随笔集——《苇草集》。书名因循帕斯卡尔的名言：「人 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但它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 於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 对此却是一无所知。」这根柔韧的芦苇，你只知道他身陷困水，却不知他心在万山。 晚年记道 　　1985年清华恢覆文科专业，何先生回到了清华园。「我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是清华 的研究生，对它感情很深。」 　　还是讲授思想史。三五个研究生，一两个青年教师，围在他身边讨论——不是典型的 授课方式，却是他最喜欢的方式。 　　也给本科生授课，与其说授课，还不如说是谈话和演讲。谈「中学」与「西学」、传 统与近代化、「五四」与中国启蒙、共性与个性、关照与超越。这些谈话，都收在他的《 文化漫谈》中。好多人说这本书好看，因为对於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作者曾身在 其中，也置身其外。 　　一个时代已经启幕，一代人已经走过，有些成果被重新正视，有些价值被再次估量。 有人评他的《历史理性的重建》：「如果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 ，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着。如果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然 後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着。」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2001年何先生八十大寿，清华大学历史系准备为他举办一个 庆祝会，请一些学人来座谈，有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 界史所的於沛先生等等，皆与何先生相识多年，但他仍然婉拒了。庆祝会的早晨，学生去 接他，他已锁好家门，飘然离开。 　　一个人在九月的清华园里走了走，然後去了图书馆。 　　「一个很普通的平凡的人有什麽可祝寿的呢？」他觉得他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 念集。在采访中，他经常用「不配」两个字，连说起「文革」後期，工宣队让他这个「现 行反革命分子」多「注意」罪名更大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事情，他也说，「我不配 监视人家。」 　　新世纪初，清华在「蓝旗营」盖楼，分给何先生一套新房子，比现在挤满书的斗室， 条件要好许多，又被他拒绝了，笑称：「年纪大了，嫌麻烦。」这件事记载在由他口述、 三联书店编辑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後记里。文靖在那里写到，何先生欣赏诗人济慈的墓 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他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 在水上，一面书写就一面消逝了。 　　七十年前，何兆武从岳阳乘船到长沙读书。「我在湘江之上时刚好十六岁，想到了一 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样算是进步？怎样算是幸福美满？」坐火车要两 个小时，坐船却要五天，从功利的角度讲，坐火车显然具有优越性。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船行沿途风景如画，让人毕生难忘，这不是幸福麽？千水含月，万山带云，到底应该怎 样衡量人生的幸福？ 　　他那时刚读过朱光潜的《慢慢走，欣赏啊》。觉得里面「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深切内 心。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宁愿这麽慢 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何老说，又自嘲，「就是这麽自由散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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