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社会服务事工的发展 第六章　台湾长老教会未来在社会福利中的发展空间与限制 第一节：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出路 作者∕徐敏雄 　　台湾的社会福利虽然处於起步阶段，但监於西方福利国家发展的经验，不少学者开始 思索台湾的福利发展是否应跳过西方福利国家扩张而直接进入福利多元的型态，要探讨这 个问题势必要从了解福利国家危机产生的背景着手。透过各种危机概念的厘清，才能够更 清楚地了解福利多元主义所要的目标所在，也唯有以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为借镜，在建构 台湾未来可行的福利模式时才能有较为正确的着力点。 　　以福利提供的角度来看，本文所探究的长老教会仅是诸多服务提供者之一，但若从化 解福利国家危机的功能着眼，长老教会因其信仰和组织上的特质，除了一般非营利组织和 志愿服务团体具备的功能外，尚有更多其他可能的发展空间。 　　以下笔者将从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出发以了解福利多元主义的成因和特色，并针对长 老教会的信仰和组织层面与福利多元主义理念的亲和性加以比较，这样的工作将有助於我 们思考未来长老教会在台湾迈向福利社会的过程中的可能与限制。 第一节：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出路 -------------------------------------------------------------------------------- 一、危机的产生与意义 （一）危机的产生 　　一九七０年代中期石油危机阻滞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成长，不但造成政府税收减少 ，连带地也影响到执行福利政策的能力。另外，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跨国资本主义使得 国家管理失去了效用，消费文化被视为好逸恶劳的罪魁祸首。在诸多因素交错的影响下， 政府保障国民基本生活安全的承诺备受考验，「福利国家危机」（Welfare State in Crisis）的呼声也就甚嚣尘上。 　　但福利国家危机并非仅止於经济问题或财政问题，由於政府取代了一部份市场资源分 配的功能，经济问题遂转成为政治问题，影响所及也扩大到道德和文化的层面。在诸多福 利国家的批判观点中，新左派（New Left）和新右派（New Right）是两个主要的智识传 统（古允文,1990；O'Connor,1987；孙健忠,1991；林万亿,1994；张世雄,1996a，1998) 。 （二）新右派与新左派的批判 　　新左派代表人物包括J.O'Connor和J.Habermas等人，其主要的思想特徵是以结构冲突 的角度来批判福利国家所产生的问题。O'Connor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满足两个基本但 却存在矛盾的功能：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与合法性（legitimization）。 　　国家扩张社会福利支出一方面希望达到经济的成长，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但另一方面 也必须透过物质的分配来维持社会和谐，以换取工人阶级和一般大众对国家的忠诚。在这 个过程中，资本家会竭尽所能将生产利润私有化、生产成本社会化，结果造成了政府收入 与支出的结构落差，产生赤字预算，形成所谓的财政危机。而且福利国家的支出实际上往 往只是创造有利於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环境而非真的造福劳工阶级。 　　J.Habermas甚至更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存在着经济危机，政府企图以政 治体系的力量加以干预，虽然可能暂时抒解表面的危机，但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本质 并没有改变，政府不但无法有效地解决经济体系的问题，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运作，使大 众对社会文化价值产生质疑，最後必将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古允文,1990； Mishra,1984；O'Connor,1973，1987；Johnson,1987 ；林万亿,1994，1998）。 　　至於「新右派」其实也是个概括性的名称，它包含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代表人物包括：F.A.Hayek和Milton Friedman等人）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 ）（代表人物包括Robert Nisbet、Daniel Bell和James Q. Wilson等人）两股思潮。在 社会价值上，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个人主义和不平等的重要性，新保守主义则着重於个 人与家庭的责任，重视宗教与传统社会道德。 　　对政府角色的态度上，前者反对国家干涉市场运作与个人自由，认为政府的角色应止 於维护社会与经济秩序，协助私部门帮助弱者；後者倾向以强有力的国家来维护社会秩序 与传统价值。在此我们可看出新右派所结合的两股思潮在某些主张上是不相容的，他们之 所以会放在一起讨论主要是因为两者皆反对社会公民权的扩张。 　　基本上，新右派认为政府过度的干预妨碍了人民的自由，包括消费选择的自由与支配 财物的自由等。其次，新右派认为福利国家的政策运作迫使政府必须承受许多利益团体的 压力，最後必然导致以政治力量来分配资源，破坏市场自动调节的功能。第三，福利国家 所提供的服务因为缺乏竞争，所以效率较低。第四，政府钜额的福利支出导致通货膨胀或 高税率，进而降低投资和工作意愿，造成经济不景气。第五，福利国家过於优渥的服务使 得其他方面的福利系统（包括家庭、社区与志愿组织等）萎缩，传统道德价值丧失，这些 对於国家未来的发展将是极大的阻碍（Mishra, 1984 ；George & Wilding,1985； Johnson,1987；King,1987；林万亿1994；王笃强,1998)。 （二）福利国家的深层危机 　　整体来看，无论新右派或新左派大致都同意福利国家财政与经济等表面危机的产生乃 是根植於文化、社会与心理层面的深层危机，新右派更将危机的矛头直接指向福利国家体 制，认为过多的福利提供导致公民道德丧失，因而产生了懒惰和依赖的恶习。故新保守主 义主张回归工作伦理和家父长威权责任，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市场自由竞争的放任，两者 之间的差异在於重建公民习性的手段上的不同（张世雄,1996a：6，1998：1）。 　　至於新左派的批判主要是集中在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矛盾上，对他们来说，福利国家 仅是维系资本主义运作的机制，受压迫的群体在其中未能获得益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个人感受到是外在的控制与自己相分离的自我（my self），这使他们产生一种害怕被他 人控制的恐惧，个人关注的焦点完全转移到可能控制自己的他人身上，因而造成人格（ personality）危机，没有信任的希望便失去了根基，没有了希望必然导致对生命的自我 放弃（O'Connor,1987）。 　　若从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来看，基於公民资格的福利国家为了要缩小人与人之间竞 争的差异性，以达到机会的平等的目标，政府乃将不同社区与文化中的人民都视为相同特 质的「市民」（citizens）与「个人」（individuality）（Turner,1986：93-94）。 　　市民在国家中仅仅是一个代号（例如：身份证字号），处於庞大的在官僚组织中，个 人的一切行事都必须听命官僚机器的指令，人类的情感、精神层面的需求、愿望与创造力 完全受到压抑，个人的存在只不过是不停运转的组织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苏国勋,1989 ：226），个人的独特性也在这样的体制中被埋没了。 　　福利国家普及式的福利除了造成科层体制的扩张，使人们失去对所处环境以及生命的 自主权外，同时也剥夺了志愿性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使人与人之间的连带关系不易 建立，连带地也产生了个人与社群认同的危机。这不但使得人们完全失去了自我认同，对 所处的环境失去掌控的权力，也使民众对社区产生一种无力感。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左右两派反福利国家的理由虽然有所差异，但两者却都强 调减低政府角色，尽量藉由民间提供服务来增加人群之间的社会连带，这就是一九八０年 代开始西方福利国家所谈的福利提供多元化，也就是所谓的「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 二、福利多元主义的意义与限制 　　在Hatch和Mocroft所着《福利的组成》（Components of Welfare）的书中，福利多 元主义意指在社会与医疗照顾的输送体系中，服务的提供由以下四个不同的部门（ sectors）来提供（Johnson,1987)： 法定部门（the statutory） 由政府各级社会福利相关机构或公共政策所明订的机构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供人民所需 的服务或经济保障。 商业部门（the commercial） 这类的服务主要是透过市场机制的交换来达成，因此不具有平等化的效果。包括市场直接 提供服务（例如：私人托儿所、医院）、职业或企业福利（也就是所谓的与工作绩效相关 的福利），以及国家提供经费补助让福利在市场运作的方式。 非正式部门（the informal） 包括个人社会关系网路中的亲朋好友、邻居以及一切不具正式组织型态的服务提供者。 志愿部门（the voluntary） 与非正式部门比较，志愿性部门具有比较严谨的组织结构，组织的成员通常有其共同的理 想或公益目的。此外，志愿部门也可以作为政府和个人之间的仲介团体，理想上，该组织 的财物与行动都具有自主性。例如：宗教、慈善团体、非营利组织、地方社区的邻里组织 、自助性团体、压力团体以及为某些特定团体提供服务的组织。 　　福利多元主义的宗旨主要是希望透过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以及参与（ participation），达到削减政府财务的负担和科层的扩张，避免服务的无效率。分散化 强调的是削减中央政府在社会福利决策和输送上的权力，并将这些权限与工作交由民间来 负责，至於分散的趋势则是由中央分散到地方政府，甚至抵达地方的社区和邻里组织。简 言之，分散的内容不只是权力上的分散，还包括福利资源的下放，鼓励民间的捐款或非政 府部门提供个人福利的经费（Johnson,1987：58-61；Gilbert & Gilbert, 1989：22-27 ；林万亿,1994：348-350)。事实上，决策权力与资源分散化的同时也达到了民众更大程 度的参与目的，当人民参与在福利提供的决策与服务输送时，不但能增进大众对於社会生 活的参与感，服务的内容也更能敏锐地回应案主的需要（Johnson,1987) 。有关福利多元 主义与分散化和参与的关系可以《图6-1-2》来表示。 　　但必须注意的是，福利多元主义仍然视政府是一个重要的福利资源，而非完全由其他 三个部门替代，换言之，它们并非如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般主张「小政府 」（a minimal state），相反的，他们的理念仍然比较接近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t ）。其次，福利多元主义并不像新自由主义那麽强调市场机能运作，他们认为市场与政府 一样是诸多福利资源的一种而已，因此，他们强调志愿性及非正式性部门的重要性，对於 商业性福利也非十分支持（Johnson,1987；张英阵,1995）。 　　多元主义最终的目标希望藉由政府、市场、志愿组织和非正式部门的合作关系来化解 福利国家的危机，但是将福利提供由政府部门分散到第三部门後，是否就能达到规避福利 国家的危机效果？表面看来，服务决策和福利经费的分散不但抒解了财政与经济危机，也 提供大众参与公共事务，进而对不同群体的特殊需要做出回应。但是，新自由主义所强调 的市场机制只是将人们放置在自利式的个人主义环境中，新保守主义所强调的传统道德责 任亦以家庭关怀责任为主，在此情况下，源自内在的工作伦理与利他性的道德文化能否重 建是相当值得商榷（张世雄,1998：10；王笃强,1998）。 　　由《图6-1-2》来看，要同时达到降低政府财政支出、促进民众参与、反应不同地区 和群体的需要，并建立社群连带与个人认同，在服务的提供方式上转移到地区性非营利和 团体是必须的「手段」。但是，除了表面转变外，在社会参与和社群连带的目标达成上，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源自於内在的理念动力呢？笔者认为，Durkheim的道德性个人主义（ moral individualism）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sm）1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三、社群论者的主张 （一）个人主义导致依赖国家 　　法国政治社会学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认为，个人主义风气的盛行 使得人们关心的焦点集中在个人利益，一切的价值都由自身的标准来判断。虽然个人主义 不等同於自私，但个人主义过度发展下随即而来的可能是人们汲汲营营於自身的私利，对 公共事务失去了兴趣。於是社会彷佛一盘散沙，失去了整体的连带感（solidarity），任 何的志愿性组织也不容易形成，也无力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膨胀。 　　在这种个人被「原子化」的社会中，由於缺乏社群连带，当个人遭遇急难时常常没有 对象可以求助，唯一可寻求的也只有政府的支持。这样的结果不但削减了人群互助的精神 ，相对而言也增加政府的权责，一旦政府权力落入个人或少数群体中，整个社会便陷入专 制的局面（张震东,1986：96-97；Wuthnow, 1989：4；Salamon,1992：9-10）。由此来看 ，强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货币经济交换原则下，自利原则依然无法化解疏离和匿名性所 产生的问题，相反的，个人在社会中的无助往往会导致民众走回大政府的回头路。 （二）自主性与社群 　　Durkheim认为个人乃是社会本质的必要组成，个人的喜好与需要也必须藉由合作的社 会关系的来达成，人既然成为社会的一员，就要服从社会所仰赖的道德权威，因为唯有接 受道德规范，社会生活才成为可能，个人也才能够获得社会所提供的好处（Giddens,1977 ）。 　　人类的自我实现不能单靠「个人」的「自由而为」，而是必须配合身旁的他人在精神 和物质上的支持与协助，人们始终需要人际的归属感，需要某些精神上、道德上的指导架 构来作为行为的依循（陈秀容,1995）。换言之，自由（freedom）应该是一种自主性（ autonomy）的拥有，它固然不应该被理性以外的力量所驱使，但自由决不等於解脱所有的 束缚，因为这是一种失序（anomie）的状态，个人在当中并不自由，因为他们被自己捆锁 在无尽的欲望中（Giddens,1971）。 　　另外，C.Taylor也指出，人类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发展他们的能力与理性、成为道德 的主体，是一个拥有自主性，能为自己完全负责的个体，离开了社会这些能力都将无法发 展。所以，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优先性的结果，不但导致人类社会缺乏共同的价值和目标， 不稳定的社群关系将会造成社会的支离（林火旺,1995：252）。就此而言，真正的自主应 该是在社群内才有达成的可能，过度强调个人权利优先性的结果对社群的建立常常是一种 戕害。 （三）认同与社群 　　在强调个人权利优先於社群考量自由主义意识型态社会中，每个人固然可以一自己的 偏好做选择，但是这种原子式自我常常导致价值的混淆和道德的低落，这样的社会不但缺 乏共同的目标，也没有没有德行基础，人们找不到自我的认同和社群的归属感，人与人之 间关系仅是工具关系。 　　在Sandel来看，「构成式的社群」（constitutive view of community）才是理想的 社群，基本上社群本身就是一种「善」，它不仅规定市民可以拥有什麽，也使他们知道自 己是谁；它不但提供了自由结社的关系，也让市民慢慢去发现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这样的社群中结社可以进化为共同体，互利合作可以发展为分享参与，集体属性也可以 演变为共同属性。简言之，Sandel 认为人的自我认同乃是由其存在的社会文化所赋予， 自我认同并非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经由个人发现（discover）的归属感（attachment）（ 江宜桦,1998；Mulhall & Swift,1996；彭如婉,1997；钱永祥,1995；林火旺,1995）。 　　与Sandel不同的，M.Walzer不认为社群需要共享目标，相反的，对个人和社群而言最 重要的是能够包容各种社群和组织的差异性，当一个人在小社群中群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与自我认同时，那麽人们便能各得其所，社会也能和谐安康（Mulhall & Swift,1996；江 宜桦,1998；彭如婉,1997）。 　　虽然社群主义论者在某些层面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基本上他们都认为，透过不断探 索社群脉络中的自我角色，个人得以逐渐形成对自我的认同。我们可以说「自我」乃是根 植於历史社会文化的脉络中，社群关系是自我认同的必需要素，当个人对所处的社群与社 区缺乏认同，与社区生活没有什麽互动关系时，个人的自我认同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 社群主义者期盼建立一个基於社群连带关系的小型社会，透过大众参与的方式培养人与人 之间彼此信任和亲密的关系，增加个人对社区的认同。但是，如果一味地过分强调社群与 社区是否会落入中世纪有机连带的窠臼，因而失去了个人的自主性呢？ （四）Green的社群式自由主义 　　针对这个问题，英国哲学家T.H.Green所主张的Hegelian2的社群式自由主义（或称为 崭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理念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条出路。首先，Green的权 利概念包含了两部份：一方面个人可以经由自己的理性选择来实践自我潜能，但另一方面 ，他也强调社会必须透过集体的力量促进个人内在道德的发展（Freeden, 1991：20-21） 。 　　在自由的前提下，每个人不但拥有同等的自我发展的机会3，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服务 他人；也因为大众普遍愿意追求社会的公益，这使得彼此之间产生近似一种手足之情（ brotherhood）的亲密关系。简言之，Green期盼人们以道德互助原则朝向社会公益迈进， 同时，在参与社区生活的过程中，个人也能够获得更好的道德发展（Barry,1990； Freeden, 1991：20；张世雄, 1996：82-83；Bevir,1993）。个人自由与内在道德发展在 Green看来是互为因果，甚至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 　　Green这种社群式的自由主义等於将自由放置在「自主」和「责任」的社群基础上来 实践，强调以外在生活来培养个人内在的道德。透过不断在现世中寻求上帝国（Kingdom of God）的实现，来体验自身的存在与内在的责任感，这种「新神学」好比是个人与上帝 合作一般投身於大社群的公益中4。 　　人与人之间并非冲突，而是一种内在灵性的相通，是基於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建立的一 个相互依赖的社会秩序（Bevir,1993）。简言之，Green理想中的自由是以个人内在体验 到的上帝来取代超自然的上帝，当外在环境提供个人自由参与社群生活的机会的同时，个 人得以实践内在信仰理念，并在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也发展自身内在的道德责任，这种 内在自发性的道德感能够赋予个人自由存在的意义。 　　显然Green的社群式的自由主义背後影含着一种内在主义和基督信仰的动力，在强调 「个人」的基本前提下，Green所引入的社群主义思想事实上并未更改这个基本立场，而 是希望透过独立个体间相互关怀的精神，建立彼此间的社群连带。 （五）宗教与社群意识 　　如果直接探究宗教与社群连带的形成之间的关系，陈其南（1990）认为西方宗教在地 区和城市社区中一直扮演着整合的角色，教会中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神约」（ covenant）关系几乎就是卢梭「社会契约」的基础。即使西方宗教曾经引起政治革命，但 在民主革命後的现代国家中，基督教仍然在私领域和精神层面间接地维系着公民伦理和社 会意识。此外，宗教信仰的契约因为具有超世俗的强制力量，这使得公民社会的社约有了 强制力量的保证，使社会意识能够有更坚固的基础。 　　再者西方宗教的上帝国的图像不但提供了人们一个努力的方向，也是人们动力来源， 对此， Tillich（1972）做出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宗教哲学中有三个重要的概念：爱、 力量与正义，这三者是连成一体的。爱与力量本为一体，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必须透过 力量才能够表达，但反过来说爱也成为力量的重要来源。至於正义理想的提出本是人与人 之间的道德诉求，也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由於每个人心中对於道德的衡量标准不同 ，因此社会正义的达成也就相当困难。基督教正义概念的提出，不但提供了一套评断的标 准，同时也为社会中苦难的人们提供的盼望。 　　由此来看，基督教正义的价值提供未来理想社区的一个图像，也因为这个未来的图像 使人们有了盼望，进而引发努力改革的动力。此外，Clark（1992）也指出基督教「三一 神论」（the Trinity）认为上帝在历史上以圣父、圣子（即耶稣）、圣灵（Holy Spirit ）三种角色在世上出现，圣父是创造者、耶稣是解放者，而圣灵是统合者（the Unifier ）。创造者的被视天国社群（the kingdom community）中安全和福祉（well-being）的 来源，解放让个人与人群获得了自由与自主，至於圣灵则是为天国社群带来了普遍式的连 带（universal solidarity）。简言之，基督教教义不但提供了理想社群的图像，同时也 成为社群意识建立的动力来源。 　　假使福利多元主义是财政、经济危机的一个解方，而社群主义的主张则克服了多元发 展下社群连带、认同和民众参与的问题，如何趋利避害地将两者的优点整合在一起， Green社群式的自由主义似乎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以现代社会福利提供模式来看，「 服务社区化」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实践方式。 　　如果一个互助、互信、互爱与正义的社群是我们所期盼的，那麽无论是「出自於宗教 」或先有自己的预设再寻求宗教理念的合理化支持，只要宗教信仰和社群意识之间存在着 相当的亲和性，那麽基督教不但够为社群意识提供一套理想图像，这套图像的建立再加上 宗教信仰中的「契约」或「服从」更可能形成极大的动力来源。特别在加强了宗教的信仰 要素後，人们努力的目标更为明确，在行动的力量上也有了更强的依靠。 　　另外，在福利多元主义的模式下，即使将福利提供的工作由政府部门分散到非营利组 织，事实上距离真正的参与和分散化理想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以台湾的情况来看，即便是 各县市都有分支机构的福利组织（例如各县市的家庭扶助中心）或自助性团体（例如各县 市的智障者家长协会），一个县市当中也仅有一个机构，无论是在特殊地区社区问题的反 应或是社区居民的参与上成效都相当有限，若要真正达到民众参与、善用社区性资源、分 散决策与资源使用权的目标，势必要从社区性的机构或组织着手。综合来看，在福利国家 危机之下社区性的宗教社会服务将是一个重要且可行的福利提供模式。 注释 1.有关「社区」（community）的定义相当多，在诸多的文献中有时也会将英文的 "community"翻译成「社群」，国内相关的研究或文章中却很少将两者做较清楚的区分或 说明。在参考诸多观点後，笔者认为社区主要包括：一群人、一个范围内的地区以及互动 连带关系三项要素，换言之，所谓的社区乃是同住在一个地理区域内的一群人，这些居民 对社区具有认同感，彼此间存在着一种休戚与共、相互关怀的连带感。若"community"这 个英文字包含了人群、地理和连带感三个要素，那麽现有的中文字词其实可以将这些概念 加以厘清。为了区辨的需要，本文中将「社区」仅赋予地理性的意涵，泛指一群居民所居 住的地理环境或行政区域，这个区域多半是有一定的范围而且面积通常不会太大；至於「 社群」则是居民所共有的连带感，它可以是基於人们共享的文化遗产或互助情谊，因此「 社群」超越了地理环境或行政区域，它可以小至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民族。至於文中 所提到的「社群主义」泛指西方历史上一切强调文化认同以及社群对个人自主与发展重要 性的思潮或观点。 2.首先， Hegel认为要恢复宗教主观性的本质除了关心理性的宗教道德外，更要透过「心 情」来领会，「人除了纯粹遵守道德规律之外，还应用另一个与人的感性相连系的动力」 ，这个动力就是基督教伦理学中所提到的「爱」。因为在爱里，一切关於义务的思想都消 失了。Hegel提到：「因为爱在别人那里找到自己的本身，或者也可以说，在别人那里忘掉 了自己本身，使自己跳出自己本身，俨如生活在他人之中」（引自 赖贤宗,1998：222） 。为了让主观的宗教更进一步成为民众的宗教，单靠基督教的爱与和解是不够的，爱的纽 带必须进一步与现实生活和世界上各类关系有进一步的有机关联，主观的宗教必须和民众 生活、国家政治将结合。唯有透过道德主体内部和社会群体间「爱的和解」，才能使人性 真正复归，并且扬弃社会异化的历史命运，使社群复和成为生命的伦理社群。因此，我们 可以了解到Kant的伦理神学是一个彼岸最高善的预设，而Hegel强调伦理作为现世教会实 践的实体必须是此岸的主体，透过实体的此岸浮现才可能消除人与人之间和人性内在的异 化。当基督教的爱与世界的生活相隔离时，一切伦理与道德都被威权化了，这种爱不但没 有挣脱出异己的困境，反而是一种隐密的他律（赖贤宗,1998）。 3.Green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将会使个人从社会关系中抽离，无限制的财产或权力（利）扩 张也会妨碍到他人权利的行使。因此，他主张合作来替代自由竞争，把个人自由当作社区 生活中个人最基本的「机会平等」（张世雄,1996：82-83）。 4.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这种强调个人内在道德发展和对外在社群责任的观点，特别是 从生活中实践上帝国的概念与十九世纪自由神学的主张十分相近。 -- 凡信的人，常聚集一处，一切所有归公用。 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 ﹝宗二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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