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菁英主义的「民学联」路线 当年的民学联也同意拉起「那条线」，但却是为了完全相反的理由。那是为了防止民进党头人的入场主导。 我自己从一个兴奋地见证民进党创党的大一学生，转变为对当时民进党主导的政治运动充满不满，正是来自於在一场又一场的群众运动中的切身经验。从80年代中开始，我们看到了成百上千支持民主运动的群众在党外菁英一声声「咱台湾人」的激情召唤下一次次地走上街头、冲向镇暴警察，最终只是当了领导菁英的火牛阵。带头的律师、民意代表、党职人员甚至在群众为他们与镇暴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之後，还会反过来指责「冲组」的群众不理性。「资产阶级民主」这个字眼，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为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经历的挫折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1988年的520农运。这场悲剧当时为几个月来声势愈来愈浩大的农民抗议划下句点，现在一些人的回忆中竟然成为农运的最高潮！在520之前的三次大型农民抗议动员中，干部群以非新潮流派系的民进党地方党工为主，南北各校的学运社团也热情地加入协助文宣工作。在当时模糊的共识中，农运的目标是为美国压迫下的台湾农业寻求一条生路，而它最大的意义在於让向来保守退缩的农民们逐渐敢於为自己的利益挺身上街头，对抗剥削了农民40年的亲美国民党政权。所以，在组织上农运寻求最广泛的联盟、在行动上寻求在激烈抗议的同 时平安顺利地把农民带上台北街头再带回来、在适应群众的认识与自觉水准的前提下往前进，以让愈来愈多农民不惧战斗。然而，在新潮流强烈主导下的520冲突打破了这个共识。最终在警察暴力下成为一个震动视听的钜案、把被捕被关的一些政治人物拱成了明星；却让各地正在进行的农民基层动员工作难以为续。不管主导520的那些人主观是怎麽想的，客观的效果是：不断激化的、以群众为火牛阵的运动路线牺牲了群众自主的运动能量、造就了少数政治明星。它是我们後来在1990年代称做「民粹主义」的菁英运动，而不是真正能够容许受压迫者自身力量壮大的民主运动。它 最终成就的是群众的代理人，而不是群众自己。 80年代的民主运动有许多丰富而有时互相矛盾的层次：党外菁英向国民党争权力的斗争、透过美国的权威在台湾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被排拒在党国特权圈子之外的台湾新兴产业资本挣脱束缚的要求、在每日的阶级压迫中愤懑的都市工人阶级的反抗意念、从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乡土意识转向到反中的台湾人认同的建立、、、。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同样包含着这些复杂的元素，是一个反国民党各倾向与派别的大联盟，而鲜少展现为一个一致的整体。然而，在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愈来愈确定地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运作（当时我们吧populism翻作「大众主 义」）。 民粹主义的运作逻辑是这样的：领导菁英头人简单地把社会划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及包括这些运动领导者在内的被统治「人民」，在彷佛铁板一块的「人民」中各个阶级与群体所经历的压迫，在这个路线中，都必须被转化为对统治阶级的抗议。而受压迫群众翻身出头天的希望，在於把不同於统治阶级的那些「我们的」代言人推上权力的宝座，然後让这些头人照顾我们、代理「我们」解决一切。在这种路线的实践中，种种活生生的社会矛盾被吸纳、收编、掩盖，尤其是那些存在於「人民」之中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头人政治形式压抑了民主运动本来应许的各个社会 生活层面上的民主化，而仅剩下单薄的政治体制改造与选举政治。 1980年代初党外的「鸡兔问题」辩论似乎试图处理这种头人政治的问题。这场辩论後来产生了「群众路线」的新潮流派系，挑战着「选举路线」的其他党外山头。然而，这场路线辩论，事後看来，也不过是关於手段问题的辩论。由头人夺权来代替群众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两条路线都默认的共识，差异只在於是完全以戒严体制之下的「合法」增额民代选举，还是佐之以「非法」的群众动员作为手段。 在对於「民粹主义」的批判立场上，「民学联」的学运团体逐渐发展出与「自由之爱」系统不一样的想法与作法。我们希望协助群众争取权利，而非代群众发言。在作法上，「民学联」强调以运动一份子的身份参与农运、工运、草根环保运动，而非「客观中立」地「分析」「研究」运动。在这个想法中，学生的校园民主运动与校园外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一样，是批判改造不公不义的台湾社会的运动的一个部门。渐渐地，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想法成为「民学联」路线的主流。「人民民主」这个空泛但试图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隔的口号，成为民学联系统的社团 喜爱的标志。 对於民进党主导的政治改革运动，以及「自由之爱」系统当作核心关怀的校园民主运动，「民学联」的社团仍然将之视为关注焦点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常常不是最核心的关怀。「政治运动」vs.「社会运动」是当时的「民学联」语境中时常出现的语汇，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社会运动」。如果民进党菁英路线的原则是把所有的问题上升到威权体制的政治问题，让群众透过菁英的眼光看世界，自认与他们相对的我们的原则则是把所有的问题还原到群众所认识到的真实问题，让菁英以群众的眼光看世界。尊重群众的「自发性」，是我们的「社会运动」路线的一个重要精神。꜊畯拊鴷蔷D化的想像，不是透过群众支持民主菁英夺权，而是在一次次为了争取护卫自己利益的群众动员中，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发展出足以与现在与未来的统治者相抗衡的世界观、政治技能、与基层组织。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的台湾，是人人都有能力当主人的激进民主社会。 在「民学联」运作的几年之中，假期中举办的认识、支援社会运动的各种工作队一直是跨校组训的最重要机制之一。我们那时候相信，坚持社会运动「人民民主」的路线，我们终将为台湾的民主运动寻求出一条超越狭隘地追求正常代议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制的路线，在未来持续地在阶级、环境、性别、族群等各个层面上深化民主。 「民学联」是否当真实践了它的自我期许，事後看来，当然不见得。联考制度下养大的青年学生要能够踏实地与群众结合、成为勤勉耕耘草根的组织者，事实上缺乏包括必要技能在内的太多主客观条件。即使到今日，我们一代中能够不负这种自我期许的人也并不太多。「人民民主」的口号、想法与作法或许也并不怎麽圆熟。不过，在当年，我们确实是真诚地这麽相信的。而且，这样的想法不是凭空、也不是从书本而来，而是与我们的论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民主运动中的台湾社会的产物。 虽然「民学联」不把「政治运动」当作自己关注的核心，作为一个相较之下跨校组织比较成熟的学运派系，在各地及跨校串连的校园民主运动中，「民学联」并未缺席。面对三月学运这麽庞大的学生抗议活动，「民学联」也很快地透过既成网路动员起来，与其他学运派系合作、与更多不属任何社团派系的新出现的学生合作撑起了那个场子。在广场上，除了学生之外，更多数的是外围一圈传统支持党外/民进党运动的群众。拉起一条区隔线，在当时「民学联」决策同学的想法中，有助於保持学生场子的自主性，避免完全被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或公职人员主导。因此，民学联在뜊穖鶪]同意了「那条线」。 我所知道唯一以当时的政治立场会反对「那条线」的学运派系是新潮流青年组织「新青年」，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新青年」认同自己是民进党主导的政治民主运动的一部份，从他们的立场看来，不管是菁英主义者要区隔「单纯」的学生与「复杂」的群众，或是「民学联」要区隔「人民民主」的学生群众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进党政治运动，应该都是荒谬的。他们为什麽当场没有反对「那条线」，我自己并不清楚。不过，从外部看来，在三月学运广场静坐的那几天之中，驻紮在学生指挥中心对面的民进党的指挥中心一直非常有意地低调尊重配合着学生、 凸显学生的场子。或许，面对史无前例地对群众运动友善的媒体，当时的民进党决策者相信区隔出一个不同於自己、又与自己的目标相契合的菁英反抗运动，是有利的策略吧。 时势与「主体性」 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各派系最喜欢的一个字眼就是「主体性」。学校老师教官校园特务把学生当小孩管是侵犯了我们的「主体性」；联盟运动的场子中我们派系的声音被压下来、旗号不够鲜明、诉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们的「主体性」；学运社团里的学长压学弟妹更是严重的侵犯「主体性」。这个既暧昧又似乎充满意义的本土自产字眼似乎是从「自我」被不断压抑的戒严时代解放出来的台湾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今天，关於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绝食学生算不算学生运动的争论中，「主体性」的模糊尺度又再次被抬了出来。然而，野百合学运真的有什麽「主体性」吗？ 在当年的广场上，或许在所有的运动场合上也都一样吧，根本没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意志。我上面所说的就是两个至少自认为与对方非常不一样的立场与政治倾向。而那还只是学生群的一小部分。我的「广场总指挥」职务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不是我负责执行的川流不息的演讲、歌唱与口号，而是永不止息的发交各校讨论、选举校际代表、决策小组、以及决策被群众推翻後的领导班子总辞重选、直接表决。如果说台湾民主化经验的核心是对投票的崇拜，十四年前三月的那几天我们在广场上把它推到了极致的地步而产生出某种荒谬的美感。何时要进、何时要退、要不要接受这个 或那个提议、、、。在这些战术问题上，大概大部分参与者的「主体性」都受到了空前绝後的尊重吧。可是，这代表的是那时候的学生对「独立思考」特别坚持吗？ 或许每一个对民主价值稍有坚持的人都会同意，具有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在集体行动的层次上，一大群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共同做一件事，绝对不是从原子化的个人的「独立思考」逐渐透过某种科学提炼过程而凝结为共识的，而是历史与意识型态的产物。试金石不在於那些人们激烈地彼此不同意的东西，而是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是怎麽产生的？绝对不是经历过如各种战术问题一样激烈的讨论。我个人并没有参与决策小组，只在事後的会议中间接了解到决策过程。据我所知，唯一有争议的是第四条。「自由之爱」系统的提案原是「订定政治改革时间表」。「民学联」系统的校际代表希望把我们关心的阶级、环保等议题也带进去，可是跟整体高度政治性的诉求又配不上，在与其他立场的学生妥协之下，搞出个模糊暧昧的「政经改革时间表」。立场的不同，只表现在一个字 上！至於前三项，尤其是不涉及执行程序问题的前两项，并没有太多的讨论。 为什麽？答案简单到不需分析。关於威权时代台湾的民主问题的论述，从雷震、殷海光的时代，一直到美丽岛事件、民进党成立、解严、、、，总共经过至少三十年，两三代人从刍议到抗争，早已清楚明白得无须多说。朝向国会全面改选的体制改革，是1980年代末各种立场的反对运动一致的共识。比起现在的静坐学生或是几年前另一个不成功的模拟版本「菅芒花」，野百合学运或许诉求清楚、有具体的愿景、也有更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绝不是学运学生思虑周延的产物，而是三十余年成千上万人投身的民主运动的成果。学生也只不过站在浪头上被时势拱成了运动的象徵。 当时的时势，确如之後多如牛毛的分析指出，是一层包着一层的政争：国民党内的李登辉（及其侍从宋楚瑜等）的主流派斗李焕、梁肃戎等非主流派；民进党斗国民党等等。但是，更放大来看，党派与政治人物，与学运学生一样，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行动或许自认为是来自自己主观的意志、判断、信念与据此而生的策略，可是形成这些动机、判断与信念的是更大的历史过程。14年後看来，1990年前後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在建立形式民主制度方面开始获取成果的时刻，在阶级政治上是在威权时代国民党政权呵护长大的本地资产阶级开始反客为主的时刻。在那之後，大财团取代了党 国官僚成为政局与政策的主导者。在那之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众多国家同步，冷战时代的威权政体被选举代议民主取代，资本跨国化、去管制、私有化等一系列向更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举措深化了台湾的阶级矛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角色的「主体性」都是有限的。 用「主体性」是否存在、是不是「被利用」作为最高尺度来评价行动者及其行动，往往必须假设行动者是可以自由地依其脑中独立发生的意志而行，而其意志又可以忠实地反应其客观处境。这才算不「为人作嫁」。这种人与行动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历史难道不是充满着出乎行动者意料之外的结局吗？ 如果说当年的学生被政争所利用，以致「主体性」可疑，我们大可诡辩地、带点阿Q精神地把说法颠倒过来：我们这群热中民主改革的学生利用了李登辉与民进党作为打倒威权政体的工具。而我们与李登辉都被王永庆利用了，大家都是呆子。在这个层次上的争论是不会有什麽启发性的。 然而，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我们就是被动盲目地被身外的历史浪潮推着走。任何一个真诚的实践者都希望，即使是在层层的历史限制与盲点、束缚之下，我们的实践能够尽可能达成我们主观抉择的信念与愿景。所以我们才会兴高彩烈地唱着「让思想冲破牢笼」。「主体性」这个词汇所想要表达的复杂意义之中，如果有什麽值得尊崇之处，在於其中希冀行动者是自觉而明晰地知道自己在干什麽，从而使行动与改造现实的目的结合起来，而非甘於作身外力量的木偶。从这点看来，「民学联」之中和我一般反菁英主义的学生，在90年的运动中，是失败的。 在那年3月21日的收场时，我和许多人共同感受到的，不是欣喜，而是一种深沈而屈辱的无力感，我自己要过了几年之後才逐渐理解那时候的感觉是什麽。 为什麽是学生？ 揽镜自照，像我一样的学生，在1990年的台湾，在30余年的民主运动潮流中，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社会上各个角落有太多更积极的献身者比我们为这个千万人的集体事业付出更多。为什麽偏偏是这几千名学生被当时的媒体捧成社会的良心、历史的缔造者，彷佛一张学生证就给了我们某种非凡的神力。这个问题在当时和现在一样困扰着我们。我自己在五月反郝大游行之後是这样说的： 唯心主义的社会观总是认为有一种终极价值是超越历史而存在的，诸如天赋人权、真理、正义、神、、、，它们是亘古永存、万世不变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产物。庸俗化的推论则成为：只要涉入到具体而真实的社会斗争中的人，就不可能真正地持有那些终极价值，唯有中立的、「客观的」人，换言之，超越凡俗的人，才能成为终极价值的化身。国民党老是用这套来打击政治反对运动，因为反对运动者是权力竞逐的参与者（虽然同时又用相反的一套来分化社会运动，宣称唯有有直接利益瓜葛的人才有权涉入〔其他的都是「外力」、「假农民」、「假劳工」等〕） 。长久下来，要求「客观中立」的庸俗社会观已成为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份了。 而学生，这个长久以来被禁闭於校园中、隔绝於世事之外，又尚未进入社会生产体系，较少实际利害纠葛的社会集团，恰恰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对「正义化身」的要求与期待。於是，数月来气闷於政治舞台乌烟瘴气的社会大众，纷纷把自己对政治改革的主观愿望与参与政治改革的意念，投射在这一小群学生的身上。 这个分析，现在看来，我仍然觉得是有效的。或许也能解释当前媒体对於学运与反学运的真假的奇异痴狂吧。 但时，随後，在同一篇文章中，我雀跃地历数一个个指向学运有可能突破藩篱的迹象：学生有可能动摇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统治阶级自己的後备队的反叛将带来根本性的挑战；孩子们召唤父母走上街头的威力；甚至总统府卫戍宪兵都有人写信给广场学生表示支持。从而，我把学生群众称为「反体制的先锋队」，并自许我们自己在下一个阶段「不但要进一步地挑战一切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更要进而将民主的成果散布发扬，让野百合的肉身化为丰腴的肥料，浇沃在人民的土壤中。」 我乐观而自大的学运豪语，十四年後看来，如果不是彻底落空，至少也大部分没有实现。为什麽？ 「人民民主」路线的局限 要解析民学联「人民民主」路线是怎麽落空的，需要更长的篇幅。在此我只能简述我在之後想出来的一点道理。在「人民民主」路线中，学运学生自许为社会运动的一份子。这个运动者角色需要至少三重性格：首先，作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我必须时时以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态度用原则来度量一切。但是，我同时必须是一个社会人，一方面要认同於受压迫群众，另一方面必须审时度势，拟定最佳策略，以为我们与群众的共同斗争赢得胜利。 我自己初决定投身的时候，一位牧师送给我一段经句：「主耶稣对彼得和安得烈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作得人的渔夫。』」（马太四19。）这似乎是包括社会运动在内的一切政治行动再浅显不过的原则。那麽，我们要怎麽「得人」呢？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之後几年的学运生涯中，在对权威的挑战与派系的争斗中，情势总是不断地向我们展现出各种机会与必要性，如果不采用这种或那种手段，「得人」的任务就会落空。 另一方面，民学联的「人民民主」路线的精神──尊重群众的自发性、让菁英透过群众的眼光看世界──非常吊诡地让我们很轻易地容许自己主动地向主流意识形态妥协。「纯真」学生的「正义化身」角色，虽然在「民学联」的反菁英主义意识形态中是个脏东西，情势如果需要，当然得拿来用。是群众需要「纯真学生」，不是我们需要。而难道一个好的运动者不必时时符合群众的需求以推动运动吗？ 在情势所不断揭示的新机会、新挑战刺激之下，运动者所需的三重性格中的「策略拟定者」常常把其他两个挤压得仅剩一点影子，而使得学运学生最常出现的姿态是皱眉抚颊深思最佳手段的策略家，而不是惕励自省的思考者或热情的群众的一员。非常讽刺地，批判〈新社会宣言〉的功利主义伦理观而形成的「民学联」路线，在实践上不知不觉地完全遵行〈新社会宣言〉的精神。 於是，三月学运一开始，「肮脏政争之中的纯洁学生」的角色一被媒体塑造出来，我们就义无反顾地跳进去尽责地表演早已写好的剧本中的角色。在从三月到五月的忙乱之後，反身一看，我们已经变成了「他们」，变成了之前几年我们花了无数字句批判的菁英主义者！我们向往一个没有任何人需要别人代言的民主而平等的社会，可是我们自己却成了代言人。 真实的野百合？ 当我第一次公开谈到我这篇文章的内容之後，我的一位朋友提醒我：说野百合已经成为标本是太夸张了。当时许多第一次参与运动的学生的确经验到深刻的感动，从而在之後的岁月中投身於台湾社会各个角落的实践中。的确，一个事件对於每个参与者或许都有不同的意义，而野百合被赋予的重重荣光其中的一部分对某些参与者来说是一点都不虚假的。野百合经验使得许多当年的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奋力投身於各种试图改造社会的事业中。对於台湾目前的代议民主政体的建立、对於威权体制的终结，三月学运有其指标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十几年来被不成比例地夸大了。 可是，作为当年的学运领导集体的一份子，我应该为野百合以及我所经历的那几年学运之中我认为失败的、落空的、浮夸而荒谬的部分负起应负起的责任，正如我分享着它美好的部分一样。 菲特列‧詹明信说：「历史就是会让人痛的东西。」我想他的意思不是叫人要沈溺於自怨自艾，而是指出一个社会实践的必经道路。要从事经验所未及的改造社会的实践，或许非得从我们所承继的过往历史所打造的主流意识形态揭示给我们的、看似自然的道路出发，但是这种自发的行动毕竟是会受到重重的限制而以事与愿违告终。但是，正是在勇敢地面对失败的自我批判中，人们可以在从自发到自觉的、最终通往自由国度的长征中往前进一步。 三月野百合学运，在其促进威权政体改造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地是透过学生、媒体、反对党及国民党主流派成功地操弄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的菁英主义。这种菁英主义是1980年代民主运动中的基调，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的头人政治：受压迫群众的种种现实中感受到的不满，必须被收编为支持民主头人向威权统治者夺权的力量，而所有现实问题的解决，都被应许在群众的菁英代理人最终夺权的时刻。 那个时刻在四年前来到了。於是，在我的同侪们庆祝野百合十周年的宴会上，大家除了哄 闹地唱了国际歌之外，还有不少服务於绿营的人们合唱了「咱拢是台湾人」。的确，戒严、万年国会、言论禁锢等等那些我们与之前两个世代共同经历过的威权体制到那时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四年下来，不知是否会有更多我的野百合同侪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当年离开广场时呼喊的口号「追求民主、永不懈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麽及时。 四年前换了政府之後，我们反而可以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换政府并不表示换了统治者。戒严时代清楚明白的党国官僚统治，现在成了大财团及其帮手们的统治。民进党一上台，遇到经济危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各阶层的资本家（外加一些陪衬的劳工领袖等）开了个「经发会」，以宣示它要成为比国民党更好地服务於资本的需要的政府。「全民」的民主政府，愈来愈成为资本家集体的政府。但是，台湾民主运动的主流传统几乎对此完全没有回应。 三月学运至今的岁月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与基本人权等戒严时代民主运动的核心面向上的矛盾大致到了一个歇息点，虽然仍有各种国家侵犯人权的案例、甚至制度性的压迫（如对於在台的贫穷外国人、对於刑事嫌犯等），却并未发展为全社会规模的抗议。政治制度的改造成就了一个各主要党派及有力人士可以大致（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公平地互相竞逐权力的场域，但是选举往往成为不择手段的权位豪赌，而鲜少有关於政策、观点与愿景的竞争。「人权」、「民主」等口号，如野百合的象徵一样，纷纷被剥夺了当年运动时活生生而丰富的意义，成为平板的、巩 固现存体制的概念。 野百合之後十四年，许多当年的社运人士与在广场上的学生仍然投身在各种社区、环保、工会、教改、社区大学、921灾民等基层的人民组织与运动上，试图实践当年「人民民主」的口号所要捕捉的精神。我们也一次次地看到不同於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各种人民的集结，从一个小社区的改造到十几万教师与农民上街头，每一次都有乐观的左翼人士与激进民主派赞颂着「人民的力量起来了！」 的确，十四年来，一般台湾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转变，从戒严时代的畏缩沈默、不谈政治、盲信权威变成90年代的多言聒噪、嗜谈政治、怀疑权威。但是，从这次大选前後的情形看来，之前关於台湾社会「人民力量」的赞颂是过度乐观了。在符号殊异、内容趋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中选一个当头人的政治，似乎仍然是最能够调动台湾人的狂热的游戏。我们之前不断宣称的人民力量、社会启蒙、草根生命力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麽一场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辩论的大选可以激发那麽多热情，而关於「愿赌服输」vs.「抗议诈赌」的争议彷佛要从广场到街坊到办公室撕裂整个社会ꄊA质疑为什麽政治就非得是权力豪赌的声音却是如此微薄？ 野百合当年所激起的关於即将到来的民主社会的狂野想像现在看来或许逐渐乾枯而遥远，三月学运的阴影，在缺乏诚恳的自我批评之下，在之後的岁月中却深深地影响着当年的人民民主派。 社会运动作为受压迫群众的自我教育的想法或许并未消失，可是像三月学运那样的浮夸宣传工作却常常会压过运动其他的面向，尤其在SNG车四处猎捕镜头的时代。多少各个部门的社运工作者时时想着：只要媒体宣传做得好，群众就会被动员起来──就像当年的野百合那样。於是，群众愈难动员，行动剧的道具就要做得更大、镜头前的画面就要更精心设计，这样才能对我们要抗议的政府部门造成压力，从而获得我们要争取的政策改革、、、。不知不觉地，群众的社会运动转化为压力团体的文宣工作；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的激进民主运动转化为补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施갊F局限的「第三部门」NGO，而各个社运团体不知不觉地转化为互相竞争资源与议题代理权的社运小生意。从而，依着这种逻辑运作各个社运团体非常容易把头人政治看成具有活生生的关键意义。如果只有这样的社运作为反对派，台湾的政治会堕落，有什麽奇怪？ 我知道许多我当年的同志们看到这里会觉得我这样的批评太刻薄、太不公允，是占了便宜又卖乖。我承认我自己作为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份子也并不能免於我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正如同我当年作为一个学运学生不能免於学运的大部分浮夸与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还认为当年在历史的召唤下以真情所高举出来的目标仍然是值得追求的，除了诚实地承认错误，在检讨中学教训之外，还能怎麽面对未来的实践？ 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BreakingNews/2004/04/16/mywildlily/index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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