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mosmos (chen)》之铭言： : 请大家把蔡教授的 : 中西史学地位标准 : 阐明一下吧 : 我到现在为止 : 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麽？！！ 问题是来自我说了一句可能听起来有点挑衅的话： 就是西洋史很难，中国史次难 　　在这里我们先把话说清楚，这个「难」并非来自人性，而是 层次高低；换言之有人说考史难，有人说论史难，这些基本都可 以归结到个性不同、或各有工夫，但并不代表这两件事是同等程 度的事。考史的人通常无法（或不愿意）论史，因为他的职业不 允许他对历史多做推想；但论史的人通常也能考史，因为考史是 论史的必要功课，没有知识基础而想一步登天，一定丑态毕露。 换言之，考史与论史的工作者或许资质（才）跟工夫（学）都一 样好，但差别当在格局的不同：以考史为职者深信历史必须回到 史料，只有这麽做才是成就史德（或史识亦可）。他们可能不认为 光「论」能对历史学有太大贡献，毕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史家 除了严守怀疑、直笔、证据等立场，还能多做什麽？这已经是”do something”了。而从考史进一步去论史的人却不作如是想，他们以 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将历史学的目的进一步昇华到直探天人之 际（by章学诚：「欲为良史，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 人」），历史不但有其目的，所追求者更超越人事万象。 　　我要说的是，这不叫做两种平行的立场，而是不同的层次， 即论史者高於考史者。这并非是说考史不重要，而是考史只是知 识的「基础」而非「目的」；也不是说论史者比考史者高等，而是 论史者比较高明。我这种说法背後蕴藏着「知识必有目的」的立 场，在此暂不多谈；但「论史者较为高明」这件事却常被人间乱 象所困惑，成为众人怀疑知识的理由，因为舌灿莲花、假借上帝 之名的坏蛋太多。这些人绝非我说的「高明」，因为他们常常不是 尽人事听天命，而是把人间现象作为支持其个人目的的资源，「扭 曲」天命，实为人性实践。 　　那这些跟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关系呢？有的，因为在我眼 里，中国史研究相当於考史的层次，西洋史研究则在论史的层次。 首先，我不否认中国史有许多论史作品，关键在於这些作品跟西 洋史研究所论仍有一定距离。其次，我不是在谈文化问题，如果 是则中国文化跟西洋文化是平等的；这是文明关怀展现的不同层 次。再者，这跟两个文明各自的史料多寡、种类、丰富性无关， 我在说的是多数在台湾书店、图书馆所能见到的近人的研究。 　　先讲第一点，为什麽中国的论史作品跟西洋史的论着仍有距 离。如果大家常去书店或图书馆，就必然能发现两种情况：一是 中国史的书多半是论文集或考证研究，而种类以制度史研究最为 丰富；二是你想看的「申论」作品就算是中国史，也常常是外国 人写的。这至少说明一件事，就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受西方史 学影响，但仍然倾向撰写实证类的研究。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史 研究从20世纪才发展起来，批判过程仍须在紮实史实论证上爬 梳，才能有较好的成果；另一个原因或许为中西文明的本质不同， 中国史所展现的历史脉落，所说明的问题用这种史法较为妥当。 　　我自己的想法是後者，因为中国史跟西洋史最大的不同就在 於中国文明非常世俗化，虽然有天道的观念，却较近於人事对自 然规律或法则的体会或感知，而非上帝。因此中国绝对有理性的 特质，但那理性并不来自上帝，而在人的实践。刘知几秉笔直书 的目的在於实践儒家道德，他认为古代经典都扭曲历史去支持道 德，但真正的道德是做该做的事才能真正展现。这种文明教化出 的知识份子常有实事求是的性格，虽不必然以经世致用为己志， 但把身体力行当作目的，把「道理」视为「真理」。於是，在史学 研究上便很难看见中国学者有什麽巨大知识体系，他们多半是一 分证据说一分话，写的通史则四平八稳、章节错落有致，从帝王 到民间顺序分明，连西洋史都写的像扩大版高中教科书。 　　而研究领域为何以制度史最盛呢？因为制度史研究是最有结 构跟底子去写中国史的方法，举凡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监察制 度、经济制度、法制等等，中国史常能用这些统治结构下的制度 面去做较深刻的理解。问我理由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文化常 常讲的就是一套「做事方法」，这套方法掌握到了似乎便能一下子 通达世间的所有道理，无怪乎最庸俗、特别是事业成功的人特爱 强调自己喜欢读历史，好像这一切功成名就都是（中国）历史教 他的。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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