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赵侗的情况﹐网上似乎也不少﹐好像战沙就曾经有人贴出过有关赵侗的帖子﹐ 其中有的说法还被转贴﹐也有被质疑的。 按照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记载﹕“本 年（二十九年）[注﹕指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一月二日河北民军第七纵队司令 赵侗所部官兵﹐在灵寿被贺龙部全数消灭﹐赵司令被枪杀”。而根据战史资料 （《八路军第一二零师暨晋绥军区战史》）可知﹐赵侗部是於1939年12月29日在河 北省灵寿县慈峪镇附近之北霍营一带被一二零师独一旅二团所消灭。 八路军一方的说法是“消灭叛逆”﹐即“1939年﹐赵侗率少数人逃跑﹐被国民党特 务机关复兴社收买。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赵侗奉国民党之命率复兴 社分子120人编成的所谓‘平西挺进支队’﹐携带国民党军委会的电台、密码﹐潜 入晋察冀边区的灵寿县慈峪镇附近之北霍营一带﹐进行破坏活动”（《八路军第一 二零师暨晋绥军区战史》）。 1942年曾出版一本署名为“林夕”的《赵侗之死》﹐作者是借用赵侗的一个追随者 自述的方式来写的﹐虽然作者和叙述者显然是抱着同情的态度﹐但通过这本讲述赵 侗北上经历的书﹐我们约略可以了解赵侗之死其自身的内在原因。 简略说来﹐一是赵侗和八路军的关系﹐所谓“赵侗在平郊的时候﹐第八路军要收服 赵侗﹐既而赵侗不屈服﹐绕着数万里的海道﹐到达中央﹐他们便以为孺子不足教了。 不足教就得远远的离开﹐不料赵侗又打算北上使得他们间接地代替日本人担任清乡 工作﹐不能如意进行﹐因此﹐便开始挡驾了”﹐刨去其中倾向性的言辞﹐可以看出 赵侗既和八路军关系不好﹐也并非如其所宣称北上就是为“抗日”那麽简单。 二是赵侗所部性质的改变﹐实际上并不在重庆﹐而是在西安。由重庆出发时﹐赵侗 部基本上还是属於一个抱有一些理想色彩的松散团体﹐即使赵侗本人﹐也还不是和 国民党完全一路的（这一点後面再说）。而这个小团体在西安呆了两个月之久﹐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名称由“补充大队”改称“挺进大队”﹐组织上作了不少调整﹐ 最鲜明的是将胡宗南所派的战干四团的学生王世杰等一百余人加了进去﹐使得原来 只有六十余人的小团体扩充到二百多人﹐并调整了干部。同时把原来的小团体中的 一些人用开除或其它方式剥离出去﹐如有的所谓“动摇分子”据说是分开去延安了﹐ 有的人喜欢讲马列主义的（显然只是口头上喜欢新名词﹐并非中共人员﹐如所谓 “宣传科长”李仁山）也被赶走了。甚至这个团体里一些从北平起就跟着赵侗到此 处的“老人”﹐如被称为“谷老乡”的﹐既反对八路军﹐也反对赵侗到重庆﹐也在 西安被赵侗所“开除”﹐可见这个团体面貌的变化。 剩下的就是取死之道了﹐如离开西安之前﹐接受了胡宗南给补充的一些手榴弹和子 弹﹔离开西安之後﹐始终是由石友三的兄弟石友信所带教导队护送﹐直到林县才分 开﹐石友信还向赵侗部赠送了二十余支自制的捷克式步枪。後面的情形也不必详述﹐ 在1939年末国共关系紧张时期﹐类似的行为﹐在赵侗是很明显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和 八路军对立的位置上了。 其实从重庆出发时﹐国民党对赵侗的争取工作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效果﹐因为赵侗出 发前军统还派人去做过工作﹐认为赵侗此去必定和八路军发生纠纷﹐“他们替赵侗 打算﹐最好是不要北上﹐其次﹐一定要北上﹐也必须加入他们的军统﹐共同努力於 肃清友军[注﹕此处指八路军]的工作”。这说明国民党对赵侗的争取工作虽然在做﹐ 但尚未完成。所以我认为赵侗部的实质性变化是在西安。 就这一事件目前的这点材料来看﹐至少赵侗部在组成成分以及和国民党的联系上﹐ 结合当时国共在晋北、冀东的紧张关系﹐表明赵侗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有其取 死之道。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赵侗打的是抗日的旗号﹐就算是打算搞摩擦去的﹐毕 竟劣迹未彰﹐八路军在其甫入防地之际﹐就布置一举消灭﹐似也不无“不教而诛” 之嫌。当然﹐这是从事後的角度来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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