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轮战部队前後一共２７个军﹐总兵力共１９０万人次。除第５０军是由长春起义的曾 泽生六十军整体改编而来﹐其他诸军均为各大野战军的主力作战部队。就是按Ａ大的讲法 ﹐解放战士在其中也只是占少数﹐利用抗美援朝清洗国军降兵一语从何而来﹖战死的解放 军老兵和共产党员比解放战士多得多﹐这样说来莫非清洗解放军﹖ 无法给出准确数字﹐就以获志愿军英雄称号来比较吧﹐以为佐证﹕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名录﹕ 特级英雄（２名） 杨根思（１９４４年参加新四军﹐共产党员﹐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战死） 黄继光（１９５１年参加志愿军﹐共青团员﹐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战死） 一级英雄（５０名） 卜广德﹕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於泮宫﹕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於喜田﹕１９４５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　王　海﹕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王兆才﹕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王学凤﹕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王德明﹕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毛张苗﹕１９４３年参加新四军﹐共产党员 孔庆三﹕１９４８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刘庆亮﹕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刘维汉﹕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孙占元﹕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孙生禄﹕１９４５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孙振录﹕１９５０年参加志愿军﹐共产党员 伍先华﹕１９４９年从国军解放﹐共青团员　李凤林﹕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李家发﹕１９５１年参加志愿军　　　　　　李延年﹕１９４５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余新发﹕１９５０年参加志愿军﹐共产党员　许家朋﹕１９５１年参加解放军 沈树根﹕１９４４年参加新四军﹐共产党员　邱少云﹕１９４９年从国军解放 张永富﹕﹖﹖﹖﹖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张积慧﹕１９４５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 吴志洲﹕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宝山﹕１９４９年参加解放军 周厚刚﹕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陈忠德﹕１９４４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 杨宝山﹕１９４５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杨育才﹕１９４９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杨春增﹕１９４５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杨连第﹕１９４９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胡修道﹕１９５１年参加志愿军﹐共产党员　赵宝桐﹕１９４５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 柴云振﹕１９４８年从国军解放　　　　　　徐长富﹕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高成山﹕１９４０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　高景灏﹕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倪祥明﹕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秦建彬﹕１９４７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曹庆功﹕１９４８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曹玉海﹕１９４３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 郭忠田﹕１９４５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郭恩志﹕１９４５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 黄家富﹕１９４９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崔建国﹕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雷宝森﹕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　　　　　　鲁　□﹕１９５１年参加志愿军﹐共产党员 魏玉德﹕１９４６年参加解放军﹐共产党员　谭炳云﹕１９４８年参加解放军 二级英雄（２８６名）人数较多﹐暂不赘述。 由上所录﹐解放战士一共是伍先华﹐邱少云﹐柴云振三名﹐其他均为新四军﹐八路军﹐解 放军老兵﹐并有部分志愿军新兵﹐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死後追赠者未计入） 国军降兵都去了那里﹖下面这篇文章可供一读﹕ 被遗弃的东北国军的最後命运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四时许﹐在渖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 一架草绿色的Ｃ－４６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导说﹐「登机的 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後 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５３师师长许赓扬後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後﹐「由副官们 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 去」的渖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後﹐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 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 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後降落的另一架Ｃ－４６﹐「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 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 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後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 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後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 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渖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麽一来﹐原本停 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渖阳 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後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 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 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 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麽忍心这样做呢﹖ 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 ﹐「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这些国民党高阶军政人员仓皇逃命的背影後面﹐是八万 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 　　　　　　　　　　　　　　　　　　忐　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麽﹐依旧驻防在渖阳 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 的前途。 渖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５３军、新一军暂编第５３师和青年军２０７师为主。远在这 一年６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５３军副 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麽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５３军四 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 题的﹔第１１６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於利害关系 ﹐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１３０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 （赵国屏 《渖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 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後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 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於﹐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 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 态度。直到１０月２９日﹐当渖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 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５３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１０月２９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 寻求联系」（许赓扬﹐《渖阳解放时的暂编５３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 找到了解放军独立２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後﹐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 、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後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 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 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渖阳再遭受破坏」（《辽渖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５３军的种种做法﹐ 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於暂编５３师﹐林彪的不悦之 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 造成已成事实」﹔「现５３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 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渖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１８０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 ﹐枪声始终零零星星。１１月１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２０７师残部後﹐解放军先头部 队挺进了渖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 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 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渖阳》）。 《申报》驻渖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 匪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於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 惫的匪军。後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 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４日）……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４日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 兵束手就擒。新政权对他们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 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解 放」的。 　　　　　　　　　　　　　　　　　　复　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後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５３军军长、渖阳守备兵团 司令官周福成。後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 破前夕的面貌﹕１０月２７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渖阳﹐劝说他火线起 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１３０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 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１０月３０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 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１１月１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只有屈服了。 黄达宣是东野２纵６师１６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 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 、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 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後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 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渖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麽时候了﹐还联系投诚 ﹐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 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後来﹐１１ ６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 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 德裕﹐《第５３军在渖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後﹐东北局对５３军的处置意见﹐最 终到达了﹕５３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 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 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 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 ﹐５３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 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 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後﹐暂编５３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５３师﹐许赓扬继任师长﹔ 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５３师最後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 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於自己的「起义 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 。远在１９４７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後方﹐就设 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８００人左右」﹔ 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渖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 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渖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２３ ９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 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 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 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 」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 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只 能将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可是在那时肃杀的 政治环境下﹐有别的选择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後﹐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後 收容了１５﹐５３３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１６４人﹔其中还有８８人﹐或等候释放 ﹐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 伍的﹐还有３８名将军、１８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 ﹔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１９５３年３月９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後﹐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 了。 　　　　　　　　　　　　　　　　　　流　离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 着。後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他的「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渖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 东日报》。这是在渖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１１月１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 ﹐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 回了渖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渖阳主要报纸《新报》 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渖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 ﹐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 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 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 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後﹐他目睹了解放军的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 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 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 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後头。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 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後﹐他们大多获准回 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 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 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 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 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渖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後﹐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 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 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 官兵﹐现在却那麽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 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身为败军之将﹐ 大家都很沉默。 这种政权的更迭﹐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麽﹐在返回北平的 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与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 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 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 你是哪个部队的﹐怎麽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 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於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 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麽﹖﹗」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 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５３军３８９团２营１连张 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於渖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 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 一张通行路条。至於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 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 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後﹐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 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苍　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 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 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 ﹐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１１月２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 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 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 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８０个的时候﹐他数 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麽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 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这个年仅１７岁的大个子﹐就是後来的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 还有解放军的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渖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２营６连 的中士班长。他後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 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就这样﹐他被分到了２纵５师１３团的一个班。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 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 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麽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 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後来回忆说﹐「相 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 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１９４８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 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 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拓荒屯垦﹐成为１９４９年的「解放」主轴之一﹕这一年３月﹐在伤残军 官郝光浓的带领下﹐２８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 ﹔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 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１９４９年３月﹐「 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後又派出３００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９ 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 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１４﹐００ ０名「解放官兵」创办了七个农场。後来﹐有人以「种地犁後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 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 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 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 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 随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４０ ０余元的退休金。 这就是这批东北国军的最後命运旅程。 -- 人生五十载﹐去事恍若梦幻。天下之大﹐岂有长生不灭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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