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作家的职业道德：耐得住寂寞确实必要，而且绝对有价值。 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我们想写出什麽样的作品。 写作作为一种生产，无论内容或手法其实都属於广义的政治。就我隐约读过几本高行 健的印象，高行健处理的都是知识份子的处境问题。与这一主题相呼应的，一方面是书中 大量采用的泛政治化的审查政策、贬抑褒扬的官方舞台，一方面是刻意区分出的，官方意 识型态以外的性爱桥段﹝而充满种种政治隐喻﹞，最後是高行健的宣称，作家只为自己负 责。我总认为，作家之所以能正当地宣称「作家只为自己负责」，事实上，是基於他所属 的时代与社会的认可。在高行健的例子，或殷海光的例子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无所不在 、为非作歹的政治文化霸权。正因它无所不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当作家宣称「只为 自己负责」才真正具有一种艺术生产的政治效果。 但艺术家、艺术品与整个社会三者的关系，并不该只有这一种对立与冲突的模式。当 我们有意识地援引典故、技法与格律，我们也正在援引一种异质的政治进入作品之中，而 或大或小地修正了一整部文学史，与读者对文学的想像。我们想写的作品，与我们能调动 的表达技术，与我们能客观化这些主题与技巧的程度，对作者而言，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我觉得文学的灵活与深沉在此，它应该辩证地超越社会的经验构成，而不是将之拒绝在外 。 当兵得闲，写作如此大言不惭的文章，该有许多用语或逻辑上的舛错，请各位指正。 我只是想说，这才是写作者一辈子的问题，而文学奖并不是问题。 谢谢大家，也与大家共勉。 -- http://www.wretch.cc/blog/ashspoe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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