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Brahman (小狐汔济)》之铭言： : 我不知道你对功效主义的反对是基於 : 1.由社会利益总和来决定伦理规范的基础是错误的，还是认为 : 2.社会利益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1.2.都不是。 社会利益的计算当然是可能的 要不然法律学老是拿来说嘴的「比例原则」根本不能用 问题便出在 除非终极价值设定在追求社会财富的极大，或者追求社会公平性 否则单纯从「效用」（如快乐？信赖感？尊严？）来试图计算着社会利益的加总 不是沦为各说各话 要不就是包裹着工具理性的外衣，行自我宣称之实 当然啦，就算价值设定在追求财富极大化，或者公平性 也一样会有这个问题 只不过问题或许不会那麽明显，对话者比较能够获取共识罢了 至於采取财富极大为目的化来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 会产生什麽样子的後果，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 如果是後者，经济评估在某些领域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在技术上也有长足的发展。 : 例如最常被提及的人际间效用比较的问题， : 在卫生医疗政策的评估中， : 已经有人发展出量性的效用指标作为排定政策优先顺序的基础。 : 至於共同体，根据韦伯的讲法，好像是一堆人在情感上或传统上有相互隶属关系， : 其成员的社会行动指向的类型基本上是情感理性或传统理性， : 我讲的社会利益其意义是比较偏向「目的理性」和某种程度的「价值理性」。 我也不反对经济分析在政策评估上的强大威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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