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反驳： 16、黄色书刊不在言论自由权保障之列。 看过美国电影《人民反对拉里》没有，美国高等法院不但保障黄色书刊，还保障拉里这个大流氓在黄色书刊上登粗鄙广告调侃某知名神父的言论自由。拉里胜诉后，说道：既然法律连我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的言论自由都能保障，美国人们，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自己的权利是否可得到保障）的呢？ 5、没有造谣生非的言论自由。最高法院认为，一个记者无权以主张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权为理由，对他人名誉作伤害性攻击；法院对被控诽谤的新闻业被告，从来没有授予他以新闻编辑的绝对特权的先例；散布虚伪不实的资料本身无资格享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之保障。 ____________________ 漏掉了一个补充条款，即关于对公众人物诽谤罪成立的“三原则”，前两个原则也适用普通人，第三个只适用“公众人物”的则是“需有主观的恶意”，这就使官员和知名人士很难打赢诽谤案官司。 第一条修正案〔1791〕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____ 不是政府立法给予“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是不得立法！！！嘿嘿，不一般吧！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存在很大问题，我不知题目原来如此还是转载者加的，从这个题目上就可以看出问题，给人的印象是这十八种言论在美国是被法律禁止的，其实远不是这样。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曾经有十八种言论被法律禁止过”。1、美国并无禁止18种言论的法律；2、曾经被禁止不代表始终遭到禁止，相同的言论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被禁止，也不代表所有的类似言论一律被禁止；3、被禁止的言论仅仅针对本案，到另外一个相同的案件被审理时，法官可能参考这个判例，也可能不参考，甚至可能做出相反的判决。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是判例法国家而中国是成文法国家。而作者这样表达，会给人造成极大误解。诚如作者在开始所说，“美国对言论的限制是逐案审查的”，也就是“具体案件具体判决”，对言论的限制尺度，是随着当时情况变化而变化的。作者所列举的对言论的所谓限制和禁止，也正式是具体的个案。 ——————————————秦耕 3、没有引发危害公众秩序导致暴乱的言论自由。 ===================================== 不清楚作者此句的出处,反正公开宣传使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是合法的,注意,使用暴力是非法的 16、黄色书刊不在言论自由权保障之列。 ++++++++++++++++++++++++++++++++++ 好色客的老板是怎么打赢官司的。怎么从一个□□而成为“自由”斗士的。 这个我也有疑问。 楼主有相关资料吗？ ----------------------------- 我有一本书《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是美国一位色情杂志老板拉里-弗林特的自传。他的杂志格调低下，影响社会，甚至在年轻时就被人枪杀致残。最后被送上法庭，但最高法院还是撤消了一切精神损害赔偿。他不但赢了官司，换被免除了数千万美元的赔偿。 　　　　因为大法官们一致认为，虽然色情不好，但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更为重要。 　　　　他竟然成了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英雄”。 　　　　所以，这些人虽然口臭，但我们不必过于计较：这是言论自由的代价。我觉得我们许多人还是需要学会在这种环境中保持自己不被影响才对。 1960年美国《时报》案 =============== 《时报》案是美国宪政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其源起与当时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密切相关。为了扩大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争取社会支持， 1960年3月29日，64位着名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请倾听他们的呐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政治宣传广告，为民权运动募捐基金。这幅广告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南方各级政府镇压民权示威的行径，其中特别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以 “恐怖浪潮”对待非暴力示威群众的行为。广告还称，这些“南方的违宪者”正在一意孤行，镇压和消灭黑人民权运动及其领袖马丁·路德·金。 后来，这个广告中有个别细节被发现不够真实。于是，蒙哥马利市负责警察局的民选市政专员(elected commissioner)萨利文（L.B.Sullivan），写信给《纽约时报》和部分签名人士，有求撤回广告。2在遭到拒绝后，便控告阿伯纳斯（Ralph D. Abernathy）等4名在广告署名的黑人牧师3和《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萨利文起诉所依据的是阿拉巴马州法：官员可以告指责其职务行为的言论诽谤，但不得请求赔偿，除非事先书面要求对方收回言论并遭到拒绝。在他的带头下，其他一些被批评的官员也纷纷效法，控告北方自由派的新闻媒体，要求巨额赔偿。一时间，《纽约时报》总计被要求索赔达五百万美元之巨。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只有原告和被告双方完全属于不同的州，才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现在，除了《纽约时报》作为附带被告外，原告萨利文和四名被告都是本州人，所以，此案遂由当地法庭审理。而根据阿拉巴马的州法，只要证明出版物的文字是“诽谤”，即使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金钱上的损失，原告也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据此，由清一色白人组成的地方法院陪审团判决被告《纽约时报》应付原告50万美元名誉损失费。《纽约时报》不服，作为自由派的大本营，它决心把官司闹大，争取通过最高法院的直接干预来解决问题。否则，以后类似因报道有误而产 生的官司还会接踵而来。 历时两年，这场官司才打到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时报》的立场很明确，裁定报纸诽谤罪违反了美国宪法保护新闻自由的第1条修正案。1962年8月，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并给诽谤罪下了一个很宽的定义：“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损被诽谤者的声誉、职业、贸易或生意，或是指责其犯有可被起诉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众的蔑视，这些文字便构成了诽谤......”。《纽约时报》还是不服，遂聘请哥伦比亚大学着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Herbert Wechsler）和联邦前司法部长布朗尼尔（Herbert Brownell）为律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官司事关重大，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更涉及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最根本的公众自由问题，遂接下了这一案子，并在1964年3月以9比0一致推翻了州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着名的开明派大法官威廉· 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Jr.) 的杰作。在判决书中，布伦南首先指出了问题的重要性：如果阿拉巴马的作法“适用于公职人员起诉哪些评判其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者的话，那么，由第1和第14 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否会因此受到损害”？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大法官们看来，美国宪政史上没有任何判决“赞成以诽谤罪压制对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4他们裁定，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导都真实无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词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判决还进一步引用以前的有关判例，指出“本案涉及的政治广告，就是对当今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表示不满和抗议，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即使它的各别细节失实，有损当事官员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由，仍然应该得到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保护，只有这样， “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的空间’”。5 虽然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高高在上，但在1950－60年代，他们对平头百姓的宪法权利却极为敏感，能够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批评政府官员时的难处。很显然，民众无权又无势，在揭发批评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时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呢？“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噤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 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讼诉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 ‘远离非法禁区’。这种法规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 。67 为此，针对公职官员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诽谤案，布伦南第一次申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当公职官员（public officials）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致使其个人名誉受到可能的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确实恶意”（actual malice ）。什么是“确实恶意”呢？最高法院解释说，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贸然不顾（reckless disregard）它是否虚假”。8 虽然9位大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判《纽约时报》胜诉，但理由却不尽相同。9布莱克(Hugo L. Black)大法官特别提出了他的补充意见，因为他是美国宪法第１条修正案最坚定的支持者，主张尽可能宽泛地解释第１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各项公众自由，倡导并实践了“第１修正案绝对论”。10他的意见得到了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和戈德堡(Arthur J. Goldberg)两位大法官的赞同。在补充意见中，布莱克再次表达了他出对言论自由的坚定信念，指出即使按最高法院的定义，“恶意也是一个难以确定、抽象的概念，证明其有，证明其无也难”。他认为有必要对新闻界进行绝对的保护，诽谤罪成立的前提是言论者有‘恶意’，但这一要求对言论自由所提供的保护太弱。“因此，我投票推翻原判的唯一理由是几位被告有绝对和无条件的宪法权利在《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批评蒙哥马利市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 “我认为，一项随心所欲言说公共事务的无条件权利，是第一项修正案的最低保证。”11言下之意，即便能够举证批评者有“恶意”，其言论自由也应当得到保护。 尽管有这种不同意见，布莱克仍高度赞扬布伦南大法官的工作，他在庭辩期间给布伦南写了一个如下的便条：“你当然知道，尽管我的立场和我写的意见?与你不同?，但是，我认为你在时报案上的工作实在出色。这一刻终于来到了，它注定是通向保护思想交流权利的一大步”。12就在判决公布后几个小时，《纽约时报》发表声明，称“法庭的意见使得新闻自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13应该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反映了美国主流精英的两项基本的价值判断：一是相信真理是在辩论中获得和发展，所以不能压制公共辩论；二是认定政府乃“必要之恶”，“自由之天敌”， 故必须防备、限制官员干涉和操纵舆论。 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以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为由，不但免除了被告举证其言论真实性的负担，取消了惩罚性赔偿，而且反过来要求原告去承担证明被告“确实恶意”的责任，而这一举证是如此困难，几乎使美国各地诽谤法中对执行公务而招致批评官员的保护难以执行。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判决使第1条修正案的涵盖范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将原属于侵权法范畴的诽谤责任也纳入到它的保护范围。这不能不归功于《纽约时报》律师维克斯勒教授的远见卓识。在上诉过程中，这位宪法权威放弃了处理这类案件的传统作法，跳出侵权法的范畴，不再纠 缠于诽谤是“受保护的”还是“不受保护”的言论，转而牢牢抓住宪法第1条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一点，强调诽谤罪成立的巨大危险，即它可能会妨碍美国人最为珍视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权。由于突出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可怕后果，他促使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保护条款采取了更敏感、更少程式化的理解和解释，这一全新的解释方式成为宪法第1条修正案司法管辖的里程碑。因为最高法院不仅仅是重申了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把传统上由各州用普通法管辖的诽谤罪也纳入到了宪法的保护范围，“确实恶意”几乎成为以后衡量所有类似诽谤案的惟一标准。 픊这种月经贴，一不注意就出现一次，能骗几个人是几个人，等揭谎的人来了已经骗了不少人了，方法不错，加一毛。 -- 酒 楚王帐里醉听歌﹐北戍迎风夜渡河 避乱草堂须典当﹐谪居赤壁借消磨 愁肠一缕红烛泪﹐壮志孤灯宝剑何 古往今来尽如此﹐无情伴我渐蹉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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