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替代货币以健全区域经济】=========== ===========【引入替代货币以健全区域经济】=========== ===========【引入替代货币以健全区域经济】=========== 博硕士论文 etd-1030108-164143 详细资讯 1990年代以来台湾产业外移之探讨 http://ethesys.nuk.edu.tw/ETD-db/ETD-search-c/view_etd?URN=etd-1030108-164143 商业周刊 如新马拉威蜜儿餐工厂带给当地人民无穷希望 http://www.nuskin.com.tw/ntc/malawi/images/businesswkly.pdf 由於以上两篇文章皆为PDF档，这里就不把正文打出来了。 以下文章由该网站提供： http://www.srcs.nctu.edu.tw/CSA2005/papers/0109_A5_1_Hui.pdf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建构社群经济主体-- 反思香港社区货币计划 许宝强 (12/2004) 序言 处於近年的经济衰退期中，香港政府联同大众传媒，试图按照「经济人」的概念召唤一种 大都会的市民主体(cosmopolitian subject/citizen)，把人视作为「人力资源」，其（ 市场）价值的提升，一般是经过正规教育的训练，尤其是资讯科技的培训而达致，并相信 这种经济上有素质的市民主体能解决失业问题，挽救香港经济。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政策 －－削减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建立「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把「社会福利」视 作「社会投资」）、为失业人士设立种种再培训计划、改革正规教育制度、引入不同类型 的科技基金和社区投资共享基金（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均全 力投入生产这种「经济上高素质」的市民/主体。对经济市民/主体的特别重视，强化了香 港九十年代末以来建构大都会市民身分的霸权统识工程(hegemonic project)。 本文并非要探讨塑造这一种大都会市民主体的不同面向，而是主要透过探讨香港近年的一 些社区经济计划，在培育另类经济/市民身分方面的可能性和局限。在九十年代末至二十 一世纪初的香港，因应经济市民主体的意义愈趋浅薄，一连串的社群经济计划涌现，并力 求培育另类经济主体性／市民身分。这些计划的潜能仍有待观察，但其抗衡构建大都会主 体的统识霸权过程的努力还是值得仔细探讨。 塑造具经济素质的市民 一般认为把「成功」（以经济术语来衡量）人士（通常是男人）跟独立、自主、理性、勤 力、自利等优点连系起来是恰当的，并且活现於香港，尽管近期的社会文化研究指出，这 些「成功人物」（最佳代表是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和高级行政人员）至多只是普通的合情合 理的人，距离狭义经济学上的「理性」和「独立」还很遥远（Carrier and Miller 1998; Thrift 1997, 1998）。James Carrier与其同僚形容这种运用抽象经济概念来错误 认知资本主义现实的过程为 - 1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虚拟主义」（Virtualism）－－「试图把世界重组以切合抽象的模型」。（注1） 「经济人」这种「虚拟主义」不是自有永有，也非「现实」的完全反映。（注2） 在香港，「经济人」的模 塑其实是一个复杂而非完整的过程，不同的代理人和机构担纲不同的角色参与其中。 很大程度上，这过程作为文化政治工程，是由上层－－政府与企业──推动。一般是从经 济领域，尤其是工作与消费的层面中汲取新语言，然後跟现有的语言扣连揉合。透过在电 视、电影、流行商业书本、杂志、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上，描绘成功（商界）人士的正面 和负面形象，从而塑造出具经济素质的市民形象－－既是精明的消费者，也是勤奋而具生 产力的生产者。 举例说，在一九九九年大幅削减综援後，香港政府联同大众传媒采取「指责受害人」的手 法，在「综援养懒人」这口号上表露无遗。这口号不仅有效地动员群众敌意地责难领取综 援的人士，同时也巩固了「没有免费午餐」的观念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个人的能力和 努力是成败的关键－－这两个「经济人」概念的主干。同样地，近年关於双失青年3的（ 未经）讨论也有力地支撑着两个迷思：青年人的确陷入了「双失」（注3） --失业和失学—的困局 ，以及他们要为自己的「失败」负责。所有这些扣连不只是矫饰手法或把戏，其成功之处 在於他们能够开拓新的蹊径，把「经济人」这自由主义语言跟工作伦理和个人消费主义这 些保守主题扣连起来，同时又能道出普罗大众的「实际问题、真实而活生生的经验、实在 的矛盾」。（请参考Hall 1988:56） （注1）根据Carrier（1998:2）的解释， 「虚拟主义」源於「西方经济体系的愈趋抽象化」。 对Carrier而言，「这种正规及概念层次上的抽象化，至少使一些人接受抽象的经济世界 观。这里，世界通过抽象化的经济概念和模型被观察，这些概念和模型被认作为基本的现 实，支撑和模塑着世界。这种世界观的支持者可以说在构想一个虚拟现实，看似真实，其 实依附概念化工具和视野为生。当人们不仅把这种虚拟现实视作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简括 描述，还把它看作为世界应走之路的规范时，即是当他们试图把世界搓圆揉扁以切合他们 的虚拟想像时，构想一种虚拟现实就变成虚拟主义。虚拟主义是把世界整合融入概念化的 框架之中的实践上的努力，它因而在概念和践行这两个层次中运作。」（Carrier 1998:2 ） （注2） Dumont（1977）仔细地审阅了Quesnay、洛克（Locke）、Mandeville、 亚当史密（Adam Smith ）和马克思（Marx）的文章，追索经济人这观念的建构。 他发现Quesany首先 提出经济领域是一个连贯而自主的秩序状况，洛克则把经济从政治领域中分裂出来， 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进一步把经济体系抽离道德领域，认定 个人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後来更成为亚当史密的经济理论基石。然而，是马克思 把这种经济论据推至顶峰。Dumont认为「马克思仍然囿於经济思想的规限之中（个体的主 要职责是作为人类与自然的代理人）」，因此马克思本质上仍是个人主义者。（Dumont 1977: 47-57, 61-63, 111-113, 153） （注1） 「双失」这个术语首先出现於一个本地组织二零零一年初的调查报告之中，之後被政府 和传媒挪用，成为形容和构建年青人脆弱形象的关键词。 - 2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大部分普通香港人经历的真正问题和实在矛盾主要环围绕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反过来又 变成是「良好」的工作伦理和「精明」的消费模式等导发的直接後果，这成为「经济人」 的主要原素。然而，工作和消费的过程并非严格依循经济逻辑。慾望、热情和忧虑往往构 成工作和消费的原动力，促成「经济人」的建构。而商业践行和经济行为大致可以视为文 化和表演(performative)的活动（注4）。 如果「经济人」是奠基於虚拟主义之上，结果是我们最熟悉的经验很容易被忽略和割裂， 而另一些东西则被（误）作「现实」的「真正」表述，因此建构另类经济主体／市民的智 性-政治计划(intellectual/political project)须采用新的语言，以展示老百姓的经验 ，因为他们置身於主流经济论述之中是不能认清自己的。 ===========否想社区/群与经济=========== Gibson-Graham和其同事正进行着这样一项计划，带出老百姓的经验，藉此进占「经济语 法的新位置」。自一九九七年起，他们以小组形式进行有关计划，其「成员希望成为一种 『社会主义』式的理想经济主体」（CEC 2001:94）。他们认为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并非 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对他们来说，把经济体系称之谓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分类上的暴 力」。因此，最理想的是发掘新的语言「去表述经济体系中现存、正在冒起，并且可以创 造的非资本主义形态（包括那些我们推崇和渴求的）」（CEC 2001:95）。他们对另类经 济主体的培育基本上是通过创造新的经济语言，使之跟现存的经济过程扣连。对他们而言 ，普通人形形式式的日常活动，例如社区和环保工作、家务料理、义务和宗教工作，均可 以被视为是各式各样的「经济践行」，但却被主流经济语言划为「非经济」，因而被边缘 化为次等或微不足道的践行。为了夺回它们在经济体系中的中心位置，Gibson-Graham发 展出一种新的类型学，视这些践行为经济（但不是资本主义）活动。 （注5）换句话说，Gibson-Graham倡议的是扩大 （注4） 据Thrift（1997, 1998, 2001）所言，商业践行可被视为表演行为的活动， 因为经理的 大部分时间都用於讨论、指示、综合、演说、汇报等方面，简而言之是演出/表现。 Thrift讨论这个过程时，特别分析三类商业机构和代理人的论述践行：一、商业学校和管 理企业；二、商业书本、杂志和其他大众传媒；三、商业顾问/大师。他指出，自十九世 纪六、七十年代起，亚洲也亲历这些机构和代理人的蓬勃景况，情况类似英美。这些机构 和代理人为亚洲的商业领域和普罗大众提供各式各样的商业「趋势」和自我改进的主题。 Thrift称这种新的商业表演知识为「反思性商业知识」，「建基於互动和演说技巧的特别 训练」。经理被视作「文化外交家」，关於管理和商业的书本几乎能跟各方面的人民生活 连系起来，例如戏剧、禅、爵士乐、电脑黑客行动，以致宗教静修等。 （注5） 参看Gibson-Graham（2002:23）。Gibson-Graham也尝试促进不同种类的 另类经济践行 发展，其中一些已经以不同形态存在於资本主义的汪洋之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的 计划是「培 - 3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和开放经济体系的定义，而不是把每件事都简单化，以便置於狭义经济主义的领域之内。 要培育一种「社会主义式」的「理想经济主体」，须整合两个看来是矛盾的伦理原则。第 一个传统上属於经济领域：作为一个自主的个体，追求独立、自由和自我肯定。第二个则 牵涉社群领域：作为一个社群主体，要关心、愿意分享和关注集体的福祉。要使这两个看 似矛盾的原则互相兼容，则要重新考量「经济」和「社群」的定义。一方面，我们应该避 免同质化和排拒的取向，以致限制甚至遏止社群成员的自由和自主，为此，「社群」的意 思也只能同时以差异来理解。另一方面，要平衡自私、莫不关心和分化的个人主义取向， 经济主体可重新概念化为同时能够互相尊重和扶持，并能保留共同利益和体谅的情感的主 体，又能跟社群内的团结和操控保持批判性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香港，「社区/群」(community)这术语并不像其他富争议性意义 的关键词（最明显的是「全球化」），它很少被负面地使用。对於几乎所有在不同政治领 域里的政治力量（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等），重建社区均是一个可接受的政治议题。 尤其是处於这个经济不景气时代，社区/群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有别於失效的市场和从社会 福利领域全面後退的国家的另类选择，。然而，以往种种形式的社区计划的经验并非经常 是正面的，因此，在赞同其解放潜能之前，我们仍然值得逆流而上，重新思考社区/群的 意义。 甚麽是「社群」？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社群的定义是： 壹 团体。1. 平民百姓，而不是贵族；普通人。2. 政治、地方或社会团体；居民组织； 宗教团体、专业团体等；（利益一致的）国家联盟。3. 共同生活并分享财产的修道、社 会主义等组织。贰 质素或状态：4. 共享共有的存在状态；共同拥有或责任。5. 共通点 、共识、身分。6. 社交；交流；友谊；身分认同。7. 共通性、平常事。8. 生活；社会 ；社会状态。 植新的存在方式，创造新的语言、论述和表述，以建立组织」（同上，34）。然而，由於 其「经济差异的语言取自马克思的资本」，因此他们的「非资本主义」践行大致上是遵循 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指的意思－－即是非工资－劳动的商品化（CEC 2001:119）。尽管是有 力的扣连，但是基於历史因素，过分依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语言可能为培育新语言设下 不必要的障碍，尤其是在香港的特殊社会脉络。由於冷战的影响，加上「共产主义」过去 数十年在中国大陆被长久塑造成「有目共睹」的「差劣表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在香港的 成长土壤是极之贫乏的。更根本的是，工资--劳动关系本质上是否可被视为是资本主义， 还有待争论。正如雇佣合约一样，工资--劳动关系在中国远早於欧洲资本主义历史而出现 。如果孕育社群经济主体的计划要在群众中紮根，而不仅局限於香港社会运动的小圈子之 内，新语言的推展可能要跟主流经济语言兼融。 - 4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换句话说，除了独立於国家、有别於「贵族」或其阶级的意思外，「社区/群」经常意指 「共通性」、「同一性」，甚至「单一性」。自十九世纪以来，「社区/群」已成为一个 术语，隐含了「另类形式的群居体验」，其构成往往是下层社会百姓。这个术语越来越偏 离国家政治和官方的社会福利措施，逐渐指向「直接跟人民一起合作」（Williams 1976:75-76）。对许多社会运动家来说，理想的「社群主体」是通过参与不同形式的社群 关系，积极地塑造他／她自己的未来，促进共同的利益，构建共同的身分。 然而，基於过去不同形式的社区计划带来的负面经验，例如社区/群的排外倾向与对个体 自主和自由的限制，近年的社会－文化研究不断反思「社区/群」这概念。社区/群被理解 为地理上的概念，一般具备以下特徵：亲密、直接、互惠、透明、同化、共同利益、共同 身分和在地自主，经常被视作（乌托邦式的）政治楷模，可作为既不是分化的个人主义， 也不是监控全面的国家的另类选择。然而在一个大都会的环境（如当代香港），社群无可 避免是跨越地理界限的。特定群体／社群之间的互享／共同利益往往并非一致的。即使是 假设性的地理上的地域，也很难给予不同组别的人士一个共同身分而将他们拉拢在一起， 因为不同族裔、性别、收入阶层、年龄组别的利益是非常纷杂的。借用了Iris Young有关 社群的批判性观点，Jeannie Martin（2002）清楚地指出，小型邻舍关系颂赞面对面的关 系，但这不足以调和陌生者和他们之间不能同化的差异。此外，这个社群楷模厚待共通性 和同一性，却对排他性等不良政治後果和对差异的敌视视若无睹。因此，Martin指出，广 泛的行政、政治、经济、文化等网络，对在复杂社会中的社群计划至为重要，因为没有这 些网络，民主地和包容地跟陌生者交往将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何Martin相信社群发展很大 程度上应被理解为一项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旨在有建设性地处理「意义、践行和 身分的混杂」。 Young和Martin提出的可以被概括为「差异的社群」(community of difference)。正如 Cameron和Gibson（2001:17）建议，「差异的社群」是「游走在同一与差异、在固定/「 在位」与蜕变/「离位」之间的流动过程」。这开僻了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可能性：调解社 群关系与个体独立性／自由之间的矛盾。 差异的社群要维系下去，需要一个自主的自我作辅助。自主自我或Anderson（2001）所称 的抽离(detachment) 的培育，在西方已有悠久的历史（在东方也然；参看汪晖2000对章 太炎和鲁迅的分析）。对Anderson而言，「抽离」或「距离的力量」(power of distance)是一套自我践行，对规范和惯例抱着非自然化的态度，不受制於工具因素或建 制监控。「抽离」有是许多形态， 不仅包括「科学、批判理性、公正和现实主义，还包括一套涵盖斯多葛学派（ Stoicism）、大都会主义，以致dandyism的自我践行」。Anderson发现，在维多利亚时期 ，许多美学和智力计划都力求培养具批判性的detachment，这体现於John Stuart Mill、 George Elliot、Matthew Arnold等作品之中。类似的美学和智性计划延续至当代，新的 大都会主义和「同性恋和後现代理论中的反讽式抽离」是最新的范例。在复杂的社会里培 育大都会主义的抽离（或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务求在一个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各式各样的 关系，鼓励陌生人之间互惠和具转化作用的交往，这既是对自主和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平 等和差异的渴求（Anderson 2001:6-7）。 然而，当个体的抽离的各种丰富的要素在十九世纪被约化为经济原则时，其基进的潜能也 被淡化了。举例说，自由和平等被转化为自由竞争；自主和不同个性则变成分工的基础。 （Simmel 1971: 225）为了要把个体抽离从其极端狭隘的经济主义意义中拯救出来，我们 可以把个体抽离的意思跟社群这观念扣连起来，从而重新诠释个体抽离的意义。Simmel的 Philosophy of Money（1990）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选择如何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根据Simmel（1971:27）的说法，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个体性，标志着「个体从中 世纪的社群形态中得到内外的解放」。自由被定义为责任的转变，以支付金钱来替代责任 ，最能跟个人自由和谐共存。把金钱引入人类的交往中，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自由，因为相 对於以实物或劳动向某人直接履行责任，支付金钱对个体的限制往往较少。因此，奴隶制 度过渡至金钱交易，提升了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度。时至今日，人们可能宁愿选择一分清楚 而特定的雇佣合约，而不会选择为单一的雇主服务，例如在香港工作的东南亚家庭佣工 （注6） ，这恐怕是普遍的情况。透过金钱交易，人们可以从特定的个人责任里赎回自己。（ Simmel 1990: 283-286, 296-299） 金钱准许个体成为社群的一分子，而毋须放弃个人的自主和自由，也准许小团体加入一个 更大的社区，以取得较大程度的互相照应，但又不用牺牲各自的独立性。根据Simmel（ 1990: 344-347）所言，社群的扩大有助个体性的更全面发展，因为互相接触的人次增加 了，他们的交换媒介将趋向更加抽象和普遍，容许相隔千里仍能交易，且连系最多样化的 人们。 然而，金钱扮演一个双重角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金钱同时带来团结与分化这两种作 用。在促进不同利益和身分的人们互相交往之时，金钱同时 （注6） 对於部分在香港工作的菲律宾家庭佣工来说， 在工厂工作可能是实现自由的梦想。（看Manipon 2001） - 6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其他形式的关系」（Simmel 1990:346）。Simmel （1990:376） 进一步指出，在亲密而长久的人际关系方面──例如真正的爱情关系，金钱不是一个令人 满意的中介。由於金钱完全地脱离持久的人际关系，因此金钱能够为人们提供即时的购买 满足之余，不用承担亲密关系带来的後果，。金钱造就自由，但也带来一套新的规则，尤 其是官僚和量化的规限。与马克思的观点类似，对Simmel 来说随金钱而来的官僚化和理 性化取向会导致各种社会关系出现物化、异化、客体化。正如Turner（1986:100）强调， 「金钱已不再是一种工具，它本身已变成一个目的」。金钱把持久的关系和物质完全溶解 成纯粹的功利作用和单纯的形态。 正规货币同时也体现一种集结(concentration)和排拒(exclusion)的倾向。正如Karl Polanyi （1968）指出，在历史的长河里，「特定质币」已让路予「通用货币」。结果， 金钱的功能不再局限於单一的角色──作为支付工具，或会计工具，或交换媒介，或储值 作用──而是同时具备所有这些功能。这容许金钱能无限量累积，形成金融结集和金融排 拒。当金钱越来越集中在富人的手上时，大部人都被拒享用金融服务和金融资源。在一个 复杂的社会（如香港）里，不能享用金融资源可被视作失去一项基本权利──「金融上的 市民权利」（请参考Thrift and Leyshon 1999）。 金钱积累和金融排拒引致许多问题。正规（国家和国际）货币是富人从在地社群榨取金融 资源的工具，失业／就业不足随之而来。金融结集和排拒也削弱在地人民对生活方式的操 控能力，限制了开放予社群成员的选择范围。由於发展的方向和生产／消费的模式完全由 国家和国际资金主宰，在地的环保践行因而不断被边缘化。 对於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货币和贸易里隐藏着现代资本义的源头。他们相信， 不论是福是祸，金钱和市场无可避免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对许多社会运动家和具 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而言，金钱和贸易充其量是一种必须的恶。然而，历史并不是受预定的 逻辑规管。金钱以前是、现在也是饰演双重角色，特定货币以前是、现在也是通用货币的 真正另类选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越来越集中在富人的手上，资本主义发展只是不 同社会力量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持续斗争的产品，因此是可以逆转的。如果资本主义被理 解为一个开放的制度（请参考Gibson-Graham 1996），并不限於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单 一逻辑，那麽重建一个以社区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市场交换新模式仍然是可能的。正如 Polanyi（1944）指出，经济体系是嵌入社会之中的，而金钱也存活於其社会文化语境之 下。改变金钱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如由国家层面降至社群语境） 可创造新的条件，避免社区货币重蹈国家货币历史之覆辙--引致金融集结／排拒 和异化／物化。 同样地，正如上述的讨论，互惠／社群也有其利币。社群／互惠关系的伦理面向──慷慨 、利他主义、互相扶持等──创造了一个友善的环境，培养长期的人际关系，这对促进稳 定的市场交换极其重要（Plattner 1998）。然而，社群／互惠关系也有其不足之处── 产生债务和责任，有时甚至是压迫。事实上，过於亲密的关系会令人苦恼。但是，好像正 规货币般，社群关系的负面後果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相反，如果社群关系配以一个建设 性的匿名市场交换，事情可能会很不一样。 正规货币的异化和排拒取向与社群的压制而内向本质之间需要取得平衡，以衍生个人自由 ，促进互惠关系。正如Simmel建议，人类的关系一般包含亲疏两面，个体自由/自主因而 可以理解为一个状态，就是当距离和紧密关系两者可达最优点而毋损对方。在八十年代， 社区货币计划盛行於数个国家，九十年代展现了各种尝试，力求把Simmel的哲学语言转化 为具体践行，寻找互相兼融的顶点。为了防止金钱积累引致金融集结和金融排拒，社区货 币计划试图免去金钱的「储值」功能，并且规定金钱的功能仅限於作为交换媒介。为了淡 化金钱带来的异化和物化影响，社区货币计划试图把互相关怀和持久关系重新引入市场交 换之中。为了平衡社区的内向和强制性本质，社区货币计划致力为参与者营造批判性的距 离，从而提供自主的空间。这些尝试可以被理解为有意或无意地培养一种新的「社群经济 主体」，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旨在调和文首前提及两个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伦理原则──社 会主义价值和个人主义价值。以下篇幅将阐述社区货币计划在当代香港语境下的基进潜能 和限制。 当代香港的社群经济计划 自九十年代末起，一连串的社区/群经济计划於香港出现。这些计划的规模细小，大部分 计划的活跃参与者少於十五人。这些社群经济计划涌现於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经济衰 退和失业率高企。从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金融和地产投机繁荣期把地价推至难以负 担的高水平，摧毁了很多本地工业。当九十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到来时，严重的失业问题浮 现。经济不景也冷却了炒卖热潮和地价，之前主要依赖卖地收益的政府收入也急速减少。 九十年代见证了社会福利部分的进一步倒退状况，部分原因是政府的财赤字，另一部分原 因是香港过去数十年所受到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高失业率和社会福利递减构成的 压力，迫使劳工接受极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难以接受的低工资。在这个严峻时期，那些「缺 乏运气」，不被资本家雇用（剥削？）的人，倘要依赖综援为生， 就要承受「懒人」的羞辱。面对这个令人沮丧的语境，工会和本地非政府组织越来越 有兴趣试验不同种类的社群经济计划。这些计划不仅被视作为劳工和失业人士提供必须的 物资途径，还是营造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另类经验。 另一个社群经济计划在九十年代末冒起的原因是，这些计划的许多积极组织者都批判现行 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认为会造成分化和异化。他们同时也质疑传统工会主义。这种对七 、八十年代社会运动的反动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社会运动主要依赖严谨组织和集体动员 ，并常常带着专断的语调。换句话说，在国家福利不断倒退的当代语境下，许多社会运动 家认为开办这些社群经济计划可弥补新自由派个人主义和传统马克思－列宁集体主义的不 足之处。 举办这些计划的直接目的各式各样，其中最重要的是藉此舒缓失业问题。这些计划对非政 府组织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遭到大幅削减，因此需要寻觅新的财政资 源，以延续其服务和存在。除了这些直接和实际的因素外，很多这些计划也有意或无意地 试图培育新的市民身分。这可从这些计划叙述其目标所采用的语言中窥见：鼓励互相尊重 、互惠互助和共同分享，参与者透过民主参与和平等交往而自强，提升参与者的自力更生 能力和自信心。明显地，这些目标跟培养另类社群经济主体的观念并非不兼容。为了研究 在香港培育新社群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局限，我在以下篇幅将举出一个案例－－位於湾仔的 社区货币计划──作详细讨论。 「社群经济援助计划」（注7）（COME计划） 根据地位於湾仔圣雅阁福群会的「社群经济援助计划」(COME)，经过数个月筹备，於二○ ○一年十二月正式成立。这计划基本上参照纽约的Ithaca HOURS制度和墨西哥的TLALOC制 度，然後加以修改而成。至二○○三年三月，已有四百七十三名会员。虽然这计划位於湾 仔的圣雅阁福群会，但是「社群」的意义并不仅限於地理上的位置。在二○○三年三月 COME计划的管理委员会(下称管委会)访问了七十二名会员，其中约百分之二十六是湾仔居 民，其余约百分之七十四来自其他地区。超过六成参与者是圣雅阁福群会会员。女性的参 与比例 （注7）作为这计划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这研究是根据我自二○○一年七月至二○○三年六月 期间的参与性观察。除了几乎出席了所有管理委员会会议和数次参与每月举行的墟市外， 我还参考了相关的文件，例如「社群经济援助计划」出版的报纸、推广资料、会议纪录， 以及计划评估工作小组所进行的调查和小组访问。我参与计划的目的跟Cameron and Gibson （2001: 12）倡议的策略是一致的：促进另类经济发展。这包括「一、支持以社 群为基础和义务性质的计划，这些计划有潜力发展成为较正规的经济践行和活动；二、支 持社群承办正规商业领域或国家曾从事的经济活动；三、提供资源予家庭改变他们的生产 和消费活动。」我视这篇文章为对COME计划的潜能和局限所作的一次个人反思，同时作为 跟参与COME计划的同事和有意发掘另类经济主体的朋友，进行一次建设性的对话。 - 9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较高，占了整体会员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几乎近半数会员的年龄介乎二十六至四十五岁 （47.2%），约四成四十六岁或以上。至於就业状况，百分之八点七是全职劳工，百分之 三十四点八是兼职劳工，百分之十一点五失业或就业不足，百分之三十是家庭主妇，余下 百分之十四点五是退休人士或学生。教育程度方面，约百分之四十五接受少於九年正规教 育，百分之二十八高中毕业，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大专教育程度。收入方面，百分之三十七 点五月薪低於三千元港币，超过四分之三月薪低於一万五千港元，超过五分之一领取综援 。 「社群经济援助计划」发出的社区货币称为时分券，分为四种不同面值：等值一小时（六 十分钟）、半小时（三十分钟）、六分之一小时（十分钟）和十二分之一小时（五分钟） 。以时分券作为交换媒介，计划的目的是促进参与者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交换。其构思是 不论工作的性质，一小时／分钟的劳动都应等同一小时／分钟的劳动。在二○○三年二月 ，合共发出了十七万六千五百「分钟」，约每名会员三百七十三「分钟」（约六「小时」 ）。 管理委员会由圣雅阁福群会委任十二名成员组成，负责管理和监察这计划的首年运作。二 ○○二年十二月，二十名新管理委员会成员由会员选出。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社工、家庭 主妇、单亲母亲、装修师傅和护理、会计和教育等界别的全职劳工或退休人士。管理委员 会之下设数个工作小组，负责规划和执行COME系统内不同部分的日常运作。广告与推广工 作小组负责出版报纸(每月一次)，刊登提供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指南；三文治小组负责 向COME计划会员分发捐赠的三文治和面包； COME墟市工作小组负责每月墟市（注8）的组织；集体购买工作小组 是计划吸纳了集体购买的概念而设的；热线小组旨在配对会员之间的需要 和供应；最後是评估工作小组，负责监察计划的进度。根据之前提及分别於二○○三年三 月和二○○二年四月所做的调查，协助组织活动和积极参与互相交换的核心成员约占整体 会员的百分之十五。约百分之三十七是定期参与COME活动的活跃会员，余下约一半的会员 则是非活跃或很不活跃会员。 （注8）根据二○○三年三月的调查，超过百分之九十七的会员参与COME墟市。 由二○○二年的 一月至五月期间，九百六十三个会员人次出席每个月举行一次的墟市，总成交达到二十二 万「分钟」。 - 10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二○○二年四月的调查也显示，参与计划的原因颇多样化，包括寻求平等、公正的社群关 系、生态和谐与自强（16%）、希望帮助他人（15.4%）、结交朋友（14.6%），以致改善 物质生活（13.2%）。根据二○○三年五月的调查，百分之三十六的会员在每月墟市以外 互相贸易，而食物、玩具和各类服务（例如剪发和各式COME活动的後勤支援）是交换最频 繁的物品和服务。百分之四十六参与计划後结识了四个或以上的新朋友。 月报平均刊载约一百条提供和需要的广 告。其中列出的服务和货品包括家居维修、医疗护理、电脑维修和教授、补习、剪发、打 字等等。 显然，不同会员参与计划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仍能归纳为几个共同目标： 一、提倡雇用在地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以回应越来越多遭弃置和未被善用的社区资源。引 入社区货币可助在地人民脱离因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而造成的生产性投资短缺困境。社区 货币的建立有助货物和服务的流通、生产和消费，同时让那些主要被资本主义社会投闲置 散的组群重投社交生活。 二、开创有别於消费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另类生活方式。通过鼓励二手交换和循环再用，从 而减少对长途运输和消耗大量能源的新制产品的需求，以实现这种另类生活方式。这也给 予参与者一个机会，重新估量不同种类劳动的价值（「价格」）。 三、透过民主管理和参与决策，增进计划参与者的自强能力。 四、寻求改进物质生活。 五、希望帮助社群。 为求实现这些目标，COME计划拟订不同的机制。为了鼓励交换，体系不设交易税或徵费。 零利息的规定以示不鼓励资本积累，以加速货币、货物和服务的流通。开放而透明的资讯 管理（例如向所有会员公布管理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会议的时间地点，并欢迎他们参加）让 参与者有足够资讯保护自己免受欺骗，并且鼓励积极而民主的参与。为了减少不平等的情 况，重估不同工作的价值，制订指引规定不同形式劳动的价格比例要处於一个可接受的范 围之内（这计划现时容许的最高交换比价是一兑四）。此外，计划也跟大型的香港非政府 组织（如香港乐施会）保持连系，以获取财政支持，同时也跟主流的商业企业（主要是中 、小型企业，但二○○二年五月时已有六间小型公司参与）合作，以扩大货物和服务的供 应。为了加强这些计划的教育元素，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如墟市和郊游──旨在促进会 员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友谊。最後，为了保障体系的可靠性和会员的福利，订立了一系列规 则以防止体系被滥用（例如不准单以港币进行交易）。 由於社区货币在香港的最早试验计划始於二○○一年，给予这计划一个全面的评估可能太 早。然而初步的评估仍是可行的。首先，社区货币计划有其无可否认的局限性。 举例说，这计划的大多活跃参与者是圣雅阁福群会会员，很多活跃会员 来自相近的背景──低收入、退休劳工、家庭主妇、综援人士和其他政府资助受惠人、年 青人和中年人。高收入高学历人士、专业人士和大专生仅占活跃会员数目的一小部分。如 果转化为正规货币单位（港元），体系内的总交易额微不足道。也有案例说明这社区货币 计划的定价政策跟正规经济体系的分别不大，因此破坏了平等原则。部分会员把自己的姓 名和联络电话登於COME月报的广告栏目上，却因正规工作缠身而没有时间服务其他会员， 当人们要求服务被拒时，交换体系的可信性因而被削弱。由於时分券的流通主要仍由管理 委员会主导和控制，用以支付负责日常活动的（义务）工作人员，例如墟市和月报（占去 了体系内大部分的现有资源和精力），因此COME计划也体现了传统社会服务（或计划经济 ）的特点。最後，货物和服务的有限度选择也令人烦恼。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我认为这个社群计画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其原初设下的目的。最显着 的成就是活跃参与者挽回了自信和改善了物质生活。根据计划评估工作小组於二○○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对五名女性会员和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对另外六名女性会员进行的两次焦 点小组讨论，很多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参加这社群交换计划後，社 会网络扩宽了。（注9） 她们感到在COME体系中进行交易时受到尊重和信任。她们也指出她们更 具自信，部分原因是她们那些缺乏(正规)市场价值的技能，例如烹调、缝纫、理发和说普 通话，获得其他人认可和推崇，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跟家人的关系显着改善了，因为全家 会一起定期参与公众（交换）活动。有些低收入参与者也能以时分卷买玩具给孩子，这是 他们在正规市场里负担不来的。透过对COME的活动扩宽了社会脉络，也提高他们在正规市 场里物色工作的机会，而事实上部分会员真的觅得工作。部分会员透过在每月墟市搭起摊 挡售卖东西，从中饰演「老板」的角色，因而感到自力更生和梦想成真。有些表示参与计 划後他们较前愿意跟陌生人交往。透过集体购买小组和三文治小组，一些会员指出能以低 价买米、三交治、二手电器和家俬，确实令他们的日常开支减少了。因此，虽然以时分券 作为交换媒介仅占他们日常开支的细微部分，但是那些活跃会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的 确大为改善。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的愉快经验显示了培养社群经济主体的可行性，因为 培育社群经济主体的过程「不能只是做──也一定要开心」（CEC 2001: 129） （注9） 有趣的是，二○○一年四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家庭主妇、新移民、低收入人士、 低学历组别和领取综援人士在货物和服务交换、其他社群活动参与方面， 都较他们的夥伴活跃。 他们展示出的信任程度也较其他参与者组别高。他们也较全职劳工和男性会员容易结交新 朋友。 - 12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社群经济主体的培养一定要在社群和经济这两层面下工夫。这计划有别於义务工作，在时 分券的协助下，人的才能和价值获得认同，不仅是那些帮助他人的参与者，还包括那些获 得帮忙的。当问及他们较喜欢原由圣雅阁福群会提供的社会服务，还是COME的交换服务时 ，积极参与社群交换的COME管理委员会核心成员一致表示，相对於作为传统福利措施下的 被动受助者，他们较喜欢从COME体系获取服务和物品，觉得在这体系里更舒服和自强。另 一方面，问及他们喜欢使用港元或时分券时，虽然他们都同意正规货币在许多方面较时分 券有价值，但是他们仍坚持COME交换制度一定要使用时分券作为主要交换媒介，因为这体 现了另类价值（例如平等）。 迈向新文化中介 尽管上述重点工作小组讨论的回应正面，在COME计划下有关新社群经济主体的培育仍远未 完成。除了运作时间尚短以致未能揭示这文化计划的全面潜能外，COME计划还自身还存在 一些关键的局限。 尽管COME计划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动力是求取个人的物质利益，但是计划的主要障碍却吊 诡地源於个体的抽离(detachment)的缺乏。在计划参与者和组织者之间的论述当中，个体 的抽离往往跟自私自利混为一谈，被置於社群目标的对立面，这造成了计划进一步发展的 障碍。这障碍的形成源自COME计划部分的核心组织者和活跃参与者（真正的文化中介者） ，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倾向把计划的「社群」面向和「经济」功能对立，并强调前者而相 对忽视後者。在香港商业逻辑思维盛行、政府把所有社会－文化意义屈从於各种商业利益 的语境下，批判的社会组织者和活跃的社区参与者采取这种支持社群、反对经济的立场是 可以理解的。 圣雅阁福群会的社区发展小组是COME计划的建制基础，源出於批判性的社会工作领域，倡 议社区建设和基层自强。在这个批判性的社会工作架构下，照顾、分享、互助、参与和民 主都是值得推广的「善」，而官僚化、精英主义和商业思维则是应该回避的「恶」。COME 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创造并使用社区货币和市场这两种工具的计划，但这两种工具对批判性 的社会工作这领域而言是陌生的（甚至是对立的），即使是计划最活跃的参与者，在伦理 上对金钱和贸易持保留态度也常有所闻。因此，那些跟培养个体的抽离相关的伦理价值被 排拒於COME计划之外，并不令人惊奇。 对COME计划的核心组织者和活跃参与者来说，一个普遍的忧虑是：为甚麽把所有互相扶持 和义务支援转化成充满计算的金钱关系？由於对「资本主义 - 13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践行」的压恶和对「社群伦理」的渴求非常强烈，这种侧重社群价值的直接结果是计划的 大部分资源被用於组织社交活动，从而希望参与者建立自信、互助、友谊和信任。相反， 计划的「经济面向」：建立可持续的贸易体系，以促进会员之间的频繁、高质而有效率的 交换则相对被忽视。换言之，过程（参与）和过程的结果（发展可持续的社群交换制度） 被割裂了，注意力和资源均集中在前者。因此，社群情感弥漫着组织者举办的大部分活动 ，尽管这些活动对建构有效率和可持续的社群交换体系所作的贡献并不明显，相反，这些 活动的成效往往以参与的成员频率和密度来量度，最後导致社区货币计划的存活也成疑问 。 体系的困境体现於计划未能中介不能同化的差异和陌生者，限制了计划的规模和范围， （注10） 结果是有意或无意地排拒非会员或非活跃参与者。着重提倡亲密的社群关系，加上欠缺适 当的机制条件调解体系内的多样化利益，COME计划可能引入一种内向的取向──社群计划 会员倾向跟相熟的会员一起工作和联谊，而不愿意跟「陌生者」或「不熟悉的面孔」交易 ，结果是会员跟计划身处的较大社会语境脱节。如果体系内的资源不能通过一个集体组织 架构往外输出，帮助外人和非活跃会员，这种封闭社群的排他本质可能已在发生作用。此 外，对「积极参与」与「亲密关系」的强烈渴求可能会对非活跃会员构成不必要的压力， 窒息会员可作不同程度承担的空间。这空间对会员跟社群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很重要，循此 他们能够得到个体的自主和自由。（注11） 要调和道德关注和经济目标这两对立取向，就需要新的文化中介，这样必须创立新的语言 和中介的建制架构，才能把具体践行跟另类视野扣连。如果参与者能利用新的语言（包括 把旧语言置於新语境）和视野，把经济／个人主义价值和社群目标连系在一起，例如把「 自私自利」诠译和转化为批判性的个体抽离和差异的社群，一些伦理问题将可迎刃而解。 体制上的限制体现於货物和服务的供应不足，以及未能中介「陌生者」之间的交换。如果 COME计划的规模能扩大，这限制因而也能松动，为此正规的行政和组织架构一定要恰当地 建 （注10） 正如上述的讨论，仅一小撮小型企业参与计划，也只有数个拥不同资源的非政府组织 和社会组织加入。结果，货物和服务供应不足，难以满足参与者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肯 定窒碍计划的生长能力。此外，由於会员不愿意花时间服务他人，所以服务的要求往往被 拒，而货物和服务的质素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注11） 在批判性的社会工作架构下，问题可能是跟厌恶精英主义和官僚制度有关。 这种反精英和反官僚的倾向转化为设计一套开放而透明的决策安排， 不论会员对计划的承担和认识 ，都欢迎他们加入决策过程。由於对这些参与者的承担和责任没有明文规定，当非活跃会 员很少出席或不愿意积极参与时，活跃会员可能会感到沮丧。若不能建立一套机制鼓励不 同形式或程度的参与（或另一种层级安排），活跃会员仍会感到沮丧，而非活跃会员也会 重覆面对这种压力。 - 14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立。（注12）没有这些组织架构和正规程序， 即使是最活跃的会员也很难维持定期而频繁的交换 ，更不用说「陌生者」（注13）。 总结 以上介乎直接参与和专业主义之间、在道德关注和效率之间、在社群伦理和经济价值之间 的紧张状态，往往被理解为对立且不能调解的矛盾。在一个真正的社群经济主体能有效培 养出来前，这种见解一定要改变。 金钱的基本功能是促进市场交换，但市场交换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这是一个过程，扩宽 人际交往--认同、关注、接纳、尊重和友谊。不参与市场交换可能意味莫不关心、排斥社 群内其他成员。此外，市场也给予社群成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空间，这空间和距离对 孕育自主的自我和个体的自由很重要。把这些解放潜能跟社群价值整合起来，倡导亲密、 直接、互惠、透明、共同利益、共同身分和在地自主，金钱和交换的潜在缺点（分化和异 化）可能会被淡化，新的社群经济主体也有望成形。若社区货币妥善推行，它将是「纯粹 利己主义和纯粹利他主义」两种极瑞的解药。 透过社区货币计划提供的经验，我们可寻找一种促进社群经济主体的培育的新语言，这将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代表了「一种鼓舞多於一种肯定」（Anderson 2001:32）。这涉及生 成的政治(politics of becoming)，在想像和践行方面培育正在冒起的社群经济市民身分 。为了抗衡在後九七的香港语境下意义越来越稀薄的市民身分(「市民」愈趋被定义为「 经济人」)，重整「经济」的意义至为关键。这是对建构大都会主体的统识霸权计划 (hegemonic project) 的批判，同时也在彻底地否定主流（经济）践行。 为了有效地培养一个新的社群经济主体／市民，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两个术 （注12）这里阐述关於服务和货品的质素保证问题的讨论和争论。 一个不断重覆的观点是建议 设立一个认可的正规制度，但有别於官方认可证书制度。然而，反对意见认为一个正规认 可制度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跟主流践行极之类似，经常因不同的原因排拒那些未能取得 官方认可证书的经验劳工。後者宁愿以「口头」方式确保服务和货品的质素，即是那些提 供低於标准的货品和服务的人会被会员「唱衰」。然而两者都认同维持良好质素的服务是 体系成功的关键。虽然後者看来更具人情味和较少官僚化，但是若制度持续扩张，就不太 可行了。一个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可行方法是找出一个另类的认可制度，把排他性问题降 低（尤其是对那些没有通过官方认可制度的弱势人士），同时又能确保成员提供的货物和 服务的质素。然而，这一步至少在原则上需要接受某种形式的机制中介，这可能类似某些 官僚制度的特点。 （注13 ）对较正规和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架构的需要也可从来自管理委员会或 工作小组成员的回应中引证。 一方面，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公开表示对担任委员会成员後要付出时间工作 并承担工作量感到忧虑，同时也暗示了他们的责任可能需要更明确订明。另一方面，由於 没有明确订定不同委员会成员的责任和承担，因此工作量往往可能只落在一、两个人的身 上。这带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削减正规组织架构（正规组织架构往往被解读为官僚化）， 并采取完全透明和开放程 - 15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语──「社群」和「经济／金钱」。采取一个非此即彼的立场肯定会遮蔽社区货币计划的 解放潜力，更糟榚的是会引致基进群体产生不必要的分化。本文建议，社群经济计划要能 起着真正的文化中介作用，须把个人主义价值跟批判的社会工作架构整合。在这方面的工 作，Anderson的「批判性的抽离」、Cameron and Gibson的「差异的社群」和Simmel的「 金钱的双重角色」，都是有用的概念，能够协助我们调和错误的二分法──即金钱／市场 只跟自私的谋利相连，而社区／互惠则仅能跟大公无私和共同目标连在一起。 序处理计划的策略性发展和日常运作，能否经常带来积极结果。 - 16 -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 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 2005 年 1 月 8-9 日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参考书目 Anderson, Amanda (2001): The Powers of Distance –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etach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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