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20890 原文网址: 反驳文组无用论　社会学吕教授写的　大家觉得说服力强吗？？ 原文如下： 台湾经济奇蹟的叙事里，总是少不了几个名字：孙运璿、李国鼎、张忠谋。 他们让台湾从一座资源匮乏的孤岛，变成全世界最仰赖的半导体之岛。而在许多人的直觉 里，这个故事还带着一个附赠的结论：是理组人才让台湾兴邦，文组知识，不过是街头巷 尾耍嘴皮子的闲谈。 这个论点听起来几乎无可反驳。毕竟，护国神山的神话太过巨大，巨大到让人很容易把「 台湾的经济成就」跟「工程师的贡献」直接画上等号，再顺势推导出「人文社会知识可有 可无」的结论。结果，便是造成岛内的「文组无用论」甚嚣尘上。 但如果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论点拿出来真正检验一遍，会发现这种论点其实撑 不了几回合；而且每被戳破一次，就会换一套说法，退守到下一道看似更难反驳的防线。 这篇文章想做的，就是把这四道防线，一道一道摊开来看。 防线一：理组人才兴邦？看懂张忠谋的商业创新 先看孙运璿。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毕业，战後五个月内修复了台湾 80% 的供电设施， 这是扎实的工程成就，没有人会否认。 但孙运璿真正「兴邦」的关键贡献，发生在他离开工程岗位，转任交通部长、经济部长、 行政院长之後，包含：规划十大建设、催生工研院、拍板新竹科学园区的选址与租税优惠 设计。这些决策的本质，是资源分配的政治判断、跨部会协调的行政能力、为国家发展路 径下注的战略选择。 工程训练给了孙运璿理解技术的基础，但能够兴邦的，是他後来扮演的行政官僚与政策设 计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所需要的知识，更接近政治经济学，而非电机工程。（延伸阅读： 把台湾带向世界──为什麽我们需要重读《孙运璿传》？） 李国鼎的故事更明显。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赴剑桥卡文迪西实验室做低温超导研究，但 抗战爆发後放弃博士学位奖学金返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头做过物理研究。李国鼎後来的生 涯是财政部长、经济部长、政务委员，推动加工出口区、科学技术发展方案──这些都是 制度设计与经济政策的工作。 李国鼎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自我定位，叫做「以科学救国」，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叙事建构， 一种说服公众与官僚体系相信科技投资正当性的修辞工程。而修辞与说服，从来都是人文 社会的核心技艺，不是物理学的内容。 张忠谋的背景毫无疑问，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史丹佛大学电机博士、德州仪器工 程部经理。但台积电真正的历史性创新，是晶圆代工商业模式，把设计与制造彻底分离， 让无晶圆厂的 IC 设计公司得以存在。这是一次产业结构与商业逻辑的重新设计，不是技 术发明。 张忠谋在自传里也特别强调，哈佛的人文通识教育对他影响深远、历久弥新，反而 MIT 的技术知识随着科技演进很快就过时了。这句话几乎是他自己在替反方的论点背书。 三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模式： 孙运璿、李国鼎、张忠谋的工程训练提供了理解技术现实的基础，但真正让他们兴邦的关 键行动，几乎都发生在他们离开纯工程岗位，进入政治判断、制度设计、商业策略、叙事 说服这些领域之後。 这其实反过来印证了一个更根本的分工论：半导体神话的幕後功臣，从来不是纯粹的工程 知识在单独运作，工程知识与政治经济判断力需要深度镶嵌。第一道防线，就这样被拆穿 了。 防线二：理组去哪都能发展？拆解幸存者偏差 第一道防线溃败之後，常见的下一句反驳是： 「你看吧，就是因为他们都念理科，所以去哪都能好好发展。如果是文组的人，说不定连 加减乘除都无法搞定！」 这句话看似威猛，但遗憾的是，期中藏着两个逻辑漏洞。 第一个是幸存者偏差。 我们挑出孙运璿、李国鼎、张忠谋，理组出身、後来又能跨领域发展得很好的人，拿来证 明「理组人才走到哪都能发展」，但这其实只是挑了成功的样本说话。同一个世代，有多 少理组背景的技术官僚、工程师，并没有成功转型成政策制定者或企业领袖？ 反过来，我们也没有同等力气去统计，有多少文组出身的人，後来成功转战量化分析、财 经决策、甚至工程管理领域，做得同样出色。只挑对自己论点有利的成功案例，本身就不 是严谨的论证，而是叙事的选择性剪裁。 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问题：这个说法把「文组」跟「不会算术」直接画上等号，但这个 等号在台湾自己的学制分类里，根本不成立。 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分类，第一类组（俗称的文组、社会组）涵盖的科系，包含经济、法 律、财金、会计与企管等。这些领域高度仰赖数理计算，精算师、会计师、财金分析师的 专业核心就是数字操作与统计模型，而他们的学科分类，恰恰是文组，不是理组。如果「 文组不会算加减乘除」成立，那台湾整个会计师与精算师的专业体系，早就应该垮掉了。 再往学术史里看，社会学这个经常被归类为最「软」的人文社会学门，该领域的奠基之作 之一，是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Le Suicide : Étude de Sociologie），正是靠着对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群体自杀率的统计数据分析 ，才建立起「自杀是社会事实而非纯粹个人选择」这个划时代论点。 社会学打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建立在严谨的量化方法之上。 因此，这个反驳真正在做的事情，并非提出一个关於能力的客观观察，而是把「文组」本 质化成一种先天缺陷，然後用这个先天缺陷，去正当化对整个学门的贬低。第二道防线， 同样站不住脚。 防线三：人文自学就好？被忽视的课堂纠错机制 前两道防线都溃败之後，对方通常会退到一个看似让步、其实藏着更深「双重标准」的立 场： 「文学、哲学、艺术这些东西，自己读就可以啦！干嘛还要花时间去学校上课，跟人家辩 论来辩论去的？」 先问一个对照的问题：为什麽没有人说「物理、工程自己读课本就好，干嘛还要念大学、 做实验、跟教授讨论」？ 没有人会这样主张，因为大家都预设，理工训练需要结构化的课程设计、实验室的操作练 习、教授与同侪的即时纠错。但同一批人，面对文史哲的训练，却突然主张「这个自己读 就好」。这个标准的双重性，其实不是在评估「文史哲的知识能不能自学」，是在暗中预 设「文史哲这种东西反正没什麽严谨度可言，自学跟受过训练的差别也不大」。这是一个 未经检验、却被当成前提使用的偏见。 而这个偏见，恰恰搞错了人文教育真正在教什麽。 美国科学哲学家孔恩（Thomas Samuel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里讲科学训练的核心，不是让学生自己去读论文做实验就 能独自悟出典范，科学的训练会刻意带学生进入一个特定知识社群共享的思考方式与问题 意识里；换句话说，连科学训练的本质，都是一种体制化的、需要范例与纠错机制的社会 化过程，不是纯粹靠自学就能达成的。 顺此，人文教育的逻辑完全一样。 哲学训练教的不是「读过康德」这件事本身，课堂的重点是精确地重构一个论证、分辨有 效推论跟修辞误导、在被反驳时检查自己论证的漏洞在哪里。这些能力，正是透过课堂辩 论才能练出来的──你的诠释被同学挑战、被老师指出逻辑跳跃、被要求提出文本证据支 撑论点，这整套纠错机制，跟实验室里同侪检验你的实验操作是否严谨，本质上是同一种 认识论功能。 自学而缺乏这种纠错社群的人，最大的风险不是文本的数量多寡，是很容易掉进自己诠释 的回音室。觉得自己读懂了，其实只是找到了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的证据，而没有人在旁 边指出这个诠释站不住脚。 所以这个反驳如果摊开来看，真正在做的事情是：一边默默承认理工需要体制化训练才能 学得紮实，但一边又主张人文可以随便自学就好。 这个不对称的双重标准本身，才是最该被指出来的地方。第三道防线，也失守了。 防线四：理组懂文史？天文物理学家的外行回力镖 三道防线都溃败之後，最後通常会退到一个听起来像是要求证据的问题： 「不然你说几个自学文史哲，结果逻辑漏洞百出的理组人呀！」 这个问题，老实说，问得很准。如果随便举几个名不见经传的网路写手来充数，那就正好 落入前面已经拆穿过的谬误──用一个没有实例佐证的印象，或是几个选择性剪裁的个案 ，包装成客观观察，这跟第二道防线里挑出几个成功案例当作普遍证据，犯的是同一种毛 病。 所以，与其硬掰几个业余写手，不如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我想介绍一位公开贬低哲学， 结果被同行拆穿的顶尖科学家：天文物理学家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泰森曾在 Nerdist Podcast 上多次公开主张哲学是一种没用的学科，甚至力劝年轻人不 要去念哲学，而且不只讲过一次。泰森主张现在物理科学已超越哲学，哲学家「不再有用 」（not useful anymore），他以量子力学、高能物理等领域为例，认为过去百年来哲学 贡献有限。 同时拥有生物学与哲学双博士学位的义大利学者皮耶鲁奇（Massimo Pigliucci），写了 一篇长文逐点反驳泰森，并且开宗明义指出，这不是泰森第一次这样讲，而且他不是唯一 一个这样讲的科学家。 皮耶鲁奇的反驳里有一个论点特别打中要害：泰森批评哲学的方式，是质问「哲学这几年 到底帮科学做了什麽」，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范畴错误。 大部分科学哲学研究的目标，从来不是推进科学本身，而是理解科学这套方法论为什麽有 效、又为什麽有时候会失败，这是一种对科学本身进行後设检视的知识工作，不能用「有 没有直接产出」的标准去衡量。 一个受过最严谨科学训练的人，面对一个他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领域，同样可能表现得相 当外行，而且还是带着极高的公众影响力在发表这种看法，杀伤力远比一个没没无闻的业 余文青大得多。真正该被承认的是，没有人天生对某个自己没受过训练的领域，拥有免疫 於外行的特权。 第四道防线，连同试图挖的陷阱，一起翻了船。 结语：拆穿偏见背後不断撤退的心理防线 把这四道防线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些论点溃败的方式，几乎是同一套 模具刻出来的。 每一道防线被拆穿之後，对方并没有承认论点错误，而是稍微换一套说法，退到下一个看 似更难反驳、其实同样禁不起检验的立场。从「理组人才兴邦」，退到「至少理组人到哪 都能顺利发展」，再退到「文史哲自己读就好」，最後退到「你倒是举个人来听听」。 「文组或理组谁比较有用」只是表层的问题，这套争辩背後藏着一种更普遍的修辞工程： 先发明或夸大一个对方身上的瑕疵，再用这个瑕疵，把自己的偏见包装成理性判断。四道 防线轮番出现，看似四个独立的理性论点，其实是同一套防御机制在不断变换说法而已。 在台湾，歧视文组这件事最吊诡的地方，在於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歧视者。 责任总是被转嫁给教育体制、殖民历史、产业结构这些宏大的叙事，但这四道节节败退的 防线揭露的则是同一种心理机制的另一面。当一个贬低的论点被拆穿时，永远有下一套说 法可以撤退，而且每一套新说法，听起来都比前一套更像是在「讲道理」，而不是在延续 同一种偏见。 下一次，当你在网路上看到类似「理组兴邦、文组耍嘴皮子」的论点时，或许可以留意一 下： 对方现在站的是第几道防线？而当这道防线也被拆穿之後，他们又会退到哪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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