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台湾获准「脱离」，那麽图博或新疆，甚或是广东又有何不可？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7515 2018/06/18 文：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台湾：殖民主义制造的土地 Taiwan: The Land Colonialisms Made 在加拿大、美国、澳洲、以色列及台湾等移民社会，民族建构中的殖民主义问题显而易见 。殖民范式同样也被运用在研究欧洲社会的民族建构上，像是法国与英国的民族建构，但 这个问题却鲜少引起做中国研究学者的兴趣，只有边疆地区及非汉人族群的研究例外。我 关心的，并非弱势族群在并入民族国家时遭受到的征服行动，也不是族群的内部殖民，而 是民族建构过程本身。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兴起一事绝非巧合。历史社会学者阿 里吉（Giovanni Arrighi）曾论证民族国家是领土性的，而资本主义却是在全球化下开花 结果。但这种不一致只是表象。要同时在「本国」和透过海外殖民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有赖民族国家这个形式。 如果向海外殖民扩张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全球化追求，那麽，消灭各种附属关系，由国家力 量接替对财产与整体经济的管理，将农民与「封建」（feudal）阶级的财产徵收、充公的 做法，就是为了在本国实现原始积累的目标。以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产阶级（ bourgeoisie）在这段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在资产阶级力量太弱，不足以承担此一 「历史使命」的地方，这项任务就由国家接管，直接进行干预，就像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 会，这项任务是由共产党代理实行。现代民族国家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殖民主义的 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便是呈现现代民族国家与殖民主义两副面孔之间关系的范 例。 现代国家在政治与文化上把自己诠释成民族意志的展现。另一个同样很重要、而且可能更 重要的特徵是，现代国家宣称代表的民族，其存在主要也是由国家赋予的，国家尤其着力 强行塑造单一民族文化，藉此将无可避免的族群分歧结合起来。当民族内部应用从殖民者 统治他者学到的经验，包括国家需承担「教化使命」以把各唱各调的群众打造成单一民族 ，我们就能清楚看到民族主义中殖民主义的成分；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对於如 何打造单一民族显然相当关注，而这一直是民族主义普遍关注的焦点，尤其对所谓的第三 世界民族解放事业来说更是如此。铸造民族意识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向来是格外重要的事 ，民族国家的同质性是对民族凝聚力与耐受力的一种检验。优势文化（dominant culture ）能保障民族团结与民族认同，它的必要性一直以来备受重视，甚至在那些承认「多元文 化主义」是全球化大势所趋的国家里也一样。人们心照不宣地默认优势文化就是优势族群 的文化，连对此明确表达过否认的国家也不例外。 近年来，在对大陆关系的台湾人身分认同问题上，学界研究显示做为文化转变经验的殖民 主义，以及做为殖民活动的民族主义，两者同样与台湾的历史经验息息相关。日本在台殖 民比英国的香港殖民体制整整短了一个世纪。国际化资本主义使得香港在跨国经济中更具 地位，这是日本在台殖民不具备的。但我们可以说，日本殖民影响制度结构与文化情感的 程度堪比英国殖民香港，并决定了近代台湾有别於大陆的发展。若与不列颠治下的香港相 比，日本统治的台湾与大陆断绝得更有效率，也更彻底。从日本殖民体制解放带来的结果 并非重回大陆，而是遭到流亡的国民党占领。国民党视这座岛为其暂时的根据地近四十年 ，後来才终於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开始顺应占领地人民建造独立台湾的潮流。这样的独立如 今遭到大陆共产党政权威胁。 对於北京政权而言，理想中的统一是两个被殖民主义分隔的「华人」社会的「再统一」。 反对统一的人则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两个社会已经走上分岔的发展轨迹，对他们来说，这 种「再统一」是一个民族遭到另一个民族的殖民接管。台湾的情况与香港类似，被殖民的 过去（对反对统一的人来说，这同时包括日本与国民党的统治）恰是主张两边差异性的潜 台词。荆子馨（Leo Ching）曾简要描述过台湾、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三角关系 所造成的矛盾： 从认同中国民族主义，以此为殖民地解放的必要推动力，到後殖民时代对中国统治的幻想 破灭、反感，中国始终在台湾人自我意识的形成与瓦解以及台湾对日暧昧关系中扮演重要 角色。易言之，台湾殖民地、日本帝国与民族主义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构成了一块领域， 矛盾、冲突、合谋的欲求与认同，都反映、折冲、克服於其上。 尽管当前对於台湾独立以及与中国再统一的辩论是个後日本时期的现象，但日本殖民时期 仍然是强大的潜台词，「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问题根深蒂固地聚讼其间。 我们还可以说，广义来看，把「移垦殖民主义」也包括在内的话，殖民主义在台湾的历史 更是漫长久远。台湾是一个岛屿社会，呈现出来的殖民主义，具有其他被并入政治实体的 长期定居社会不易观察到的历史深度。台湾历史的形成确实可以看成一连串殖民主义的过 程：岛上最早的移民在数千年间已土着化，却遭到明朝时期来自大陆移民的殖民及取代， 情况至清季尤甚，之後是荷兰殖民者统治，接着清朝将台湾纳入其行政体系，再来是历经 半世纪的日本殖民，二战後接踵而至的是国民党政权，如今则是来自大陆的持续威胁。 殖民及对殖民的抵抗构成了推动这座岛屿文化形成的力量，赋予它独特的自我认同——这 不仅是某种抽象「中国性」的地方版本，而是一种独立的身分认同，这并非「汉化」（ sinicization），而是台湾化过程的产物。 人们经常将晚清台湾与大陆的分裂，视为「中华」民族建构与巩固过程中的问题，这个过 程被日本殖民体制打断了半个世纪。然而，就像高隶民（Thomas Gold）在近年来一篇文 章里提出的观察，台湾从来就不曾是「中国的」。即使我们把清朝当成「中国的」，但清 朝对台殖民却被日本中断，是日本完成了殖民、统一全岛的工作。 鲍梅立（Melissa Brown）在她那本标题耸动的《台湾属於中国吗？》（Is Taiwan Chinese?）一书中表示，人们与大陆故乡的情感连结在时间上随着变迁的政治与经济形势 而转变，任何台湾具「中国性」的观念——甚至包括「中国性」这个范畴本身——已不再 被理所当然奉为圭臬。「民族建构」在每一个阶段都牵涉到政治与文化上的制约与取代， 无异是一段长期的殖民与反殖民抵抗过程。台湾的民族建构并不属於大陆民族建构的一部 分，而是与大陆的民族建构平行发展，这一点同样让台湾有别於香港，导致台湾的处境更 接近人们一般理解的殖民主义——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 正是这种独立的民族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自我形象造成最大的威胁，「中国 」则可等同於其国内占优势的汉族。一旦体认到台湾不仅仅是汉文化的地方分支，还是与 之相异的民族组成，有其独特的自我认同——由各个原住民族文化、从中国东南接踵而至 的河洛与客家移民及1945年後的「难民」之间的互动构成，并且带有这座岛屿复杂的殖民 经验烙印——导致「汉化」（即成为汉人，或是「同化」，两者同样是以优势汉文化为前 提）此一意识形态遭受质疑，但汉化却是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根本假设，支撑着「『中 国』为一凝聚民族实体」的概念。汉化不仅暗示多元族群被统合在单一「中国性」标签下 ，更暗指汉族本身也受到时间与空间变数影响，在这块标着「中国」之名的大陆上与其他 族群认同产生交流，而非「中国人」认同的永恒锚点。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去汉化」 （de-sinicization）的分量跟「汉化」不相上下。如同鲍梅立所说： 台湾如今成了全球焦点，因为它正在进行国族与族群认同的转化，其影响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族认同来说是不受欢迎的。1945年至1991年间，台湾政府将台湾描绘为族群意义上 的汉族及国族意义上的中国人，甚至宣称自己为中国大陆的合法政权。从1987年起，台湾 人出於明确的政治目的，为了证明自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距离，愈趋频繁地主张台湾认 同是将近四百年来汉文化与汉人祖先、原住民文化与原住民祖先，以及日本文化（但没有 日本人祖先）创造出来的混和，而且整个20世纪都独立於中国……是独立的台湾……这为 中国当局统治各族群领土带来了争议：倘若台湾人因为族群差异而获准「脱离」该国族， 那麽图博人或突厥裔穆斯林（如维吾尔人），甚或是广东人又有何不可？台湾独立恐怕会 造成骨牌效应，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如同苏联，或是情况更糟的南斯拉夫。 鲍梅立指出的这类分离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丝毫不敢轻忽的。维吾尔人与图博人 希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脱离（最起码也要为真自治而奋斗）的原因应该相当清楚——他们 是一群受到最露骨殖民方式殖民的人。图博与新疆均在18世纪被清帝国兼并，满族统治者 构想的清帝国，是一个多族群帝国。1911年清帝国垮台後，由於民国时期缺乏有效的中央 政府，这两个地方因而享有若干程度的独立。 1949年後，图博与新疆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并且因为两地是非汉族少数民族的故 乡，而被正式划为「自治区」。自治区区划的意义随着时间过去而消失殆尽，这个代表优 势汉族的新民族国家比它所取代的帝国更不能容忍差异，这种例子在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 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而以汉族对抗满人「异族」统治为主要诉求的民族起义，更让情况雪 上加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镇压少数族群要求自治与政治参与的声音（为共产党效力者除外）， 以典型的「教化使命」做为全面殖民统治的藉口，展开文化灭绝，同时却又将奄奄一息的 少数族群文化陈列出来供大众消费。国家掌控并无情地开发图博与新疆的资源，而贫困的 图博与新疆居民也因为国家支持的汉族移垦殖民主义逐渐边缘化。不同的统计数据差距不 小（尤其是图博的情况），但数字仍显示图博人与维吾尔人在各自所谓的「自治故乡」里 已经成为少数，或者濒临这种情况。他们的边缘性（marginality）无庸置疑。 不久前土赫提（Ilham Tohti）教授的例子足以证实，残酷的牢狱之灾或更惨的遭遇正等 着知识分子（按：2014年土赫提被控鼓吹新疆独立，遭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为「分裂国家 罪」）。为自己的人民恳求更好的待遇成了他们的罪行，与此同时，「恐怖主义」更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地方）消灭基进反对派的新藉口。为了镇压对其统治层出不穷 的反抗，该政权近年来已着手将维吾尔人打散到各个汉人地区。 鲍梅立提及广东分离主义的可能性，藉此对民族主义的殖民行为提出更深刻的质疑，而这 些质疑都与台湾的情况切身相关。说广东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脱离，这似乎有点牵强。但 从中央政府试图禁止、阻止使用广东话的行动来判断，分离的可能性确实多少造成了领导 阶层的焦虑。中国南方文化与北方不同，这一点从许多南方语言与北方「官话」极具差异 来看最是明显。南方人是由来自北方的华族入侵者与南方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混和而成。中 国南方向来对外界敞开双臂，五个世纪以来都是海外华人的最主要来源。香港人多半都是 广东人，分享着相同的语言与日常文化基本特质。英国治下的香港很少与广东隔离开来， 除了极少数例外，如1925年至1927年的省港大罢工。 广东与香港之间的边界具有渗透性，甚至在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期间也是如 此。自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香港的经济便紧密整合，引领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发展。南方至今仍是该国最强大的经济区。一个个的经济特区就像香港的镜射， 拥有进步的名声。考虑到广东人对其地方认同的自觉，也就不难看出北京中央政府何以要 在广东话之上建立一个官话霸权。掌控语言既是殖民统治，也是民族主义的共同特徵。 广东等於是提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殖民形塑过程关系到更深层的历史意识。中国南方同 样是多起殖民行动的产物——一开始是由起源於南亚的越族所占领（越族或许与台湾原住 民有关联，而台湾原住民五千年前则是南岛语族的祖先），到了两千年前，来自北方的华 族（或称华夏）征服了越族，接下来就是一波波的华族移垦殖民主义。这些殖民手段转变 了南方，但南方同时也反过来改变了殖民者，带来地方文化的形成。或许地方差异在中国 南方最为明显，但除此之外，军事征服与迁徙定居的行为对中国各地地方文化的形成也很 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以「中国」为名的整个地区曾饱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反覆入侵，以及他 们所造成的文化转型。「中国」的地理空间会随着时代改变，「中国人」一词的组成人口 也是。一旦统治朝代疆界改变，划为「中国」的区域以及「中国人」的成分也会随之改变 。我们也许会想到，直到明清之前，「中国」多半都处於分裂状态，不同族群起源的国家 为了称霸而彼此竞争。更有甚者，「中国」是在两个「异族」王朝——元朝与清朝——统 治下版图达到最大（不过两族仍矛盾地被归为「中国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 属於「中国」的领土，就是清帝国极盛时的版图。 此外，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与东亚海域的主张来看，这个国家似乎已准备好对曾 经出现在帝国地图上的任何一片土地或海域伸张所有权，无视这些地方现在的状态。 相关书摘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殖民之後？：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卫城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译者：冯奕达 兼治中国近现代史、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理论 当代重要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第一本在台出版着作 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2016年5月应成大台文系之邀，来台发表系列讲座。 本书主要内容，即为相关的五篇讲稿，以及一篇专访，从中不仅可见德里克快人快语的一 面，也能看到他学思历程的几番转折：从60学运狂飙年代的亲身参与者，到70、80年代的 中国共产革命研究者，90年代转而投入後殖民与全球化理论，并据此进一步析论「後革命 」时代的中国。 事实上这位学者与台湾颇有渊源，1969年曾来台学习中文，90年代又多次造访。但台湾却 从未出版过他的着作，本书《殖民之後？》是第一本，大致涵盖了他学术生涯後半场的核 心关怀。 面对一个後殖民与全球化的世界，他思索并追问，殖民真的结束了吗？全球化带来的是共 生还是毁灭？德里克的答案并不乐观。帝国殖民体制虽然崩溃，随後的国族建构浪潮，却 往往同样使用殖民手段在内部压迫少数、消灭差异。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但没有消融 隔阂，反倒强化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自我意识；况且当资本主义全球化，造就资本可 到处流动的跨国企业，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殖民形式？ 我们以为殖民已是历史，但德里克殷殷提醒，殖民处境仍无所不在，在全球化的今日，更 彻底的殖民正在发生。 戮力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德里克，自然也把批判眼光投向这个结构喂养出来的巨兽— ———已成资本主义脊梁骨的当代中国。他忧心地指出中共挟其经济成就高唱「中国梦」 ，鼓吹振兴「中华」民族、追剿各种独立言行（疆独、藏独、台独）之余，更在西方广设 孔子学院，仿效美国发展文化软实力，积极往世界霸权之路迈进。当外界指责中共侵犯人 权、箝制言论自由、蔑视民主，它动辄用中国文化特殊性为自身辩护，认为那些批评不过 是「西方价值」。德里克疾呼知识分子此时更要审慎分辨，不该轻易接受以文化差异、反 西方中心为托辞的主张。 德里克已在2017年12月1日过世，因此本书也是他的最後遗作，一份给台湾的临别赠言。 他形容台湾是「殖民主义制造的土地」，而他对殖民主义的深入探究，特别是殖民主义、 民族主义、历史认同之间纠葛的关系，尤其值得我们省思。 本书特色 德里克是擅长以抽象理论剖析复杂现实的庖丁，而在2016年5月由成大台文系主办的「阿 里夫・德里克教授Arif Dirlik系列讲座」中，这位历史学出身、学术研究范围却不拘於 历史学领域的「异数」学者，除了旁徵各种理论，也博引近例时事，印证他的观察。这些 可亲媒介，不仅有助引导读者踏入德里克的思辨世界，也可能使读者如醍醐灌顶般恍然大 悟————原来今日全球各地发生的许多事件与现象，背後其实都有共通的逻辑和结构。 德里克也是一位有强烈现实关怀而且敢言的学者，经常对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直言不讳（ 可参考：www.inmediahk.net/arif-dirlik，这是他为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而写）。他的 在台演讲内容，当然也触及当前台湾面对中国崛起威胁的困境，但绝不仅止於义正词严的 谴责，而是具体指出中国崛起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之 间的共谋关系，并扼要梳理中、港、台三地在民族建构、殖民主义与历史认同上的缠结。 在本书最後的长篇访谈中，德里克娓娓道来自己为何由学运转投入学术、放弃电机系改投 向历史学领域、他的研究关怀及转折等心路历程，并直率表达他对当前西方学界向中共金 钱攻势低头的愤怒、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占据道德高度的不满，毫不保留地展现真性情， 德里克其人彷佛跃然纸上。 getImage Photo Credit: 卫城出版 责任编辑：翁世航 核稿编辑：罗元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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