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录自FT中文网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45278/?print=y 如何摆脱地理决定论?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连清川 2012-07-02 (www.ftchinese.com)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万里之遥，瞬息即至。 我们都已经很难想象到人类曾经有过那麽一个时期， 各自困囿在一片狭窄的地域里，老死不相往来。 但那个时候，每个民族只认识自己头顶上的一片天， 至於外界如何，无人关心，也无需关心。 然而，想起一件事情来，未免令中国人有些郁闷气结： 为什麽在历史上，只有欧洲人走出了他们的故乡，发现了新大陆，徵服了世界？ 为什麽不是中国？在地理大发现的15-16世纪， 无论从技术、航海、军事、国家实力而言，中国都远比那些蛮荒夷狄小邦发达， 为什麽不是中国人发现和徵服？ 考察这段历史的研究岂止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几乎每一个可能性都曾经被发掘过。 最大的学术赢家，无非是经济、宗教和政治。 但是，这些原因都难以充足说明欧洲的出走冲动和徵服能力。 欧洲对於东方的物质需求的确是动因，但是中国也长期通过丝绸之路与欧洲贸易， 为什麽不曾有探险冲动？中国的海岸线也很长，为什麽就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和航海？ 基督教的确是有传教热情的，但是唐朝的鉴真和尚也曾东渡传教， 而且大乘佛教的确是有传教热情的，为什麽印度也没有冲动？ 15世纪当探险家们出发的时候，欧洲总体也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中， 为什麽他们愿意资助探险？ 当麦哲伦到达美洲的时候，美洲土着中也有大量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 为什麽欧洲人能够徵服他们？ 而中国如此强大、延续性如此悠久、长期在内外战争中浸淫的君主国， 为什麽也会被欧洲的那些蕞尔小邦打败徵服？ 故而，以上的那些人文学基础之上的答案，都难免有着先天的缺陷。 最近出版的贾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 其实是戴蒙德探索人类如何制造了今天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开始，出版於1992年。 他其後在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和2004年的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是对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详尽的指南。 尽管有许多人更愿意以人种的优劣，文明的高低或者政治的高下来说明问题， 戴蒙德却坚持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指出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明的兴亡， 更多地取决於其命定的自然环境，以及其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消长。 这是一种“地理决定论”，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 这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够令人信服而自足的理论。 戴蒙德虽然经常提到中国，但是三本着作中除了《崩溃》有一个专章之外， 并无系统的论述。 因此，我只能尝试以戴蒙德的理论，比较欧洲与中国的遭遇，寻找可能性的答案。 地理决定论的第一个因素是地理地形。 我在以前的专栏中曾经提到，欧洲是一个破碎的地形，破碎的海岸线。 而欧洲内陆的地形，也非常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 历史上除了南欧的罗马与一些外来政权之外，欧洲历来没有统一传统。 但是中国所处的亚洲东部，则是一个大陆岛，三面环山，一面靠海。 而在大陆上，乃是平缓起伏的连续性地形，易於形成统一体。 因此，中国形成了分久必合的传统，统一的冲动是内在的。 破碎地形形成民族与国家的分割。狭小的区域难以给一个国家提供充足的发展资源， 於是贸易成为一种必然性。当欧洲内部的贸易形成瓶颈之後，扩张冲动自然产生。 欧洲探索新大陆的原初需求，是贸易冲动而非徵服冲动。 中国则不同，由北至南的连续耕作区和大陆内部的丰富资源，以及对外交通的难度， 都使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内向型哲学与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统一而不是对外徵战，是王朝的主流思想。 防御形军事战略也从来都是正道。 缺乏贸易动力与扩张冲动，几乎是地理地形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因素是动植物资源。 在徵服新大陆的过程之中，欧洲真正进入美洲的殖民者及军人，数量十分有限。 而整个美洲有着几千万文明水平甚高的土着，为什麽最终以欧洲人消灭了土着而告终？ 戴蒙德的证据是新大陆根本缺乏可以驯服的粮食资源， 因此，美洲一直停留在狩猎——采集型社会形态之中，无论其政治制度是怎样的。 而欧洲很早就进入了小麦时代，农耕是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 农耕社会以及航海贸易的双重作用，使欧洲人拥有了更多的战争和武器。 从动物资源上来说，在人类从白令海峡冰封期进入美洲不久之後， 整个美洲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多数都消失了。 美洲仅有小型动物，以及无法驯服的少数大型动物。 因此，其战争形态一直停留在较为简单的人力上。 而欧洲早期历史中，马就是最主要的战争和运输工具。 在徵服美洲的过程中，战马是获胜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此外的“竞争”资源是病菌。 美洲大陆一直在一个封闭型的生态形态之中，没有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大量病菌。 欧洲人进入新大陆之後，缺乏免疫力的土着大量死亡： 事实上死於欧洲人所传染的疾病的土着，要大大地高於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中国呢？当然，中国也是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之一。 因此，它也迅速地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 动物资源也并不少於欧洲，战马也较早进入战争。 不过，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决，却并非取决於动植物资源，而仍然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 欧洲在海岸线争霸的过程之中，形成了强大的海军传统。但中国基本上没有海军传统。 在其周边，历史上除了日本稍有海上威胁之外， 所有的战争威胁，都来自於游牧民族的骑兵或步兵。 在最初中国与欧洲的战争之中，几乎都是以海岸线战争失败而告终的。 海军的发展当然并非仅仅是否拥有足够的吨位或者炮火， 还包括了传统、训练和战略思想。中国的海军既然缺乏足够的历史和训练， 失败是必然的。 第三个因素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为什麽美洲缺乏大型动物可供驯养？ 事实上，在人类进入美洲之前，从北至南都有大量的动物。 但是这些动物在人类到达他们的“新世界”之後的1000年时间里，80-90%就灭绝了。 戴蒙德认为，就是这些原始美洲土着吃灭绝了这些动物。 也就是说，美洲人吃掉了自己的前途， 使他们遇见欧洲人的时候，缺乏足够的战争工具来应对。 这一点对中国鸦片战争前与欧洲竞争态势有没有关系？ 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心理机制问题。 欧洲人一直是处在资源匮乏与贸易主义的驱动之中的。 因此，他们对於外界的索求冲动一直存在。 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徵，也是最早期的“全球化”试验。 这种心理机制就是只有通过与外界之间的互动，战争或贸易，才能获得生存空间。 而中国的心理机制与欧洲几乎相反。 “天朝上国”的优越性，来自於资源的充足， 因此，最重要的是开发中国内在的自然资源潜力。 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国核心地区的畜力，多数用於生产而非战争， 战马主要依靠游牧地区或民族。其心理机制是抑战与精致化。 长期以来竞争和贸易所形成的欧洲扩张型多民族， 遇上了内化与一统所形成的中华单一民族，你觉得结果会如何？ 遥望地理决定论所形成的历史，似乎我们惟有一声叹息。 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乃是一个各自隔绝的世界， 民族前途的决定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 命运在东西方相遇之前的几千年，甚至人类从非洲出发，各自定居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宿命了。 然而，我想更多生发的是，中国今天依然困在地理决定论的牢笼之中。 其一是我们仍然秉持着独成一体的政治体系。 中国历史的确曾经被大陆岛的现实所决定，但历史已经跨越了那个阶段。 政治系统的进化有赖於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互动，欧洲的政治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似乎仍然在大陆岛之中，在自己的本能之中发展。 其二是我们缺乏与周边的良性互动。 欧洲国家的早期历史的确是竞争性的。 但是在整个地理大发现与其後对全球的扩张之中，欧洲国家彼此之间有着长期的互动。 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美国与欧洲已经形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利益行为上的同盟。 而中国显然也还在大陆岛之中，尚不必讲与欧洲、美洲的良性互动， 连周边的日本、越南、俄罗斯都长期处在相互猜疑与争斗之中， 如何形成声气相通的盟友？ 其三是不能吃掉自己的未来。 美洲的早期土着，在自发性的北-南扩张之中，吃掉了大多数的竞争性动物资源， 到欧洲殖民者来时毫无防御之力。 今日中国的发展，难道不是在吃掉自己的未来吗？ 我们的发展几乎全部依赖资源开发型产业， 和传统农业社会中不断发掘自然潜力提高生产，有何不同？ 现在的全球化已经完全异於地理大发现时的掠夺式和杀害式全球化， 但仍然在贸易主义的大纛之下。 地理决定论可以是一个拖延发展的因素，却早已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个民族的前景，不应当在地理决定论的阴影之下自发的生灭， 而确需拥抱贸易主义所带来的全球资源大挪移， 从而为自己获得最佳的发展资源和制度配置。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出大陆岛，发现新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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