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unlightseeker.org/article/1022 行过另一个死荫的幽谷─一个台湾读册人的忏悔 2014-04-23 文章来源：慈林教育基金会 作者：吴叡人 本文为吴叡人老师在2014年2月28日228事件暨林家祖孙受难2014年追思纪念活动之致词稿 林先生、林太太、奂均与你美丽的家庭、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叫吴叡人，现在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服务。我愿意很骄傲地说，我是「林义雄学 校」第一期的学生，虽然不是很努力，所以没有毕业，但是应该有稍微学到一点林先生的 精神。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在二二八这一天的一些思考、心得跟感受。 我今天准备的题目是：「行过另一个死荫的幽谷－一个台湾读册人的忏悔」。但是在正式 报告之前，我必须先向各位坦白；慈林请我来演讲的时候，我虽然答应了，但想了很久很 久，却不知道要说什麽才好。从私人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认识林老太太跟双胞胎，所以我 不能用华语说的＂交浅言深＂，来假装我很熟的谈一些「追忆」之类的话题。从公的角度 来说，我不愿意再重复我个人还是很多（很济）的朋友对二二八所做过的思考、反省。我 不想再讲同样的话，不想再炒冷饭。 那到底该怎麽样才好呢？我想了差不多快一个月，还是不知道要讲什麽，虽然试着起了很 多次头，但还是都放弃了。昨天整晚睡不着，最後终於做出一个决定：不管一切成规，让 我今天来做一个比较不传统的分享，也就是我想将个人平凡的生命历史和一些微不足道的 经验来当作祭品，献给各位。也就是说，我想在这里与各位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经验，用我 个人的小历史来映照二二八这个大历史。 主要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如何因为林家的悲剧来走向政治，因为林先生的感召走 入政治，但是如何又因林家的悲剧、因为林义雄先生的影响而最终脱离政治，走向另一条 「行经炼狱的道路」─也就是学问与思想的道路。各位，学问与思想的道路是一条必须行 经地狱般痛苦的精神修炼之路，不是王晓波那种张牙舞爪的表演。对於真正在做学问的人 ，那条道路非常的孤独与寂寞。 现在让我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与报告。 1980年发生的林家悲剧，是一次引导我走向反对政治的洗礼。那时候我是师大附中高三的 学生，这间学校离林家很近。事件发生之後，我曾多次来到巷口，远远地看着现场，不敢 走过去，心里面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麽有人可以这麽残忍，为什麽政治可以搞成这 样。 我们家族里面有一些二二八的禁忌跟传说。我的二伯在二二八事件的时候是桃园武装部队 的部队长，结果被抓去关了半年，最後用几条金条换回他的生命。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家族 里面，「二二八」是一件传说和禁忌，大家知道有这件事，但是不能说出口。所以我听过 二二八，大概知道一点模糊的轮廓，但是完全不知道它的实体是什麽。但是就在我高三的 时候，林家的事情让我一下子明白，原来这就是「二二八」。这是生命中第一次，所谓「 二二八」用一种实体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大家知道，爱尔兰有个很出名的诗人叫叶慈。在1916年，爱尔兰独立运动者发动复活节抗 争，最後被英国政府镇压，杀死了很多人，悲愤的叶慈因而写了一篇诗：”Easter, 1916 ” (「复活节，一九一六」)。在诗里他说，在这次镇压之後，「只要有穿绿衣的地方， 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各位，叶慈说的「绿衣」不是民进党，这里的绿色指的是爱尔兰民 族运动的色彩。他说，从此以後，所有的一切都永远变了。最後，他用一句话作为结语： 「一个恐怖的美已经诞生！」，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那时候，我的心情和叶慈 完全同款，在林家的悲剧中，我深深感觉到，我已经被这个国家暴力的恐怖、残酷和伪善 彻底改变。这是一种政治暴力的洗礼。在进入台大之後，我积极参加学运，还当选第一任 党外的台大代联会主席，也就是後来的学生会会长。在一连串尝试错误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变得越来越激进。到最後，我乾脆辞掉代联会主席职位，在那个戒严时代找了几十个学 生到教育部请愿，变成一个政治的狂热份子。 1984年林先生假释出狱，那个时候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对这件事的报导充满了一种施舍般的 同情，好像是在说「我今天放你出来是对你林仔很好，看你很可怜喔」一般。我看了很生 气，一口气买了好几十份报纸，然後都把它撕光光！(不过现在想想，这种作法实在很笨 ，根本就不要去买就好了。) 那年暑假，不知道林先生有没有印象，发生海山和煤山的矿灾，死了很多当矿工的原住民 朋友，我就跟歌手胡德夫和陈映真先生他们在新公园音乐台办纪念音乐会，然後走向西门 町街头为受难的原住民募款。那时候我的心中，已经立定终身从事政治运动的志向了。不 过那时的党外运动，并没有栽培青年的机制，学生运动的运动者毕业後的出路，不是做党 外杂志的编辑，就是做政治人物的助理，这都不合我的性情。我当时向往的是一种比较深 刻的，知性的政治形式，所以我决定出国去念书。我的想法很单纯，出来去念书，来找看 看可以改变台湾社会的蓝图、一个快速有效的运动公式，一学会马上回来照着搞一下，国 民党就会倒。那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要做一个像吴乃德、邱喇叭(邱义仁)那种「运动的理 论家」。 但是我来到芝加哥大学─大家，我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当我来到芝加哥大学之後， 才了解到自己非常的天真、无知，我不知道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其实有着非常 遥远、复杂的关系，不是那麽简单。我也才知道说，在国民党戒严统治下，我学的所谓「 政治学」没有一项是真的，所以一切都还得要从头学起。因为如此，我在芝加哥旁徨、苦 恼了很多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虽然我很顺利拿到硕士，也通过资格考和博士论文的计 划了，但我完全没有方向感，充满了迷路的感觉。我觉得我在这里学了半天「政治学」， 对台湾一点用处也没有，每天都在怀疑自己。那时候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好，到最後就用 「蒐集论文资料」的藉口，顶着一种後来变得很出名的叫做「博士候选人」的头衔，逃回 台湾。(我大概是90年代台湾第一位用「博士候选人」头衔出现在公共论坛的人，我之後 就有很多「博士候选人」也跟着出来。大家去查一下，我可能是第一个。) 那是1994年的春天，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博士栽培计划做研究，不过那时候我对学问 这条路充满着怀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芝大前辈吴乃德介绍我认识当时刚从海外读书 回国的林先生。那时候我就做司机，开这我那台小台的红色喜美，有时候也开吴乃德那台 旧的、二手的宾士 (引擎还烧掉过)，陪着林先生到台湾各地拜访以前党外运动的同志。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基隆拜访前省议员周沧渊先生。另外一方面，那时我也参与核 四公投的运动，陪林先生在立法院前面静坐绝食，也稍微帮他做一些文宣和其他的杂事。 95年，林先生要参加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我也去帮忙，我跟作家林双不先生跟着林先生 ，坐着陈定南先生以前选省长使用的那辆九人座在台湾全岛四处跑。就这样，我在学问道 路上迷路的时候，因为林义雄先生的关系而走进了政治。 从高三到博士班，我可以说是一路受到林家的牵引，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我有一个学弟叫 陈启昱，当时在高雄县参与地方政治，我陪林义雄先生到高雄县拜访基层朋友的时候，启 昱对我说：「原来学长想要玩就是要玩大摊的，所以才都没有看你出来选议员。」其实不 是这样的，这纯粹是林义雄这个人特殊的吸引力，要不是林义雄，我绝对不会投入当时许 信良所发动的「选举总路线」那个热潮之中。那时很多学生运动时代的朋友和学弟妹都对 我说：「学长，快回来喔，快回来抢位子，快要没位子了」。我觉得很烦，很不爽这种事 情，很不开心。我对选举的厌恶，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因为林义雄先生，像我这麽讨 厌选举的人竟然会进去参与选举活动，这又是为什麽呢？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帮林义雄选 举，不像在为一个个人选举，而好像是在做一件更大的事情，一件非常有志气的事情，好 像是在创造历史一样。 林义雄这个人反对所有世俗的候选人那一套，他坚持一种非常精神主义的政治路线。有时 候我会开他玩笑说这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路线。那时候我们用的口号就是「决定政府 的成败是政府的精神，不是公共政策」，我们引用的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那时 候我整个脑袋里在想的是甘地、捷克的哈维尔总统，还有「林义雄路线，或者林义雄主义 ，到底是什麽？」这样的问题。你说，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政治吗？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认为 政治是一项非常高贵、高尚的志业，值得你投入一生为它去奋斗。我认为那一次的总统初 选，是我们台湾政治史上理想主义的高峰，在那过之後就没有了。这就是我进入林义雄学 校，「入学」的一个过程，我在那里学到很多事情，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 然而林义雄身上这种比政治更大、更加开阔，甚至是超越政治的气质，把我拉进了政治， 却同时也把我推离了政治。为什麽要这麽说呢？因为林义雄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 史哲学》里所说的那种「世界史的人物」，他本身就体现了历史。只要是稍微敏锐一点的 人，当你在看到林义雄的时候，你在他身上绝对不会只看到政治或者道德而已。林义雄就 在这里，大家请看一下他，想想我讲的话。那时我陪林先生到彰化员林的时候，当地民进 党党部不知道林先生到底在干甚麽，只知道这个人很有名，所以贴一张红纸说「欢迎林『 立委』义雄」。（不知道林先生还记得这件事吗?）换句话说，我们地方上的民众所知道 最了不起的人是立委，这就是当时台湾地方政治的程度。但是只要是比较敏感的人，跟在 林先生身边，跟着他够久，跟着他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不只是政治、不只是人格 者，还有一个更大、更加开阔、更超越的东西，一种很难解释的东西。我在他身上看到的 这个东西，就是「历史」，大写的History。有时，我会在他的面容上发现一点忧伤。有 时，我会在他的眼神当中，看到一抹阴影─歹势，说不定是我太过敏感，但是有时候我真 的这样觉得。甚至有时候站在林先生身边，我也会在他的肢体动作中，看到一种紧张。你 说我到底看到了甚麽？各位，我看到的是一个受苦的人，我看到的是历史和命运。我跟大 家报告，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一个活的个人─一个人，他背负着整个 台湾历史的重量。不是李登辉，是林义雄。我说的历史的重量，指的是一种悲剧性的重量 ，数百年累积的悲剧命运的全部的重量，竟然落到一个人的身上。李登辉是一个快乐的哲 学家皇帝，他有权力，他很现实。但是林义雄是薛西弗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常常引用的 希腊神话的着名英雄，神惩罚他一生都要推一颗巨石，从山脚下推到山顶上，推到快到山 顶时就会掉下来，然後要从头再推起，永不停止。林义雄就是这种人。所以依我来看，他 是台湾历史悲剧中的一位存在主义式的英雄。 跟林义雄一起来创造历史，实在是很有魅力。有这个机会跟林义雄这种人来一起创造历史 的这种魅力，把我拉进政治之中。但是当我在思考什麽是「林义雄路线」的时候，我感受 到的却不是任何世俗的荣耀感，secular glory。跟林先生一起时，甚至我跟林义雄根本 就是在讲选举、讲政治的时候，我也从没感觉到我们在追求glory，我完全没感觉到在追 求那个。各位，当时我很认真思考什麽是「林义雄路线」，因为那时候我把自己定位成一 个「文胆」，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用我政治学跟哲学的专业为林先生发展出一条政治路线 。但是我在尝试发展这个路线的过程中，从未感受到世俗的荣耀感，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 在追求世俗的glory。相反地，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铺天盖地而来的台湾历史的重量，台湾 命运的重量。这个过程、这个感觉，把我带向某种超越政治、更加有精神性的东西。也就 是说，待在林先生的身边，明明就是在做政治，但是我竟然会开始思考历史跟哲学的问题 。林先生那种独特的气质，诱发了我身上这种「精神的辩证」。 另一方面，在选举的过程中我跟林先生到全台湾各地的基层跑，和很多的草根群众对话， 还有那时的和竞选对手许信良先生、彭明敏教授，还有姚嘉文主席交锋的经验，也开始让 我感觉到说，我们所主张的那种托克维尔说的「政府的精神」，事实上是我们这块土地所 欠缺的，因此必须要先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我开始感觉说，那才是我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我想要走的道路。 选举过後的秋天，我向林先生告辞，回到芝加哥，开始过着像修道院一般的日子。在这段 像修道院的岁月中间，我认真读西洋政治思想史、读世界史、研究台湾历史，我想要了解 所谓「台湾」到底是什麽？台湾悲剧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到底我们有没有出路？我在想的 已经不是什麽改造台湾政治的蓝图，而是要怎麽样去创造台湾精神的深度，要如何为我们 台湾在世界的、人类的知识地图里面找一个位置。那时候在我的宿舍附近，有一条很漂亮 、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种着很多棵的Linden菩提树，很漂亮，我把它取名做「哲学之道」 。每天傍晚读书读完，我就到那里走走、散步、思考、运动。那条路走到底的时候，有一 个铜像，不是孙文也不是蒋介石的铜像，而是捷克独立後的第一任总统，Tom Masaryk，马萨里克的铜像，在马萨里克铜像的下面刻着三个英文字，”Jesus， Not Caesar”，「要做耶稣，不要做凯撒」，我看到这三个字，觉得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几 年後，我完成一本很厚的博士论文〈福尔摩沙意识形态〉，这是一部关於台湾认同起源的 研究，也是一部近代世界史脉络中的台湾精神史研究。我心中，开始有了思想体系的轮廓 ，关於我们台湾的历史和它道德的意义。 2004年年底，我离开任教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进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工作，那 时候台湾民主运动已经开始走下坡，进入低潮期。2006年，我和一些朋友，包括乃德前辈 ，一起推动「715宣言」，想促成民进党的改革，不过这个运动最後是失败了。那年秋天 我离开台湾，在英国Cambridge大学的一个地下室住了三个月，疗养我受伤害和被出卖的 心情。两年後，在一次台湾史研究所同仁的旅行中，我们来到二结的慈林图书馆。那个下 午我走进图书馆对面的纪念馆之中，面对林老太太的相片，我眼泪一直流，嚎啕大哭了很 久，我的助理站在一旁尴尬地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就一边哭一边跟老太太说，我真的很对 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双胞胎，我对不起林先生跟林太太，因为我一定要退出政治，我要全 心做一个思考我们台湾历史命运的学者。从那一天开始，我心中就再也没有踌躇，我已经 决定要走上「另外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another less traveled path，就是航向咱台 湾灵魂深处的道路。这是林先生面容上的那种忧伤，那种比世俗政治更加大的忧伤给我的 启示，启示我说，叡人，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还有一种政治可以做，台湾的政治如果 要好，要有人去走那条路，做那种政治，思想的、精神的政治。那天下午，我把眼泪擦乾 ，离开慈林回来到南港，我的修道院里面，回来到我那条坎坷难走又寂寞的道路上。 这条道路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另一个死荫的幽谷。因为当你对台湾的历史知道越多、认 识越深，你就会越悲伤、越悲观。就像义大利但丁神曲所说的，「进入这个门之後，你要 放弃一切的希望」。做为一个台湾人，面对台湾的历史，你要放弃一切的希望。客观上， 我们台湾处在几个帝国的夹缝中间，我们的命运欠缺自主性。我把这个欠缺自主性的命运 就做「贱民的困境」。在主观上，我们台湾人的民族性，现实、世俗、重利，我们很容易 受到统治者的收买和收编。历史上，除了国际的强权帝国之外，最会出卖台湾人和台湾的 都是台湾人。过去两三年来，我们台湾史研究所有机会拿到一份新的二二八史料，是保密 局那时候在全台湾各地方监视台湾精英的完整报告，总共有好几千页，我们一页一页的读 ，两三年後我们获得一个心得；组织、领导这个间谍网的是林顶立，他是台湾人，他所使 用的抓耙子，差不多有八九成都是台湾人─换句话说，在二二八事件当中，台湾人出卖了 台湾人。在台湾这个地方，黑暗的力量往往比光明的力量还要大，这是林义雄先生一直在 追求的「政府精神」所很难生根的一个沙漠。跟林先生比起来，我想甘地非常的幸福，因 为他的印度是一个宗教性、精神性非常强的社会。台湾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个精神的荒 原。台湾历史的悲剧，某一个意义就是台湾政治跟精神的双重悲剧。所以要研究台湾的历 史，要面对台湾的历史，等於你每一天都要跟绝望斗争，我相信我这样说没有错吧，[在 场的]李筱峰教授？ 在二二八这一天，在纪念林园，我的忏悔是，我离开了我曾经承诺的台湾政治改革的道路 ，但是我的救赎是，我选择走上开拓我们台湾的学问和思想的道路。和整个台湾的悲剧已 经重叠在一起的林家悲剧，和整个台湾的历史重叠在一起的林义雄个人历史，先给了我政 治的启蒙，然後又在一个更深的层次，再给了我一次精神的启蒙。然而其实这是同一条路 的两种不同款的走法。林先生在追求的那种「比较少人在走的路」的那种政治，需要精神 的基础跟深度，而这也需要有人去开拓、去开垦。这也是一条很少人去走的路，所以我选 择这条路，让我背负、让我走。我虽然很平凡，但我愿意献身在这条路上。 所以我离开，但是我并没有离开。我跟你走的是同一条路，我们走同一条死荫的幽谷，同 一条坎坷的台湾路，我们悲伤但不馁志。因为我们知道出世在台湾，你想要做一个人，你 想要做一个有尊严跟有自由的人的话，除了在这条艰苦的路上向前走以外，没有其他的方 法。美国有一位着名的女诗人，叫作Edna St. Vincent Millay，她有一首诗说：「所有 的伤痕都会好，只有一种伤痕不会好，就是放弃希望、放弃梦想所留下的伤痕。」你只要 放弃希望跟梦想，这个伤痕十辈子都不会好。所以，我们台湾人不会放弃希望、不会放弃 梦想─就是要做独立自主的人，要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希望跟梦想。因为我们台湾人不愿 再受伤，不愿再悲伤，而且，而且我们不会输，而且我们会赢，像林义雄先生在四十年前 向宜兰乡亲说的那句话一样：「不用怕，咱在这里住得比他们久，有一天咱会赢。」 谢谢各位。 (2014/3/9修订於南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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