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talk.tw/news/2014/04/21/46531.html 新头壳 newtalk2014.04.21 文/余杰 「太阳花学运」中「反服贸」群体和「反反服贸」群体的对峙， 再次凸显出台湾是一个分裂甚至撕裂的社会。 如果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外来者，很容易人云亦云地说， 这是蓝绿对立、统独对立、本省和外省人的对立。 从表面上看，此种论述有一定的道理。 但据我对台湾社会的长期观察，我不认同这种刻意误导的既定观念。 台湾社会固然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但这种分裂的本质不是省籍、族群和政党的差异， 而是臣民与公民的巨大差距。 比如，在本省人中，既有臣民，也有公民； 在外省人中，也是既有臣民，也有公民。 臣民与公民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显示了两个世代、两种人格形态和人生选择。 面对不公义的政治、法治、经济、文化制度，臣民的选择是顺服，公民的选择是抗命。 何谓臣民？ 有臣，必先有君。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为权力分配标准的儒家文化， 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大一统观念为专制制度支撑的皇权体制，打造出了两千年不变的臣民人格。 用香港评论家陶杰的话来说，亚洲人最大的人类学特徵， 就是集体的顺从（Collective Obedience）。 走进中国的富士康工厂，或河内的制衣工艺厂，景观都一样熟悉： 二百个男女劳工，分坐在几十排，坐在运输带、机器、或工具之前，每人只做一个动作： 缝袖子、纫衣领、或者将一个零件放进盒子里的一小格子。 「亚洲价值观」的动作机械而重复，与北韩在体育馆里的千人图案操完全一样， 只是北韩将亚洲人的「强项」用於个人崇拜，如果有一天北韩也「改革开放」， 北韩也可以开几百家 T 恤工厂。 而在俄国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看来，亚洲是一个严重限制人权的独裁制的社会， 是一条「精神绝路」，在他笔下的亚洲、伊斯兰教和鞑靼统治， 都是关於集体主义的比喻。 布罗茨基在与米兰‧昆德拉的一场论战中，甚至开诚布公地指出， 在中欧还处在专制体制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压之下，它应该被称为「西方的亚洲」。 台湾固然不属於中国，但台湾仍然属於亚洲。 所以，台湾分享了亚洲的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 晚近三十年来，台湾逐步走向民主化，看得见的宪政体制很快实现了转换或创建， 但看不见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却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昔日的威权体制和文化之下。 许多头衔亮丽的部长、院士、教授、作家，骨子里仍然是匍匐于君王脚下的臣民， 他们与独裁中国趋炎附势的「依附型知识精英」一样，充当着「维稳知识人」的角色。 在「太阳花学运」期间， 清大教授兼台湾联合大学系统副校长刘容生称赞黑道出身的白狼 「说出了社会大众不敢说的话，打了学生一个学校不敢打的耳光」。 交通大学校长吴妍华「向社会道歉」，因为「大学没有把学生教好」。 这些学者都是理工科背景，在专业领域或许有一技之长，但在面对社会政治议题时， 立即暴露出了「臣民人格」。 此前，中央大学教授洪兰在《人间福报》发表题为《丢鞋，不如把鞋穿好》的专栏文章， 对大学生的公民抗命运动口诛笔伐，并以一副为人师表状宣告： 「我们有责任教孩子明辨是非： 踹部长的门、喷红油漆、丢臭鞋，这些是暴力行为，都是不对的。」 这段话看上去道德高尚、义正词严。 遗憾的是，这位教授出版的劣质译着遭到读者的抗议浪潮，出版社认错并承诺收回退货。 而作为译者的洪教授却拒绝公开道歉，她早已失去了以身作则的公信力， 哪里还有教别人「明辨是非」的资格呢？ 洪兰教授将像扔鞋这样的民众抗议行为提升到暴力的层面上，声称： 「台湾是个有法治的民主国家，诉诸暴力是自贬身价，而且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 她只差没有谴责扔鞋的学生是「暴徒」了。 要是早知道扔鞋的始作俑者清大学生陈为廷会成为「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不仅扔鞋， 而且占领国会议场，「暴徒」之说或许早就脱口而出。 其实，扔鞋是一个象徵性的抗议行为。 一般情况下，鞋子大都打不中对象； 即便打中，对方也不会「伤筋动骨」。 以暴力来形容之，实在是言之过甚。 如果説扔鞋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暴力」，那麽，残民以逞的县长刘政鸿强行拆除民宅， 逼死户主之後还要硬闯死者灵堂； 军队里的一群长官将无辜的士兵洪仲丘淩虐致死，并上下串通、掩盖真相； 刚愎自用的总统马英九不顾主流民意的反对，续建核电厂，让全民生活在核灾的阴影下； 血债累累的黑帮头子张安乐衣锦还乡、呼风唤雨，视法律如同虚设； 权力无边的特侦组监听国会电话，宛如一出台湾版的「水门事件」…… 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更可怕的暴力吗？ 在「太阳花学运」中，员警过度使用暴力驱离冲入行政院的学生和市民， 造成上百人受不同程度的人身伤害。 在脸书上，我看到许多鲜血淋漓的照片，人们惊呼，一夜之间回到美丽岛事件的场景； 美国《时代》周刊在报导中指出，「太阳花学运」是「台北之战」， 显示出台湾年轻人对中国的忧虑，更称这场流血运动， 让人想起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 就连一些身在员警家庭的小学生生，也当面质问父亲： 「爸爸，你为什麽要打那些善良的哥哥姐姐呢？」 这才是应当谴责的暴力。 真正的暴力是国家暴力。 首先，统治者手上掌握了军警宪特等镇压机器，以及严密的监控体系。 与之相比，民众反抗国家暴力的手段和资源相当有限，两者处於不对等状态。 掌权者运用国家机器对民众施加暴力，台湾有「二二八」屠杀，北京有「天安门」屠杀， 一旦掌权者发号施令，瞬间便血流成河、哀鸿遍野。 即便是作为成熟的宪政共和国的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之际， 政府也曾多次使用武力镇压，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 所以，监督和控制政府对公民乱用镇压机器，才是独立知识份子不可推卸之责任。 其次，掌权者通常掌控庞大的文宣机器，轻而易举地将反抗者妖魔化为「暴徒」。 国共两党共同发展出一套「暴民叙事学」，成为其「反动的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多年来，国民党一直抹黑反对运动， 在其控制的媒体上将街头运动的参与者描述成如狼似虎的「暴徒」，偏偏回避铁的事实： 「二二八」屠杀的刽子手是谁？ 江南案、陈文成案、林宅血案等暴力事件的幕後元凶又是谁？ 共产党更是青出於蓝而胜於蓝，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抹黑为「反革命暴乱」； 近年来最为温和的「零八宪章运动」和「新公民运动」，也被归入颠覆的行列。 在此情形下， 如果你不愿乖乖地当跟蚂蚁一样可能被统治者随意踩死的「臣民」和「顺民」， 你就是桀骜不驯的、「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暴民」和「暴徒」。 如果在统治者眼里，满街皆暴徒、遍地是敌人，这样的政权，若不是赤裸裸的「暴政」， 什麽才是「暴政」？ 原以为，台湾解严以後，「暴徒制造法」已遁入历史。 殊不知，这一套白色恐怖时代的宣传术，又在洪兰教授的笔下「起死回生」。 洪兰和她的同路人宣称，扔鞋不能扔出光明的未来； 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真义就是，每一只鞋都是一张不可轻侮的选票， 让当权者及其御用文人心惊胆战。 作者：余杰 (中国旅美独立作家) --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於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回到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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