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21　 中国时报 为妇运多开几道门 林芳玫 昨日拜读刘毓秀教授的大作「妇女运动，关起门来？」感到刘教授对妇女议题 及政府机构的论述，停留在凭空想像，主观认定什麽样的设计是好的，什麽样的设 计是不好的，但是全文缺乏具体例证来说服读者为什麽她认为不好的事就会发生？ 刘文一直将妇女议题的定位与路线分为两种，难以论断某种好，另一种不好。 这种二元对立，缺乏兼容并蓄的论述观点，对台湾的妇女运动并无助益。 刘教授担心，在新的「国家发展及科技委员会」之下设性别平等处，因为层级 不高，容易跟执政团队或整个社会产生冲突对立。事实上，目前的行政院妇权会层 级颇高，刚设立时功能不彰，经由刘教授／刘委员的大力推动，近几年具体成效逐 渐出现。能有这样的成果，也经历许多痛苦的过程。以前妇权会开会经常充满冲突 对立的气氛，特别是有刘委员在场的会议，会场总是充满尖锐的言词与紧绷的气氛 。经过多年的公私部门的磨合，近年来议事与决策逐渐上轨道，民间委员与官员也 逐渐建立了互相了解与默契。我们一方面肯定刘委员对推动妇权会运作的贡献，另 一方面也要提醒，任何一个新设的机构，总有一段内部人员与外界的猜忌、疑惧、 冲突期间，这些都是日後组织运作更顺畅所需付的学费。 行之多年的行政院妇权会优点是层级高，具跨部会协调的功能。缺点是缺乏固 定编制的幕僚员额与运作经费，实际方案都由各部会自行执行。拟议中的性别平等 处，刚好和妇权会互补。性别平等处有自己的员额与预算，但是跨部会协调功能较 弱。所以我们应该两者都有，截长补短，而非率尔认定一个尚未出世的宝宝她出生 後一定会命运多舛。一个是政策倡议与协调功能（妇权会），另一个是研发、考核 、评监、执行（性平处）。两者互相需要。怎会有孰优孰劣之争呢？ 且以联合国的组织架构为例，第一阶段起於一九四七年设立的合议制的妇女政 策决策机制ＣＳＷ（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联合国大会也多次做 出两性平等的决议。除了委员会，六○、七○年代以来又陆续在常设性的组织架构 内设立许多专责妇女单位，例如妇女发展基金（UNIFEM）；妇女促进处（ＤＡＷ）； 国际妇女研究训练所（INSTRAW）。这是第二阶段──专责的执行机构，第三阶段则 是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最重要的是一九九五年的北京会议），并设立联合国各机构 的性别联络人，形成「性别平等跨部会网络」（Inter-Agency Network on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用以落实世界妇女大会的宣言与决议。 由此可见，性别议题所需制度架构，乃是由点线面分阶段逐步架构起来的，台 湾社会历经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动，妇女本身也有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城 乡差距等各种差异。值此政府组织再造之际，一方面强化既存的妇权会，同时争取 新的性别专责单位，何不乐见其成呢？我们需要多样性的性别议题公共机制。这也 是一九九五年北京会议的重要结论。 刘教授担心成立「性别平等处」，该单位「将会关起门来做决策」，恐怕又是 过虑。政府部门要面对立院、媒体、民众短期内可以关起门来做决策，次数多了迟 早会被立委、舆论、公民团体批评。刘教授等人，或是笔者本人，或更多关心性别 议题的学者专家与民间团体，都会善尽监督与评论的责任。 站在二十一世纪开端，面对多变诡谲的世局，恐怕不宜再以「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来看待公共事务。性别平等处果真设立了，可能会让原已运 作良好的妇权会被边缘化。公共事务也有如市场，成立新公司、推出新产品，难免 瓜分有限资源。老字号、老产品就要重新出发，站稳脚步，甚至可以策略联盟，扩 大彼此的影响力，如果老店不思振作而遭淘汰，也只能怪自己创新不够，而不是质 疑新公司的成立。 生命自然会寻找它们的出路。妇权会也好，性别平等处也好，性别联络人网络 也好，没有一种机制是十全十美的。一九九五年北京会议、二○○○年的五年回顾 、二○○五年的十年回顾，都将妇女与性别机构列为重要议题，而且都是采用多角 化、多元化的策略，决没有说哪一种一定好，哪一种一定不好。我们何不信任自己 ？每一个机制都有缺点，都会或多或少引起冲突对立，但是也都会找出平衡点。 （作者从事妇运多年，现为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会主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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