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158 记者更加沉默 媒体工会更加式微 吕东熹Oct 1, 2012 近月来，因为旺旺《中时》并购中嘉事件相关效应，引发新闻界在9月1日记者节发起大规 模游行。这是继18年前，因《自立》经营权移转之後，新闻界再次走上街头，而且规模更 甚18年前。 紧接着，香港《壹传媒》集团在9月3日宣布，正与第三方洽谈台湾壹传媒集团湾三家平面 印刷之购买事宜。10月1日下午，壹电视宣布易主，由有线电视系统台三大霸主之一，年 代电视董事长练台生接手。这两起事件，再度引起媒体内部员工权益与专业自主权的探讨 。 2011年11月，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曾发表「媒体改革，漫漫长路--纪录与反思」 (1999-2009)一书，书中收录我写的一篇文章：「沉默的新闻记者、式微的媒体工会」。 历经两年，这个问题仍然适用於当前的台湾新闻界，以此基础，再度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十年来，我对媒体发展最大的感想，毫无疑问，我的想法是：媒体工会式微， 而媒体工会式微的最大原因，则来自於新闻记者的沉默。 很多人也许会说，媒体工会的式微，主要来自於新闻媒体业的没落，这当然有某种程度的 根据，因为「生存」才是人类最大的动力，何况是新闻记者。 但对以新闻专业作为追求目标的所谓「第四权」，权力本就不是天上掉下来；解严前後， 从《中时》工会、《联合报》工会、《自立》工会等相继成立，以及「台湾新闻记者协会 」的组成，都是如此。二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明显发现，这是在当年平面媒体蓬勃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所酝酿出来的效应。 早年，在党国体制的控制下，执政当局对於报纸从业人员的管制，未如广电媒体严峻，平 面媒体工作的新闻记者，其自主性与民主思维，本来就较广电媒体工作的从业人员强烈； 吊诡的是，当媒体开放之後，特别是电子媒体管制解禁後，新的情势并未改变这样的氛围 ，平面报纸更因为发行与广告的消退，反而更屈服於经济力的制约。 媒体开放之後，新闻记者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并未相对提升，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 ： 第一是政治的因素，自1996年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选举开始，因为政治立场鲜明，评论角 度各取所需，立场也越趋鲜明； 第二则是经济因素，由於电子媒体与网路兴起，原来媒体发展主流—报业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电子媒体之间的竞争则更激烈，「置入性行销」成为媒体广告重要的来源，新闻置入 不但严重冲击到新闻专业伦理，更让记者与媒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受到强烈质疑。 由於公信力下降，新闻记者从文化从业人员，蜕变为经济作业员，新闻专业的成就感也更 降低，使命感被媒体内部的经济文化冻结。 即使最不受所谓「置入性行销」影响的港资媒体《苹果日报》，其媒体的独立性虽较国内 媒体自由，但因为其媒体的商业性特质，事实上也只是一个框架内的自由。所谓「框架的 自由」与台湾公投法被称为所谓「鸟笼公投」一样，记者能够发挥的自由，只能在报馆所 内化的商业价值观报导，超出报馆的商业价值范围，记者所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 以煽、色、腥来定位《壹传媒》集团(或《苹果日报》)式的新闻自由，不是十分公平，但 称为「鸟笼式新闻自由」并不为过，《苹果日报》内部，除非是做为报馆形象与招牌，像 司马文武等资深或知名新闻前辈的专栏，记者个人，很难拥有个人的独立思考与新闻自由 的空间。 不管深受置入行销影响的台湾传统媒体，或者是港资的「鸟笼媒体」，在这样新闻环境下 ，苦闷的记者愈加「独善其身」，媒体整体的劳工意识，则越来越薄弱，这个现象从《中 国时报》工会的突然解散，以及《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发展的停滞，可以看出端倪。 《中国时报》工会一直是台湾媒体内最强的工会之一，2005年7月17日，工会因为工作权 之争进行罢工投票，以五票之差功败垂成之前，中时工会曾特别开放了一个门，欢迎所有 的《中国时报》同仁加入工会，尤其是所谓「白领阶级」的记者与编辑。 但工会干部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所有中时报系的白领单位，甚至到中南部，与地方 记者接触。令人失望的是，最後决定加入工会的55位新会员中，54位是印刷场的蓝领工人 ，只有一位白领记者（而且因为工会要求入会必须签一张五万元的本票，做为罢工基金， 该位记者的入会手续，最後并未完成）；中时工会解散之後，其他媒体工会组织也随着报 纸陆续关门，越来越少，而且几乎都是聊备一格。 「白领」记者自己不重视劳动权的团结，为争取工作权保障以及专业自主的重要方式之一 ，也可由基层记者所组成的《台湾记协》发展停顿，多少反应出白领与蓝领新闻从业人员 心态的差异性。 2004年，台湾记协声援遭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假扣押《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财产三千万 元的事件，虽然获得新闻实务界与新闻学界热烈反应与支持，但事件之後，新闻界，亦仅 况文琪一人加入记协，这与中时工会解散前夕，面临白领记者的冷漠与挫折十分相似。 台湾在解严与报禁开放的过程，白领记者虽扮演一定程度的贡献，但白领记者的劳工意识 薄弱，却是不争的事实；「沉默的新闻记者、式微的媒体工会」是十几年来，新闻媒体发 展的主要现象之一。 新闻记者的沉默，一方面与报禁期间，党国体制长期的言论制约有关，虽然媒体的新闻自 由已然解放，但实际解放的，只是媒体的外部新闻自由，媒体内部的新闻自由，仍然牢牢 地掌握在资方老板的手里。 外部层面，媒体竞争激烈，资方藉由经济力的控制，记者实际上无法与资方或管理阶层对 抗，其中又以电子媒体为甚。有为数不少的新进记者，在心态上，仍以守住一份安稳职业 或薪水为主要考量；其次，在解严之後，大学传播科系的新闻教育，仍然较注重新闻采访 实务或技术性的操作，有关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体的工会教育，似乎尚未完全跳出戒严时期 党国体制所形成的思想禁锢。 虽然，媒体的工作权与新闻专业自主，仍有《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与《大传联》等具有工 会组织与团体的支持与奥援，惟因与基层记者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信任仍存在诸多问题，所 以并无法凝聚基层力量，来对抗强势的资方与高层管理阶层的压榨；此外，新闻专业组织 或工会的努力不足，当然也是重要原因，但台湾的工会法一直延续中国大陆时期的法令， 近期虽有部分修正，但仍无法适应媒体的快速变迁，工会力量的式微势所必然。 环顾十余年来的媒体开放，台湾言论市场的膨胀发展有目共睹，但是整体的新闻专业反而 愈加倒退，尽管国际有关台湾新闻自由排名，名列亚洲前茅，甚至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相 比都毫不逊色，但是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不断下降，新闻记者的苦闷程度与日俱增 ，无疑是一大讽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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