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陈芳明】 撰写政论，始於一九八○年代海外时期，迄今已超过卅年。这麽长的时间，穿越戒严时期、解严时期、总统大选、政党轮替。个人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终於从海外回归到台湾，也从政界过渡到学界。如果说政论文字可以作为时代见证，也是恰如其分。至少在历史某些重要转折时刻，都留下最贴近的观察，也把最真实的价值观念表达出来。 最近因为拒绝为《时报周刊》写专栏，竟然也成为新闻。自年少以来，言论自由已经成为生命中的最高信仰;而报纸媒体，更应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我从未轻易抵制报纸，但是媒体滥用新闻自由，甚至侵害到社会的舆论自由时，我将毫不迟疑站在个人言论自由的基本立场。对於中时集团背後的老板，无论他是倾中或亲中，无论他是赚名或赚利，并不是关键问题。当报纸连续两天以社论针对学者与学生进行围剿时，就已经违背言论自由的立场。 知识分子反对媒体垄断，也是一种言论表达。会有这样的恐惧，完全是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从前在戒严时代，台湾已经吃足媒体垄断的苦头。如今进入高度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财团却有计画地进行媒体的托拉斯策略，表面好像是一种自由发展，实质则已伤害到价值多元的前景。形容它是媒体怪兽，并不为过。代表报纸立场的社论，应该申论它为何要展开如此庞大计画，而不是反过头来批判个别的抗议者。以社论来修理学者与学生，不是怪兽是什麽? 这并非是我第一次拒绝为媒体写专栏，在二○○五年，我曾写过一篇文字批判日本，却被报社编辑阻拦下来，理由是他们支持执政者的亲日立场。我在这个报纸不能享有言论自由，至少我还可以保留不必附和的自由。离开那份报纸，我获得更为开阔的天空。否则二○○六年贪腐事件爆发时，我可能失去批判的自由。 自由主义曾经被形容是为资本主义护航，尤其是患有左派幼稚病者，攻击更是不遗余力。在民主社会，自由主义精神确是抵御并抗拒威权垄断的堡垒。追求言论自由，曾经使我付出很大的代价。蓝色与绿色阵营，都曾经把我列为黑名单，只因为我对当权者讲出真话。然而，从戒严时代到政党轮替，自由主义引导我走过许多危疑阶段。它无关乎左派或右派，言论自由原就是最根本的人权。 以国家安全为藉口，箝制人民的言论，不仅违背资本主义原则，也背叛社会主义精神。若是为了营利或权力而对抗言论自由，就更是等而下之。卅年的政论生涯，当然有不同的价值表达。在海外时期，言论特别犀利，那是精神找不到出口时所显现的焦虑。进入政党轮替时期，言论自由获得挥洒空间，文字已经变得较为收敛。思想与语言的收放，无非是为了更精准表达时代变化的节奏 我从来就不是有洁癖的学者，在学院的围墙内，仍然禁不住对世事密切观察并关切。没有一种学术可以脱离它的时代，我比较相信理论是完全可以实践。在学术论文中能够解决问题的原理，当然也可以解决现实的困难。在有生之年，可以亲眼见证威权时代的终结，无疑是极为幸运的事。更为幸福的是，还来得及看见民主政治的开花结果。让言论自由在台湾放手发展吧!让学术自由也跟着提升。 (作者为政大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30892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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