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smartken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标题: [转录] 教改中的左与右 ◎黄武雄 （四） 时间: Sat Apr 24 13:51:37 2010 作者: LohengrinZ (Lohengrin) 看板: AAAAAAAA 标题: 教改中的左与右 ◎黄武雄 （四） 时间: Fri Apr 23 16:37:55 2010 教改中的左与右 黄武雄 2010/3/27 http://ppt.cc/;MQX 七、教改失败？ 2000年政党轮替。2002年冬，反教改的声音开始出现。从1996 年底教改会解散之後，教改的实权又回归教育部。部里新设的教改 推动小组终究属谘议性质。 这几年，一些开明的教改人士，散落在各处努力。教育松绑与 多元化，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就，学校也比从前开明而活泼，有心教 育的教师受到大氛围的感染，开始在尝试有别於传统的教学。 但升学的压力还是十分沉重，任何牵动升学机会的政策都十分 敏感，教育松绑，挑战几十年单一标准的惯例，例如多元入学与开 放教科书所内建的弹性，必然引起广泛的争议。这些困扰让保守力 量可以藉公平之名，藉弱势之名反扑，经由保守媒体推波助澜，不 久「教改失败」未经任何客观评估，便已深入人心。 2003年我试图再度唤起社会大众正视结构问题，又写了近四万 字的长文〈教改怎麽办？〉（注36），建议教育当局进行一些立即 可行、但影响深远的教改方案，惜未获得有效回应。 教改的面向很广。教育松绑虽逃避了主要的结构问题，但无论 如何还是利多於弊，教育现场终究比过去活泼而宽容。但反教改的 批评，既不谈结构问题，也忽视这些成就，只指责某些弊端，例如 多元入学费用提高，且申请入学诸多资料造假，开放教科书被指责 使家长无所适从，必须多买不同版本以因应学测基测，徒然浪费金 钱。於是教改变成「不利於穷人」的教改，反教改的声音从而取得 了道德的正当性。这种批评能引起广大舆论的共鸣，除了政治操作 之外，更重要的是台湾根深蒂固的右派文化：「任意性」与「抗拒 变动的心理（即保守性）」。 任意性使人只看到点，看不到面，几项弊端赋以道德谴责，便 足以概括全部。当初排斥结构性改革，与现今声称教改失败，都因 为任意性。抗拒变动的心理，则植根於人对往昔秩序的眷恋与善於 美化过去的通性，不管施行四、五十年的联考与统一教科书曾带来 多少扭曲与伤痕，联考的公平性与标准教科书的好处，又在这块右 派土壤老调重弹。在「教改失败」的定论下，连「大学指定考七分 进大学」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笑话。 但这事有什麽可笑？过去多少学生因挤不进大学，年复一年流 落补习班，或生活失去目标，旁徨无依，现在让他们进大学，安下 心来多学一些东西，这有什麽不好？台湾能为年轻人普设大学，使 人人有机会上大学，这表示台湾已步入文明国家之林。原来值得骄 傲的事，只因一念之差竟然变成羞耻。 我们应该关切的是：这些大学能否提供给年轻人像样一点的现 代教育？能否为年轻人打开视野，望向未来？如果上大学是好的， 能得到好的教育，那麽让我们的国民上大学只有好处。我们应该关 切的是：大学考七分是什麽意思？是这些课业低成就的年轻人什麽 都不懂吗？如果他们什麽都不懂，那麽责任在谁？只在他们自己吗 ？过去他们读的中学给了他们什麽样的知识教育？ 现在他们进了大学，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让他们快速弥补应有的 知识，以协助他们赶上进度？1970年我曾在密西根的一所州立大学 教书，学生有四、五十岁的人士，他们的数学不及国中程度，连交 叉相乘都不会，但一年之後我必须教会他们初级的微积分，因此我 得花三个月的时间先教微积分预备课程（pre-calculus）。这就是 大学的社会责任啊！显然「菁英主义」一直阴魂不散，「文凭主义」 亦然，就因社会主流认为读大学，拿大学文凭是一种特权，拿了那 张文凭就高人一等，所以把「七分进大学」当作笑话。 如果大学的存在是为了提升国民现代知识的视野，培养大家独 立思考的能力，教育者该努力的是：让那只拿七分的年轻人在四年 之内多学多想，协助他求得日後共同经营现代社会的知识，而不是 一味羞辱他，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当作教改失败的一个例子。 众口铄金，一个从未经过客观评估的看法：「教改失败」，竟 然在右派文化的操作下，成了百口莫辩的定论。在一片反教改的声 浪中，幸好出现了林文瑛一段发人深省的话37：重要的是，我们要 相信人民的智慧。人民选择念高中，不想念高职，不能硬说人民有 「升学主义」；〔教育部门〕更不能一方面企图用「考试方式」来 引导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又倒回来指责学校「考试挂帅」。十年教 改的经验清楚显示，筛选技术的改革，不能真正缓解升学竞争的压 力，技职体系的扩增并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 「一纲多本」为什麽会出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国中基本学测的 考试内容。「多元入学方案」为什麽会出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计 算哪种管道对自己最有利。这些被称为「教改乱象」的问题，难道 不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解决升学压力，就来谈课程改革、大 学分类、国教向下延伸，很可能只会恶化今天的教育问题？报上说 ，企业界的代表反对废高职，因为企业不想「付出更大成本聘请大 学生、硕士生」。 讽刺的是，当整个社会因为政府不肯多办高中，而必须继续为 升学竞争付出庞大的代价的，并不是企业界的代表们（当然更不会 是他们的孩子），而是那些出不了国的国中孩子们，必须以他们变 色的青春去承担。 八、政治力与右派文化 教改本身是成是败？平心而论，有成有败，甚至成多於败（除 前述教育现场变活泼、师生的自由度与家长参与度提高之外，体罚 也立法禁止了38，有些关乎社会正义的政策如繁星计划、弱势学生 补助计划也逐步实施，这些都是成就。败的则是学生的心智并未获 得真正释放）。 但教改，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确是失败了。 为什麽？何明修指出民间教改早在 1994年四一O运动之始，未 能在诉求上明确标举「社会正义」，并强调广设大学应以公立为主 ，以致这诉求於1995年为教改会及教育部以「自由放任」轻易收编 ，而以自由经济之名，鼓励私人兴学以填补大学教育数额。民间教 改虽於1995 年在论述上开始左转，但「为时已晚」。2002 年之後 ，保守势力更藉机以「社会正义」之名反教改。 就运动策略而言，也许明白标举「社会正义」的旗帜，对後来 的发展会有些影响，但我承认自己未有先见之明，能预知四一O 的 诉求，其後会被如此模糊扭曲；当时四一O 诉求，虽未明白冠以 「社会正义」之名，但所着重的是诉求的实质：广设高中大学与反 对高中职制分流，反对人力规划，重视弱势族群、阶级、性别主体 性教育等都是社会正义的诉求。由於四一O 提出诉求的对象是政府 ，当然广设高中大学的主词是政府。 我相信这点是当时四一O 参与者的共识；我也多次为文指出： 政府有办大学的责任，并竭力反对升格（注39）。当时汇整四一O 诉求的过程是民主的。由参与的教改团体在1993年底，经两次长时 间的讨论决议产生。会议是我出面召集的，因参与者十分尊重我的 意见，我一提出构想，很快便凝聚共识，史英又极力支持我。 倘若当时提出的诉求在运动策略上，未尽周延，我应负全责， 因为那些诉求是在我主导之下作成决议的。我同意当时的诉求，如 果直接标明广设「公立」大学，四一O 之後官方要扭曲诉求的原意 ，需要多费力气，但最後还是会扭曲，会用最廉价的方式，大量升 格私校，敷衍民间。其关键在於「政治力」。我甚至相信：纵使1996 年教改会的报告支持广设公立大学，政府会不会为此编列上千亿的 预算，一点都不乐观。举个例证：就在那年，教改形势还一片大好 ，教改会总召集人李远哲，便曾公开呼吁政府编列600 亿教育特别 预算，可是石沈大海，一直未获得行政院正面回应。 民间教改的声音，更是细弱难辨，只在1994 年四一O运动前後 ，一两个月之间获得社会重视。後来教改会不支持广设公立大学及 小校政策，民间失去盟友，更使主张结构性改革的四一O 诉求，迅 速被舆论消音。关键在於支持教改的「政治力」不足。经济开发与 两岸关系一直是政治菁英最关切的议题。在台湾，文化教育、社会 福利与环保，从来都处於政治边缘，对於教改最好不花分文，只靠 改动法令，重新拟出一套分类分等分级的升学政策，变革一些不合 时宜的课程，便已仁至义尽。 就在1997 年7月教改声音还未退潮之时，国民大会已动手修改 宪法，删除「教育科学文化经费不得少於国家总预算百分之十五」 的条文。民间曾发动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亦无补於事。 1996年前後，台湾政治已初具民主的形式，总统直选也已完成 。政治力之所以不支持教改结构性改革，是因为右倾的声音终究是 社会主流。右倾的主流思维，并非不能左移，以促使左右的声音辩 证出现，推动社会进步。但左移的条件至少要发展公共论述。解严 後台湾虽有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形式，但民主政治的运作迟迟不上轨 道，原因在於两三个主要政党一律右倾。 教改的困境亦然，右倾的思维掩盖一切。从文献上看来，二十 年教改的历程中，前述左右论战似乎一来一往，事实上，这两种不 同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媒体上适时对焦，进行论辩。原因是两三家主 流媒体本身也都右倾，表面上台湾有了言论自由，但媒体握有选择 言论的权力，它所选择的依据，不只是言论的品质，更涵盖言论的 性质。举个例子说，1995 年「七O 九教改列车」之後，民间成立「 教改论坛」，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内容於会後写成一篇短文，寻 求主流媒体定期刊登，未获同意。又我曾向主流媒体建议提供篇幅 ，发展教改论战，均得不到支持。 主流媒体所持的理由，皆为言论版「不能安排与演出」。我个 人比较重要的文章，则限於前述「右简左繁」的不对等关系，不易 以短文呈现(少数应景的文章除外)，很难刊登於主流媒体，尤其「 左」的世界观对台湾社会还十分陌生，任何相应的论述必须周延， 才有说服力，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写书。 我想起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 、狄德罗，他们都用写书来进行思想论战，但今日书籍的影响力已 大为减弱，而且很快变成消耗品，热潮一过就已绝迹，像唐文标的 文学批评、罗叶的诗，迄今仍有重要价值，却都早已绝版。我写的 《台湾教育的重建》也早在市面上消失多年。 2003年我的一篇访谈录〈教育改革要发展公共论述〉（注40）， 就强调要有发展公共论述的场域。缺少这场域，论战无法对焦。二 十年教改，其实略掉了这场左右思想的论战。教改运动会失败（不 是教改失败），是必然的事。 注 36 《学校在窗外》，2003, 左岸，页282-366. 37 林文瑛：〈升学的压力在哪里？〉， 蜂报，2003. 38 2010 年国语实小体罚事件 39 〈台湾教育的重建〉，1995/7/16，初版，远流.页10.页37.页175~176 40 《学校在窗外》，2003，左岸，页265-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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