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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推荐] 中国:21世纪初的战略思考
时间Sun Sep 16 14:02:52 2012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9-13/58844075-all.html#page1
内容较多,请静下心来慢慢看,个人感觉写得很不错
在全球化的今天,以经济的的高速成长和包含经济转轨、政治转型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亦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也可视为中国三千年变局、百年变
革、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继续。这是需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的。本文正是从国家战略的高
度,探讨中国如何走出三千年历史轮回,如何在全球竞争中胜出的途径和方法。本文对
中国21世纪初的战略进行了粗线条的思考。
本文取自于“国家战略研究”课题。初稿写于2006年12月30日;二稿改于2007年6月30日
;三稿完成于2007年10月7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中共中央党校《
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院长金灿荣等3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本文最初发表于《改
革内参高层报告》2011年第一期。
本文共有四个部分:
一是引言。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简略回顾中国160年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中共对中
国现代化的历史责任。
二是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研究的几点说明。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就如何认清中国
国家利益、如何确定国家目标、如何进行国家情势判断、如何进行战略构想等战略研究
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框架式的阐明。
三是中国战略目标的选择:大国目标。中国总体战略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简称大国目标),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及相
应的公共产品供应体系。本文以30年为目标终期,即2037年为界,在30年内完成向世界
性大国过渡。可以设想的是,30年后的世界格局将发生转变:以美国为首的美洲“共同
体”和欧盟(包括苏联)加上以中国为主要力量的东亚乃至亚洲“共同体”主导世界秩
序,以取代单极(美国)PK多极(分散的多国)的格局。中国将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
”的大国。按照上述世界大国目标的总体要求,需要制订中国国际地位(影响力)目标
、经济成长目标、社会成长目标等等。就现状而言,中国离大国目标相距甚远,其战略
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阶段性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的三维交叉推进
,首先是市场组织的发育生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升级并伴随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其后
是社会组织的发育生长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过程,最后是政治组织及政治规则的
现代化的过程。
四是主要的战略构想。大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总体策划和构想,完整的战略构想包
括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总体思考,需要设计通
向目标的路线图等等,本文不可能进行全面描述,只就其中重要的环节进行逻辑思考。
从逻辑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和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扫除国际障碍尤其是美国的阻挠,需
要和平有序的世界环境。这就应当调整中国的外交路线,走大国“结盟”的路子,与美
、欧、日尤其是美国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以创造有利于多赢的发展格局,从而加快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现代化进程必须改变问题丛生的经济发展模式,现有的经济发
展模式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和国际条件约束下发生的,其中成为发展动力的因素——如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两极分化、城乡隔离发展、过度依赖外部消费等等,
日益转为阻碍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因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是加快经济梯度开发的步伐,改变沿海和中心城市集中单向发展
的格局,二是产业结构的有序升级和均衡发展,三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深化
,四是经济区域的一体化和国际化。改善国际关系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政治转型
的支撑,政治转型实质是政治组织和政治规则的现代化,其思考的前提是确保共产党领
导下的政治转型。基于中共事实上已是国家机器的核心组成部分,转型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是“党政结合”型。强化党的政治职能及机构建设、提高党的决策能力和水平;强
化中央政府(国务院)的行政职能,提高执行能力;继续保持人大的“礼仪作用”等等
。二是党政分开型。与“党政合一”型的主要区别是人大的作用问题。其改革方向是使
党保持“领导者地位”而脱离于直接的“操盘者地位”。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自民党
的经验,使党成为现代的执政党。其改革的步骤是:党的机构职能化和科学化,然后是
民主化。在“三化”尤其是前“两化”过程中,逐渐推行党政、党企、党事、党与人大
和司法的分开。最后是党国分开。
政治转型的核心是中共的转型,中共转型的成功是政治转型成功的关键。政治转型的成
功是确保大国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
一、引言
在千禧年之初,思考有3000年文字史的中国之未来是一件有趣而又沉重的事。167年前,
英国炮舰夹带着鸦片打破了古老中国3000年不断轮回的生存轨迹,从此中国人开始了血
与火交溶的“现代化”历程。96年前,“第一”共和国在炮火中诞生,其后的是军阀割
据、北阀战争、红色革命、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绵绵战火书写了长达37年的历史。58
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第二”共和国成立,现代化才真正在一个和平、统一
的国度中加速。然而,带有革命理想色彩的共和国试图走自己的路而偏离了世界发展的
主流,它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不得不重新寻找道路。29年前,
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溶入世界。在经济的全球化中,中国经济史
无前例地驶入现代化的快车道。29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然而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它那单兵突进的改革以及透支未来
的增长方式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外部依附性过大、内需不足、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生
态恶化、思想混乱、道德沦丧、信用缺失、制度异化及制度性腐败滋生等等。这些问题
被繁荣所掩盖,经不起经济周期和来自外部危机的冲击。“革命”和改革在赛跑。危机
与发展相伴而行。中国向何处去?是像印尼一样经过几十年腐败的繁荣后陷入危机的泥
潭而难以自拔或被边缘化或走不出自己的“周期率”,还是像南韩一样迈入发达国家之
列,或者再创中国千年辉煌?借用狄更斯《双城记》的一句话,这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
代,也许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伟大复兴的机遇与沦落动荡的可能同时并存。
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也许是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抓住机遇,中国人民就能走出
历史的轮回创造新的历史,实现中国的千年复兴,开创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伟大事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伟大的复兴呼唤伟大的战略。需
要整体性地、前瞻性地、主动性地、务实性地谋划国家的未来,基于此,本文拟对21世
纪初中国国家战略进行一些粗线条的思考,以供关心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参考。
二、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研究的几点说明
国家战略指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动用所有资源和权力的谋略,它包括路线、方针、
政策及计划与行动。其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限于能力,本文的研究只局限于某
一方面,而非全貌。从研究的方法看,本文基于如下假设:一是“国家至上”的理性意
识即国家战略人理性选择——国家利益最大化选择的假设。二是国家利益和执政者利益
一致的假设。假定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执政党利益一致或趋于一致,推而广之
,也与战略决策者利益一致。三是未来不可测但可以选择的假设。世界是几率的。我们
的今天是过去N种可能性选择之一。同理,未来是现在N种选择的一种。我们可以选择其
中一种。此外,战略研究是多学科的协同思考,同时又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四种
特征:整体性、前瞻性、进取性、务实性。体现为四种境界:历史境界、科学境界、艺
术境界、哲学境界(台湾钮先钟)。
从研究的对象看,本文仅限于:战略思想层面的思考。国家战略包括三个环节或三个方
面或三个层面:依次为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思想决定计划,计划决定行动
。本文仅对包括目标、原则、准则和路线在内的战略思想进行反省和探讨,不对各种资
源、权力(力量)进行评估和研究。但从战略思想的层面涉及国家战略的制订。国家战
略制订的程序可概括为:(1)认清国家利益,(2)确定国家目标,(3)进行国家情势
判断,(4)策定国家战略构想,(5)厘定国家政策,(6)制订国家战略计划。本文研
究局限于前四项的范围。
下面依次就前四项进行说明。
(一)如何认清国家利益
1、国家利益概念
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制订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指的是国家欲望、意图、
价值及需求,可以用需求的满足来表达。从内容上可分为三项:1、自保,2、安全,3、
福利(台湾钮先钟)。从重要性可分为生死攸关利益、重要利益、次重要利益、一般重
要利益;从时间上可分为永久性利益、长期利益、短期利益、暂时利益等等。如果我们
将国家视为自然人的集合或法人,则可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表达国家利益的层级(台
湾邓定秩)。马斯洛将人类各种需求依优先顺序排列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归属与爱的需求→自尊或荣誉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同理,国家需求及需求的满
足——利益则依次为:生存利益→安全利益→归属利益(国民福利及国家认同)→获得
尊重的利益(获得国际权力地位,参与国际合作)→自我实现利益(参与或主导国际规
则的制定及影响或支配国际秩序)。因此,国家利益目标的实现应循序渐进。首先是满
足低层次或基本层次的利益如国家主权和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自由等等,其次才是国
家福利、民族认同,国际承认(荣誉)以及参与乃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及国际秩序的
维护等等较高层次的利益。
2、中国国家利益评述
(1)中国传统社会本身是一个世界。中国(皇帝)以“天子”君临天下,国家利益较为
模糊,臣民对国家的认同表现为文化的认同,而不完全是国家“主权”的认同。因为主
权在君而非在民,国家利益常常等同于皇家利益。
(2)帝制被推翻改民国后长期战乱,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利益得不到完整体
现和维护。
3、中共建国后,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主权利益得到充分完整表现。但毛泽东不顾国力过
早地追求“最高层次利益”的“自我实现”,如争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领头羊”
,颠倒了国家利益实现层次的递进关系,而不利于国家基本利益的实现。
4、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立足于最低层次国家利益的实现,同时不断争取较高层的国家利
益,较好地实现了国家利益。但仍然没有解决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的同一性问题。国家
的公民利益和权利还有待于改善。
5、依据中国现有的国力和成长的潜力,中国低层次的基本国家利益应当进一步加强,高
层次的利益——如参与制订国际规则的利益还应当进一步的提升。
6、虽然各国对其具体利益重要性排序不同,但利益结构及顺序大致相差不大。中国国家
利益就其重要性而言,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包括维护国家统一,仍然是最
重要(生死攸关利益)利益。随着体制转型,公民的人身财产及其基本人权的保障也是
最重要的利益。其次是社会安全和福利的保障以及公民自由的保障、国民以及海外华人
对国家的认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国际参与等等。简言之,寻求在安全前提下的发
展仍是基础利益。
(二)如何确定国家目标
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s)是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向与目的。国家利益的具
体化就是国家目标。国家目标就是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或经济链或政治链中所处的位置
或方位,例如,是高端还是低端、是上游还是下游、是边缘还是核心等等。国家目标的
具体化就是指标体系或标的,即用一系列量化的数据和图表所标明的具体位置。
1、国家目标的区分(划分)
按性质分类,可分为基本目标、特定目标、阶段目标等三类,按内容分类,可分为国家
安全、国家发展、国家尊严(地位)、国家影响力四种。这是大致分类,还可细分,如
就国家影响力,可分为边缘化、次边缘化、核心国家;也可分为一般性国家、区域性大
国、世界性大国、超级大国等等。国家的大小、强弱、边缘和核心化程度、规则的制定
和秩序的维护的参与或主导程度、现代化及其城市化程度、安全程度、民主化、法治化
程度等等都可以作为目标进行细分。也可按时间(时程)来划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
和远期目标。
2、目标的选择
(1)目标选择的原则
国家目标的确定必须符合可明确性、可整体性、可持续性、可权衡性原则。
可明确性表达国家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坚定不移和信心。如四个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
、民主化、法治化等等目标;可整体性,则全局统领局部,不可以偏概全,偏于一隅,
如现阶段的“政治目标”是确保“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不可偏颇
的政治秩序;可持续性也就是成长性和稳定性以及累积性,如经济增长、民主、法治等
等目标应当是一个可持续可累积的过程而形成的目标;可权衡性表达的是在资源有限(
权力有限)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目标相对于其它目
标具有优先性等等。
(2)目标的价值选择和工具选择
目标选择应符合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当(工具)目标与(价值)目标发生冲突
时,我们应选择价值目标而舍弃工具目标。比如经济目标损害环保目标使福利为负值时
,我们应选择环保目标、因相对于人们福利目标而言,经济目标是次级目标并表现为手
段。
工具理性服从于价值理性使目标具有连续性和累积性。不择手段的追求目标的饮鸠止渴
则可能欲速不达,甚至堵死实现更高层次目标的道路。如果用反法治的方法维持稳定,
不仅不能持久而且会留下进一步不稳定的祸根;如果用非法非市场的方式发展经济最终
会葬送经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一致,才能使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才能确保短期目
标和长期目标趋向一致。应当看到,民主法治建设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而反民主反法治
的“治理”只能是权宜之计;同样,文化建设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当作手段,它产生激
励机制,增加社会信用资本,当作目标,它体现为人们追求的精神价值,构成总体目标
的一部分。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都如此,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即表现出目标的
价值理性又含有工具理性。如今的中国显然缺少一个相得益彰、配合有序的战略目标体
系的设计,甚至缺少政治目标的设计。
(三)如何进行国家情势判断
国家情势判断包括“国家稳定研究”,“世局研究”,“敌情判断”,“国力分析”(
邓定秩)。
1、“国家稳定研究”
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剧烈的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另一方面,尚未改变的传统政治
条件的“政治竞争”往往采取政治上对抗的形式,而缺乏“忠诚的反对派”,各阶层的
利益冲突和对抗,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和对抗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冲突,而危及国家
的长治久安,甚至会带来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对外战争。形成对未来走向的“精英共
识”,培育中产(中间)阶层、防止两极分化、敞开各阶层之间以及民众与当局之间的
对话和沟通渠道,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非常重要。
2、“世局研究”
主要研究世界格局的历史、现状、变化趋势,以及各国相互之间的影响。当今世界最大
特点:一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单边“称霸”或主导世界秩序难以持续,伊斯兰文明与基督
教文明的冲突、民族或种族冲突、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使世界秩序失范而
缺乏安全保障。美国试图以“民主联盟”改变世界的亚无政府状态(联合国起一定的作
用,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缔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战略”
);二是全球化——通过信息、技术、资本、货物、服务、人员的世界性流动而反映出
来的增长中的连接性正在改变原有的“东西对峙”、“南北分裂”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以及传统的国家分类,东方贫穷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南半球穷国和北半球富国的边界
或划分日益模糊,所谓三个世界的分类模式正在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地缘
)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三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印度等国的潜在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原有发
展格局。中国参与世界竞争或博弈的方式以及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将对未来世局变化产生
越来越大的影响。
3、“敌情判断”
可以将“敌”分为两类,一是敌对状态;二是竞争对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
利益。在大国拥有核武器的今天,相互为敌只能是两败俱伤,又竞争又合作,寻求双赢
和多赢的局面符合各大国的利益。中国改变与美国的“敌对状态”尤为重要。中国最棘
手的问题或称为“敌情”的是国内“分裂势力”与外国勾结,它包括“台独”、“藏独
”、“疆独”等等。能否制止分裂势力,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和相应的政策以及得当的外
交手段。
4、国力分析
中国最大的潜在实力是拥有无与伦比的单一(语言、人种)的巨大人口和第三大疆土,
中国拥有巨大的并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是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主要潜在力量。
(四)如何进行国家战略构想
国家战略构想(national strategic concept),是为实现国家目标所制订的阶段性战
略措施、谋略(大政方针)。它是国家战略思想与战略行为的连接点,用以指导国家政
策和国家战略计划的制订。可以说,它既是总体方针,又是路线图。它涉及到外交、政
治、经济、科教文化(心理)、军事等方面的整合。它是未来目标的重新构造和指引。
限于能力,本文所作的战略构想仍然属于理论层面,而非操作层面。
三、中国战略目标的选择:大国目标
战略目标的选择和确定是国家战略的首要问题。只有确定战略目标,才可能确定实现目
标的“时间表”并按此倒排“工期”,制订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目标的优先顺序以及
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
。本文简称为大国目标。
(一)从低层次的“生存”目标演化为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大国目标
就现况而言,中国离大国目标相距甚远,因此,与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
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不同,中国战略目标不仅体现为安全目标,更重要的是为实现现代
化而制订的发展目标。发展目标不仅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数量目标,而且
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的转型(转轨)目标。因此,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安全、发展、制度转型的“三结合”。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转型
是在全球化中实现的,它又含有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大国目标”。又由于目标的实现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战略目标的阶段性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的三维交叉演
进。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看,它的实现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
人口城市化的演进过程。从社会转型看,它首先表现为经济制度的变革,紧接着的是社
会保障体系(三大生存底线)的建立及由此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变革如NGO组织的开放,再
后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及政治的现代化过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并成为少数几个
制定世界规则的大国之一。
(二)长远目标:成为世界性的主要大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是没有歧义的,是什么层级的大国即积强还是积弱的大国则是有争议的
。重要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国?回溯历史,中国在300年前的
世界是公认的世界级大国,不论人口、面积、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等等都
首屈一指。如今,中国经过长达100多年的沉沦而又重新崛起。中国应以什么样的大国模
式作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呢?就现有的国家整体实力而言,中国无疑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
,但就人均GDP而言,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就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否决
权”而言,它无疑是世界性大国;就中国现有的影响力而言,它与中国的人口、面积及
其潜在的力量并不相称,而不能称为地区性的又大又“强”之国。因此,地区性的大(
强)国只能作为其阶段性目标而非最终目标,根据中国人口、幅员、文化底蕴、经济发
展的潜力,如果不出意外,成为世界性的大(强)国应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我们往前推
20年甚至30年,以2037年为限,中国成为世界性一流大国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能否
突破制度和意识形态瓶颈以及理顺国际关系。
(三)大国目标与未来世局演变的假设
1、未来世界格局:大国寡头“联盟”替代单极-多极“状态”
现今联合国的功能和作用有限,其组织结构和议事规则难以承担“世界政府”的责任。
联合国的改造又很难推行,半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需要“警察”维持秩序。冷战后的美国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担当了世界警察的职责。但是,无论从财力、人力还是从国家本位
利益冲突来说,美国单挑世界警察都是难以持久的。单是一个伊拉克“战争”就使美国
陷入泥坑而难以自拔,其每年2000亿的巨额财政支出使美国经济难以承受。可见,单极
对多极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结构,迟早会结束。在真正的“世界政府”没有建立之前,一
个稳定的格局应是区域大国寡头的“联盟”结构。最理想的结构是东亚+北美+欧洲的
三角“联盟”。如果本世纪中叶,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由三块组成:一是以美国为首的
北美,二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三是包括南亚、东南亚、东亚的亚洲联盟,那么
,这三块“综合实力”将占据世界的70%以上,并且是一个互补的结构,这三大块的合作
竞争和联合博弈将决定世界的秩序和稳定。目前欧盟和北美已经成型,关键看亚洲。如
果亚洲走向一体化的“联盟”,谁来主导和推动亚洲的“联盟”?中国能够成为“亚盟
”的主导或推动力量吗?这是确立中国大国目标的关键所在。
2、“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中国国家目标
日本虽然经济和技术领先,但由于国家疆土及人口不算大和历史的原因,日本难以“众
望所归”。印度能行吗?印度虽有民主制度,发展速度也在加快,但印度严重的族群问
题和语言障碍本身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力量”而无法担此重任。东盟国家小而分散
更无此可能,唯有中国是最合适的国家。从发展的远景看,中国能够主导亚洲或“挑起
”亚洲秩序的领导责任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商机
中国是继亚洲四小龙和老东盟国家之后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的,现正处于现代化的中期
阶段,在理论上还有长达30年的快速发展期。中国巨大的商机吸引周边国家和远距离国
家。中国给世界各国提供巨大的经贸机会,极大地缓解了日本甚至欧美国家的经济矛盾
和问题。
(2)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源
中国现拥有13亿多人口,10年后将达到14亿以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同一种文化语言
的单一市场。中国人的发财欲望又是世界最强的,可与犹太人妣美。如果美国人发财欲
望为1,中国则可能为1.2,而印度人则可能是0.5,欧洲人则为0.7。欲望是需求的系数
,市场潜在需求=人口×欲望,可见,中国市场潜力无与伦比。今日中国之现代化只在
1/10的人口中发生,如果推向全国,产生的巨大需求将是无法估量的,单凭这一点,中
国将拥有最大的市场、最大的人力资源、并将成为最大的资本拥有国。因为随着科技和
教育的进步,社会总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的权重越来越大。
(3)东亚文明之源
中国曾经是东南亚和东北亚的领导者,其文化是周边国家文明的源头,它们对中国传统
文化是认同的。
(4)国土资源丰富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面积国,又有长达上万公里的海岸线以及百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大陆
架。拥有的疆土超过东亚国家的总和。
(5)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华人经济圈
海外数千万华人拥有的财富总和超过东盟中任何一个国家GDP总和。
由于具备上述条件,中国成长为大国的逻辑顺序是:对外开放即最大限度的进行资源配
置——大国市场的崛起——资本市场的扩展和深化——人民币成为主流货币——确立东
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地位。与此相配套的是法治体系和政治现代化规则的逐步确立。
(四)大国目标:制订的要点和原则
中国之“大国目标”应是全方位的。在外交、军事、文化、心理、政治等方面都应俱备
大国实力和大国风范。大国决非仅仅是物资的,更重要是精神的。就中国之现状看,即
使持乐观的态度,实现全方位的大国目标至少要花费30年。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
中国人讲30而立,中国已经立起了吗?再过30年就是一个“甲子”,走出60年甲子轮回
,成为世界性大国,就看这后30年了。30年的目标,尤其是前10年的目标如何确定?这
是应当好好谋划的。其中的原则和要点是可以先期讨论的。
1、国际地位目标
中国应转换原有的“革命”角色,认同世界主流文明,重塑大国心态和大国风范,融入
“大国俱乐部”,在“大国俱乐部”中扮演越来越重的角色,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具体的说,中国应当成为“G八”成员;应当与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
等大国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上保持平等的协商关系;应当与美国、俄国、日本、北大西洋
组织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总之,中国应当融入主流世界,并且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和国际
规则的制定,从而确立大国地位(这也是确保中国安全的最好办法,因为,对中国产生
军事威胁的决非周边小国,而是大国)。
2、经济成长目标。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1)经济指标:如GDP、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份额、技术进步率、城市化率等等。30年
之内,实现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一的目标似乎不成问题,但人均GDP能否达到世界平
均水平?或者说,按人口的比例,占世界20%的人口,相应拥有世界GDP的20%?
(2)福利指标。在30年内,实现公认的社会主义目标即消灭“三大差别”、推行“两大
免费”。具体地说,就是全面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建立复盖全民的医疗、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等全民社保体系,按照现有的“欧洲标准”,全面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
(3)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或新的“增长极”。中国在东亚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成
为“经济主战场”并扮演引领的角色。一是人民币成为区域乃至国际主要货币;二是中
国市场交易如证券市场、商品交易市场等等将成为国际重要的交易中心;三是中国继续
成为世界各国产业云集之地,成为世界重要的生产中心。四是中国本土产业多元化和国
际化,从而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3、社会成长目标
(1)市场经济的成熟和高级化
一是市场体系趋于健全和完善,自由定价或自由交易的价格决定资源配置。二是人力资
本的确立,即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信用、荣誉,技术等)可测量可评估可交易;三是产
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即各种产权的界定、交易和保护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四是教科文
卫等领域向全社会开放,按照准入制度,允许符合条件者进入,原有的“事业单位”转
向市场组织或NGO组织或公营组织;五是企业组织的成熟,涌现大批世界级企业。
(2)公共权力组织的成熟程度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打破了“公私合一”“党、政、经、社合一”的“无产阶级全面
专政”状态。随着简政放权的改革的深化,随着市场经济及私人空间的扩大和公共空间
的缩小,公共权力及其组织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必然成为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一是共产
党从革命党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党的组织结构科学化和民主化,党的机构与人大
、政府、司法机构分离或分开,党逐渐还权于政,但始终保有制宪意义上的权力、如宪
法及重要法律(包括修订)的最终批准权和解释权;行政、立法、司法(法院)高管人
员的提名权,议会(人大)的解散权等。二是行政、人大、司法相互独立和制衡。三是
政府依法行政,实行公共预算制和问责制。四是人大代表专业化和职业化,并由选举产
生,真正发挥立法、监督的职能。五是司法相对独立,不再从属于行政;六是行政体制
科学化和民主化,实行类似法国的中央政府“集权制”加地方(县市)以下自治,各省
份改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3)建立各种社会公共组织(NGO)和行业(中介)组织
各类NGO组织(政党除外)和行业(中介)组织是否建立和完善标志社会的成熟程度和稳
定程度。应当立法后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
四、主要的战略构想
如果确定上述大国战略目标,就需要对如何实现目标进行总体策划和构想。一个完整的
大国战略构想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社会、军事、外交等领域
的整体思考,涉及到上述各领域之间的结构的重新调整以及各种力量(权力)重新配置
的谋划,涉及到通往阶段目标进而最终目标的路线图的设计等等。本文不可能对中国的
大国战略构想进行全面描述,只是就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进行框架性的思考:比如,创
造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胜出?为
持续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何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配合国际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
展方式的战略转变,如何启动新时期的政治转型战略?等等。
(一)大国外交战略:积极参与缔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大国目标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注定了它极度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
境,依赖于西方的先进技术、资金和产业的互动。但是,当今世界是不安宁的,局部的
战争冲突几乎没有停止过,在核时代的今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人类自己毁灭自己的悲
剧,大国应当共同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联手打造国际公共安全产品。
1、转变外交思维方式,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
自二战结束60多年来,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这应归功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国之间
的制衡。由于世界整体处于和平环境之中,这60多年创造的生产力远超过从类有史以来
的生产力总和。一大批国家在这60年中实现了现代化,跨入了发达国家之列。如果未来
200年人类不进行自我毁灭的战争,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马克思设想的生存意义上
的绝对丰裕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我们无意想象200年后的世界,就眼前而言,中国实
现现代化进而成为一流大国,至少需要30年的和平环境。否则,如果出现世界大战尤其
是核大战,莫说现代化,就是整个世界财富也许都会化为乌有。当然,和平的环境是靠
所有国家尤其是有实力的大国共同维护的,中国应在共同“维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积极参与一些争端国的调停等等。
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充分发挥自己的常任理事作用的同时,要加入大国之间
的合作,这就需要越过意识形态障碍,按照世界主流文明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支持什
么,反对什么都应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为出发点,充分体现大国风范,而不是按
照传统外交思维和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履行大国责任的
同时,也能保护和提升中国的利益。
2、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要实现大国目标必须化解与美国的“敌对关系”。这是实现大国目标必过的“坎”
。因为,有能力阻碍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俄国。美国与中国
的对抗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深怀恐惧。因为在美国
人看来,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以及专制主义,包
括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共产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美国与中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也有少数对抗。由于其发展程度和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再加上地理的间隔,中美合作
式的竞争和互补应多于对抗。在军事层面上,美国不信任中国,这也是意识形态和制度
原因所至。在维护世界安全或实现美国的安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潜
力。从全球安全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大于中国对美国的需求,美国需要中国的国
际支持,主要表现在:
(1)美国需要中国在稳定亚洲秩序方面发挥作用。世界主要战争的危险来源于中东、南
亚、东亚包括北韩和中国台湾等地区。中国对东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由中国维持亚洲秩序,提议中国而不是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也是美国所为,可见美国对中国在亚洲的份量的重视。
(2)美国无力维持单边秩序。一个伊拉克就搞得美国狼狈不堪,何况整个崇信伊斯兰教
的阿拉伯世界更难对付。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这是日本所做不到的。如果占世界1/5
人口的中国与美国为敌,美国将更加焦头烂额。
(3)如果有中国对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支持,美国维持安全秩序的成本将大大下降。
但主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障碍,中美两国难以成为“盟友关系”。反过来说,中国现
代化也需要美国支持。如果美国对中国由“遏制”转为“支持”,那么中国的技术进步
就会更快,其代价乃至现代化的代价和维护自身安全的代价都会大大下降,中国的安全
系数会大大提高,台湾问题的解决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中国人包括台湾的中国人也不用
烧太多的冤枉钱搞关系,中国与日本和俄国的关系就更容易处理。可以认为,抓住中美
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其它问题会迎刃而解。这个世界很奇怪,在全球化的今天,谁也离
不开谁,离开了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既然中美互相需要,那么为何不能建立“战略联盟
”?关键在于双方缺乏互信机制。如果双方有互信机制,美国也不会过多地插手中国的
“内政”,而让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也用不着大唱反美高调。
如果中国与美国“结盟”,谁不高兴?可以肯定是周边国家。中国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为敌,周边近邻国家都得利。如果中国与美国“结盟”,周边国家反而会靠拢中国?。难
怪中国古代早就提出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这是有道理的。但在当代,近攻不至于,远
交则是可以的,当然,“远交”并不是乞讨来的,而是在勾通和诚信的基础上通过交换
来的。
可见,中美关系是外交的“牛鼻子”,应成为重中之重,中美关系处理好了,许多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中国不应忽视在当今的世界上,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就是在未来20年
内,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或“主导”作用恐怕是难以替代的。因此,与美国“结盟”
既有利于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和安全成本,又有利于促进我国
的现代化建设。与美国“结盟”的障碍在于:
(1)缺乏互信机制。由于历史的误会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伤害,也由于中国长期奉行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意识形态政策,中
国与美国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互信机制难以很快建立起来。值得庆幸的是,相比过
去,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已得到很大的改善并在许多方面走向了“合作”。
(2)价值和制度的“冲突”。“冷战”虽然结束,但美国的极右派仍然将中国作为假想
的敌人,美国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分裂主义者在中国“闹事”和分裂活动。中
国左派亦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考虑到中国社会在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加速以及观念的变
革,化解或缓解“敌对”情绪仍然是有可能的。
(3)台湾问题。美国虽承认一个中国,但在台湾的统一问题上与中国有不同的政见,并
与台湾保留“条约关系”。考虑到美国战略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价值,考虑
到美国将全球安全利益视为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利益,消除上述障碍,化解对立还是有可
能的。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主动参与美国全球安全秩序的维护,就可能换取其放弃对中
国的分裂分子的支持和对中国内政包括台湾问题的干涉。如果中国认同世界主流文明的
规则,就可能消除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惧,从而增加互信机制。如果中国坚定不移按
照民主、法治的原则有序地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逐步建立民主、法治
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按世界主流文明规则处理国际事务和维护本国利益,就可能消除传
统的“制度”对立和“军事”对立,正如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不对抗瑞典的民主社会
主义一样。
总之,积极参与缔造和平的世界环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乃至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应成为对外战略的关键。当然,国与国的利益矛盾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
?用什么方法处理。另一方面,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缜密研究,精心策划,谋略得当,系统推进,重点突破。
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乃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重大的外交战略转变,它需要意
识形态层面、制度层面及至权力层面的支持。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
解放思想,在党内高层形成共识,建立新的外交观;二是扩大对美的勾通渠道和平台,
在经济战略对话、国际安全战略对话的基础上,增加政治和社会的战略性对话、军事的
战略性对话,以增进双方的了解、沟通和互信。三是逐步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
的合作,以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立体推进和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四是讲究谋略,进
退有余,互通有无,立足于“交换”解决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如在守住国家主权底线
的基础上,通过某些“政治”上的让步或支持美国的国际安全战略,换取经济和技术利
益等等。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
上述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中国经济必须高速增长,未来30年GDP年均增长率不低于7%。
过去的三十年GDP年均增长率显然已经高出这个目标,达到9.6%。考虑到未来GDP年均增
长7%的目标是在一个健康、公平、全面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城乡
协调发展、收入差距缩小、环境改善等等情境中实现的。这个目标不算低、而是高指标
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显然不能实现这个指标。可以预言,如果不加以转变,它将堵
塞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1.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维继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将中国经济推进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带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中国已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同程度的
提前享受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享受到的现代化成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
,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存在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如人均GDP低于标准值(
东亚国家和地区30年高速增长,一般为4000美元-8000美元,中国仅为2000美元),人
力资本增值缓慢,内需不足,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透支未来严重等等。中国经济
增长方式既像东亚模式,又不同于东亚模式,如果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其特征上的异同
:
外部依赖性过高。外资对中国经济影响过大,外贸依存度过高,高达70%,这在大国中是
绝无仅有的,也是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所不及的。
长期依赖高投入,投资率高达50%。这是与所有的东亚模式国家(地区)相似的。
政府行政整合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政治权力主导或参与要素的配置。这也是东亚模式国
家和地区所不及的。
非规范的、非法治的、不择手段的低价(低成本)的生产方式,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城乡二元的分离式发展,“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非均衡经济等等。这也是中国所独
有的。
由于上述特征的存在,中国经济存在如下问题:
国内大多数地区经济严重开发不足。现代化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
人力资本、劳动力价值尤其是低层劳动力价值无法与经济成长同步提升。这也是内需不
足的重要原因。
产业链的低端化,技术创新严重不足,既依附于国外资本、也依附于国外技术的粗放性
生产。
制度性的腐败无从根治,普遍的寻租和“全民腐败”带来经济秩序的紊乱或无规则化或
潜规则化。两极分化、环境恶化、畸形发展、透支未来则是上述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恶
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作用日益显示出来,甚至成为动乱之源。
应当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特殊的,它既区别于“标准”的东亚模式,也是其他
国家无法效仿的。它的存在或成功或维继取决于如下条件,并且缺一不可:
国家垄断和国家控制。后极权制度或后革命专制的政府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资源)
的垄断或控制。
资本及贸易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
大国市场的存在,各地区的产品和要素互为市场。
无产权状态进入产权状态的廉价资源,即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带来的暴利与集中使用而至
的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奇妙结合。
法律、宗教、道德的缺失,人人犯错或有罪的“制度陷阱”。
13亿中国人发财的欲望和冲动,如此等等。
然而,上述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国家权力垄断的成本越来越高,其负作用越来越大,廉
价劳动力也不再“无限供给”;人们对成本外化,收益内化——环境污染、资源破坏、
对非规范非法的低成本的“商业模式”——造假经济、黑工经济、以权谋私经济——巧
取豪夺国有财产、寻租索贿越来越愤怒,越来越难以忍受。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
以转变。
2.战略转变的原则
一是改变原有的经济流程,从投资导向转向投资与消费导向,从外需导向逐渐转向外需
与内需导向并重,改善内外经济平衡。
二是改变原有的治理流程,逐步形成以法治和信用为约束条件的市场经济流程,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
三是改变原有的价值增值流程,大幅度、大规模的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提升,提高技
术创新的原动力,增加高端产业的投入,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分工的价值链中的位置;
四是以城市化为中心,城乡建设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发展。
3.战略转变的要点
一是加快经济梯度开发的步伐,扩大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半径,改变现有的沿海地区加“
飞地”(中心城市)集中发展的单向格局,利用工业转型(转向重化工业)的时机,加
快内地城市(城镇)的开发和梯度扩散,形成城市带动郊区进而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新
格局;
二是在加快产业技术升级的同时,确保产业结构的有序递进,确保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工
业用地和一般劳动者住房用地的合理配置,防止产业的泡沫化。
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金融、贸易、运输等服务类产业的改革和开放的同时,
要加快科、教、文、卫等产业或领域的改革开放,不失时机的分别推动科、教、卫的市
场化、NGO化和公共事业化。
四是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深化,全面建立和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
制度。
五是推进经济区域的一体化和国际化。
4.关于市场深化的设想
市场化改革已成为“半拉子工程”,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
条件。可以设想的是:
(1)建立和健全人力资本市场,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各类劳动力的
登记注册制度,培训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交易(聘用、雇佣)制度。大力提升劳动力
素质和人力资本,促进优秀人才向企业而不是向官场流动。
(2)加快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化与土地产权不清和流动性差密
切相关。尽快从法律上界定公有(集体)产权和私有产权,建立健全土地的交易市场,
加快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全流通和一体化(即城市土
地、城郊土地、农村非农用地交易的统一市场的建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3)金融市场的深化。建立健全品种齐全、管理有序、制度严格的各类证券市场,深圳
和上海交易所应与香港联交所强化合作关系,着力打造大中华的证券市场交易中心,进
而发展成为亚太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4)外汇市场。逐步放开对外汇的管制,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和乃至世界货币。
5.推进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化的设想
(1)与东南亚经济“接轨”。加快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
作。构建两洋(太平洋与印度洋)区域的大陆桥。广西、云南应联手与缅甸合作共建双
“桥”(即陆桥和输油管道)。在云南至广西北部湾出海口的沿路沿线沿江进行石化产
业的布点建设,从而带动该区域的重化工业的发展;
(2)建立中国西北各省区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区。加强中国西北各省与中亚各国的经
济合作往来,开发该地区的石油、矿产资源,打通中国内地至西亚的陆上贸易通道;
(3)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区。促进东北三省加内蒙部分及辽东半岛与日、韩、俄的经济
合作,甚至可邀请日本和南韩合作共建该部分区域;
(4)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国台湾省的经济区域的合作开发。甚至可以考虑与台湾省
合作共建经济特区;
(5)广东省与香港、澳门的区域合作开发、也可以考虑与香港和澳门合作共建经济特区
;
(6)海南岛特区开发,可考虑与新加坡合作共建;
(7)上海及长三角发达地区可与美欧发达国家深化合作关系。
总之,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的国际化,推进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
6.加快各区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鼓励每省区择点进行改革综合配套试验。通过综合
配套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济与政治的统筹协调发展。
(三)政治转型战略
应当说,中国政治体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支撑了中
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行政治架构与经济增长方式是相吻合的,甚至是相辅相
成的。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变且可以持续下去,中国政治体制架构就没有变化的动
力和需求。但问题恰恰在于:原有的方式难以持续,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要求政治
体制及其架构相应转变。几乎不证自明的是,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架构已经越来越跟不上
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许多看似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是政治体制所至。
比如制度性的腐败以及环境恶化无法根治的问题;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健全的
问题;两极分化、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等问题,都与僵化的政治体制有关。众所周知,中
国经济已经走出了斯大林模式,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仍没有脱离斯大林体制模式的
框架。这是许多问题不能根治的最终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
。现行的政治体制已严重地束缚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治体制的战略转型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融入主流文明、实现大国目标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1.政治转型的若干选择
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解决初级阶段的政治现代化;第二步实现民主政
治。第一步也许需要30年的时间,当然也可以提前实现。初级阶段的政治转型的核心是
中共转型,中共转型完成之日,就是政治转型成功之时。概括的说,初级阶段转型有两
种方式可供选择。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可衍生出多种组合方式。
(1)“党政分开,统一负责式”
党组织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机构是“政治”部门即政权治理部门而不是行政
性的执行部门。这里说的党政分开,指的是作为政治部门的党机构与作为行政部门的“
政府”机构的分开而不是从同为国家机器中分离。中共党组织事实上已是中国国家机器
和政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但中共中央部门却没有机构化、专业化、日
常化,没有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上政治机构和政策决策及审议中心来行使政治权力,而与
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权力即执行权力相混淆。改革的方向是,党作为一个负责决策的政治
部门,国务院(政府)作为一个执行部门,人大继续扮演荣誉性和礼仪性的角色,成为
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神圣的礼仪部门,其成员由各行各业各地区的代表人物构成。可以
比喻的话,人大相当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关性的会议;党代会类似企业的股东
代表大会,不再是“礼仪性”会议,而是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和审议国家的重大事项,
选举中央委员会等等,党代表由各类专业人士和政治家构成;中央委员会相当于企业董
事会,是党的决策机构,由专业人士和政治家及党务工作者构成;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
相当于企业常务董事会,是决策的常务机构;中央总书记相当于企业董事长,领导全党
全国。其政治构架如下:
决策机构:党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总书记(及其
书记处)。
执行机构:国务院——各部委办局——派出机构即省(市、区)。
礼仪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荣誉性质。
(2)“党政分离,各自独立”式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通常意义的党政分开,即党组织逐步与行政、立法、司法分开,这
是贯穿于整个初级阶段的政治转型原则。二是在其高级阶段,党组织不再成为国家机器
的法定部分,党国分离。这是世界通行的主流民主模式。
A党组织的科学化进程。与上述“党政分开”是大致相同,但职能有所不同。比如党不管
行政性决策。党的决策职能最重要表现在于:法律的制订和修订,国家机构的设立,国
家领导人的提名,国家预算的审核,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等等。
B政府(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构,其机构、职能和组成成员由党提名,提交人大表决通
过。国务院按照宪法规定履行职责,党不直接干预。如果党不满意国务院及其首脑,可
以罢免或重新改选(解散国务院组成人员,重新选举)。
C人大不仅是礼仪机构,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审批审议的机构,履行立法和国家财政预算、
人事任命等重大事项的审议审批的职责。人大代表的组成可有多种形式,比如:1/3由
直接选举产生;1/3由专业委员会推选的专业人士;1/3由党推选,也可以采取全部由
党提名,公民投票通过。党不满意人大,可以提前解散人大,重新选举。不论实行上述
何种方案,司法(法院)都要逐渐脱离党的机构的直接管理,相对独立。比如,党只保
留对高级法官的提名权,提交人大表决通过。
2.政治转型的基本原则
(1)现代政治的分阶段实施原则。从传统政治转向现代政治是一个替代的过程,一方面
,“新不立,则旧不度”,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生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论实行
哪种模式,政治现代化都是必须的。在初级阶段,政权治理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主要标志
是公开化、科学化,进而民主化。初级阶段的公开化要求政治角逐从阴谋转向阳谋,注
重政治诚信,政务公开,实现阳光下的政治。科学化要求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分工合理化
、标准化、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民主化要求赋予党员和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要
求政府依法行政和高官问责制。与此相配套的是,官民沟通渠道的畅通,各阶层(利益
集团)的政治协商,有限度的媒体监督。
(2)初级阶段的公民权利原则。在政治转型的初级阶段,公民拥有财产权、自由言论权
、非政党性的结社权、有限制条件的选举权等等。
(3)初级阶段的多元化原则。除不能组建政党性的团体外,各种利益团体、信仰团体和
知识团体在依法登记的范围内可以合法地活动。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信仰不同的宗教,如
佛教、基督教、儒教等等,但禁止宗教团体进入政治和世俗领域;允许不同思想文化的
存在,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初级阶段的法治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外自由”,相对独立的反贪机构
及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
3.政治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
(1)认同和拥护中共的领导地位。中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是决定中国
前途命运的最大力量,是国家战略的实际决策人和操作者。这是我们思考战略的前提条
件,也是实行政治转型的前提条件。
(2)中共承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转型。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用30年
以内的时间,建立初级阶段的现代政治。在2037年前后实现邓小平民主政治的遗愿。
(3)重树理想主义旗帜,改造党的政治生态。吸收以党国利益为己任,有志于中国改革
的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入党,净化党的生态环境,使之适应于党国的现代化。
(4)强化中央的权威,改变“王爷”(部门)和“诸侯”(地方)专权的现象,自上而
下地、有秩序地、有组织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5)营造改革的动力机制,对改革受损者进行补偿,另一方面,强化改革的动力机制,
让改革者受益。
4.政治转型的初步设想
以第二种转型方式为例。十年为一阶段,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前五年重点是启动党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科学化,理顺党、政、经、文、
科、教、卫等关系以及进行基层(县以下)的民主“自治”改革试点。借鉴现代执政党
的经验,在党内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处理党务及与政、经、文、科等关系,中共干部
应当专业化和职业化,以适应中共内部组织的专业化。在适当的时机实施各级部门(包
括学校)党组织业余化、各级党组织只保留监督权。党的行政权应与决策权和监督权分
立。要将党的总书记一元化的领导即首脑负责制与决策权的集体负责制分离,在强化总
书记负责制,对全党实行一元化的“行政”领导的同时,也要加强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以
及对行政的监督权的“集体作用”等等。后五年的重点是推进党的制度民主化建设进程
,如党代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省委乃至总书记的差额选举;政府首脑的差额选
举以及扩大基层的民主和自治改革等等。
第二阶段:一是完成党的组织机构的科学化建设;二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果;三是党的机构退出行政部门,党政彻底分离。
第三阶段,完成党的民主制度建设。党的机构退出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中共按照宪法
赋予的职责,依法监督行政、立法和司法。鉴于宪法及其基本法律的制订和修订是由中
共向人大提出的,鉴于政府人员,大部分人大代表,高级法官是由中共提名的,完成了
自身变革的中共仍然处于执政党地位,所不同的是,党的部门不再与行政、立法、司法
部门混为一体或“两张皮”,而是党中央根据法定程序,通过人事的控制权和游戏规则
的制定权从而领导整个国家,中共从而转型为现代的执政党。
5.行政改革设想
(1)行政架构
行政架构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联邦制,二是中央集权制,介于这两种形态又有多种组
合,且其相应的政制有总统制、半总统制及首相内阁制。中国一党制现状决定了联邦制
难以推行,因为联邦制与一党制不相容。可以设想的行政架构应是中央集权制加地方自
治。中央集权加地方自治有多种组合形式,关键在于何级集权,何级自治。比如,实行
三级半制,中央为一级,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既是中央的代表,又是地方省区的总管
,可称为半级,县(市)为一级,乡(镇)为一级。也可采取三级制,中央——省(区
、市)——县,乡镇作为县的派出机构。甚至仍然采取四级制:中央——省(区、市)
——县——乡(镇)。无论实行哪一种模式,县以下都应采取自治的方式,自治可以是
协商式自治和民选式自治。按照不同的行政区划,实现不同层级的财政体制。在这方面
,可借鉴西方国家的有关经验。
(2)逐步推行公务员制
公务员制的核心是建立稳定的职业(事务官)官员队伍,职业性的技术官员不因政治官
员的变迁而变换。事务性的公务员采取考任制,一经录用,不犯错误,可以任用至退休
,从而打破现在的事务性的技术官员与政务性的政治官员不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
。政府首脑及副手采取选任制,幕僚及其阁员采取委任制,与首脑共进退。为了确保公
务员系统的廉洁高效,在建立独立的反腐监督系统的同时,必须实行高薪养廉制度。
6.立法改革:人大
(1)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各级人大代表产生方式应根据不同的行政区划而定,如果采
取三级半制,全国人大代表(中央议员)由2000多县(市)选举产生(当然,也可由中
共提名,公民直选);亦可采取“四、三、三”制,40%由中共决定,30%由专家委员会
推选,30%直选。
(2)人大分为两级制。人大委员相当于西方的参议院议员,由各省区的代表和中央代表
组成。人大代表相当于西方的众议院议员。
(3)人大代表和人大委员应专业化和职业化,应当有固定薪金报酬,而不应像现在的“
兼职”。
7.司法改革
广义的司法改革包括纪检、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改革。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法
治的核心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关键是防止公权滥用。因此,能否建立公正、高效的
反腐机构和公正的审判制度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能否确立的关键。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包括
拉美一些国家陷入“市场经济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无法防止公权滥用的腐败。建立廉洁
、高效、公正的反腐系统,新加坡和香港经验都可借鉴。与独立的反腐机构相对应的是
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英国独立的司法制度形成长达数百年之久,中国建立独立的司法
制度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可从两方面突破,一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比如在经济某
些领域开辟独立审判的试点;二是从“反贪”入手,开辟“贪污行贿”的独立审判试点
。
8.结束语
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大国战略目标的国际环境与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相辅
相成的。没有中共的政治改革和对未来民主政治的承诺,中国就不可能融入世界主流文
明,也就难以突破“重围”,“化敌为友”,进而借助经济的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
兴。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需要政治转型的支撑。没有政治的转型或政治
的现代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难以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转型是实现大国
目标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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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13.205.235.162
1F:→ takase: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乱套到国家层面 36.232.206.31 09/16 14:56
2F:→ takase:总觉得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是中共理论核心的 36.232.206.31 09/16 14:57
3F:→ takase:水准?......罢了 36.232.206.31 09/16 14:57
4F:→ takase:这不是八个人以下不算资本家剥削那样 36.232.206.31 09/16 14:58
5F:→ takase:可以"因地制宜"的,而是根本的立国理念问题 36.232.206.31 09/16 14:58
6F:→ takase:中共再继续迂回下去迟早会困死自己.... 36.232.206.31 09/16 14:59
7F:推 Numbbreak:楼上没看懂文章? 36.234.244.63 09/16 16:32
8F:→ takase:楼上很少看这类官样文章吧? 36.232.206.31 09/16 17:29
9F:→ takase:在国家主义的大旗下确认共产党唯一执政 36.232.206.31 09/16 17:30
10F:→ takase:剩下什麽转型或改革走自民党路线都是假 36.232.206.31 09/16 17:30
11F:→ takase:集权倒是真的 36.232.206.31 09/16 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