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儒家非宗教，孔庙非教堂 https://is.gd/GEeJRP 文／余杰 儒家思想以孔丘为代表。孔丘关注的焦点是人伦，而非天道，其思想是世俗文人政治规范 和社会礼仪的统合。孔丘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 幼」所代表的「五伦」构成社会秩序的核心。依韦伯看来，儒家所阐扬的「身份伦理」深 根植於中国人的「灵魂」之中。 人文理性建构的神权疏离 孔丘不关心形而上的问题，不关心彼岸世界的问题，不关心灵魂永生的问题，也不承认一 个有位格的、有爱和公义的、创造并且护理世界的上帝。孔丘所的「畏天命」、「五十而 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语，都是在天赋、命运意义上而言的。天赋并不是 上帝赋予，而是自然之生而有的禀赋；命运也不是上帝安排的命运，而是由一种盲目力量 决定的、与生俱来的必然遭际。与人格化的至上神无关。[1]孔丘叹息说，「天何言哉」 ，也就是说，他认为天不通过言语和行动与人间联系，这个天就成为虚悬的一格。孔丘所 建构的含有人文理性的理论体系，促成士民阶层与传统宗法制中的神权疏离。 因此，与其说孔丘是一个反宗教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非宗教者，「由於他的气质和悟力 的冷酷性，他的影响对狂热的情感发展极为不利，这种影响还对後来文人们的思维方式起 了很大作用，他们在无声宁的指导下表达着自己的思维世界」。[2]儒家的理想是一种对 既有社会形态作一定改革的世俗文明，他们的学说伴有清醒的历史理性，总是感性材料的 依据，以开创新的世俗道德为目的，从建立伊始就对鬼神权威和宗教传统采取温和然而有 效的攘斥态度。[3] 孔子画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以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儒学体系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孔子在上帝教义中的地位，孔子对道德 的理解上简单地摒弃了精神领域的要素。而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人性的纯洁和完美必须依 靠上帝的帮助。如果不与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发生亲密的关系，没有确定了的永恒生命，那 麽，要想建立一个积极的伦理学体系使不可能的。因此，孔丘在有关未来生活问题上所表 现出来的沉默和无知，是他的整个伦理学体系的一个严重和基本的失误。[4] 至圣先师登堂　儒学该为宗教？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称「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之生，焉知死」的 孔丘，却被後世的王朝和儒生共同打造成圣人乃至神。历史记录显示，孔丘被推举到超级 圣人和神的地位，并不像一些事後援引者所认为的那样，在很短时间内发生和具有自发性 。[5]在汉代，孔丘逐渐被赋予超自然的能力，成为传说中的一位星宿神——黑帝之子。 《春秋演化图》载：「孔子母征睡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就历史记录而言，孔丘的 父亲很明显是不为人所知或者有争议的。因此，在杜撰的故事中，孔子的母亲在梦中与黑 帝相遇并在沐浴黑帝恩赐的「精」後受孕。黑帝言「天感生圣子」。所以孔丘令人联想到 基督圣婴，是他的天上之父的儿子和化身。[6]但此後，遵循理性主义的儒家并未将此类 神话发扬光大。 无论是韦伯，还是大部分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都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历史学者黄进 兴则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虽然不是个人宗教，却是国家宗教。只是到了清末民初才突 然说儒教不是宗教，这是一种「观念转换」，即用西方一神教的宗教观念来套儒家，发现 套不上，而产生的「文化冲突」。[7]但是，一种宗教若不具备个人宗教的地位，国家宗 教的地位亦无从谈起。儒家学说既非皇帝的信仰，也非庶民的的信仰，至多是士大夫将信 将疑的、心口不一的信仰，正如鲁迅所说： 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 众并无什麽关系。……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的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 得他是圣人；对於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 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8] 黄进兴从作为「一个神圣空间和一个圣域」的孔庙出发，来论证儒教的宗教性。他指出， 孔庙的从祀制度是帝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一个文教的核心，也是帝国意识形态的一根主 轴。[9]在明代，中国的孔庙有一千五百六十余处，可以说「自京师以达於天下之郡邑， 无处无之境地」。在清代，雍正在上谕中肯定「孔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 」所起的作用，且归结「在君上尤受其益」。所以，在传统中国，孔子之教既是政教的指 导原则，且是社会的凝聚力。[10]但是，对於普通民众而言，如果家中没有读书人，他们 对孔庙是无感的，是敬而远之的。孔子和孔庙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不仅不如佛教和 道教，甚至不如妈祖、关公、财神等地方性的、民间性的宗教信仰。 图为台南孔庙。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黄进兴也承认孔庙与教堂之差异在於：基督教有强烈的草根性，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运动 ，是从下往上的，它不像儒教的从祀制，是从帝国上端往下来的。基督教独立於世俗政权 之外，教会事务不受政权干预。而孔庙的从祀制一开始就是由统治者所监控的，是由上而 下，别人不能插手，最後的裁决都在人君手中。虽然儒生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激烈的辩论， 但最後还是要统治者点头。[11]皇帝「点头」的方式通常是含蓄的——中华帝国的正统信 仰，是在朝廷上围绕儒家学说争辩的产物，虽然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最後决断的权威主要是 皇帝，但即使是最专制的统治者也避免总是发号施令，而是会褒扬那些观点正合其意的大 臣的主张（如果说皇帝确有自己的观点的话）。[12]换言之，孔庙的建筑、仪式从祀系统 ，都是国家政教的一部分： 帝制时代，重视的是正统思想的齐一性，孔庙从祀人选概由儒臣廷议，最终由最高权威— —皇帝裁决。其过程审慎而漫长。[13] 儒家及孔庙系统与皇权的高度同构性，使得一旦皇权专制的政治模式终止（即便是表面上 终止），儒家及孔庙系统即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窘境。黄进兴得出与列文森一样 的结论：「孔庙从祀制的停滞，仪式上象徵了儒家文化的结束或死亡。孔庙，及其所象徵 的儒家文化即沦为博物馆中的陈列物。」[14]他期许孔庙即儒家能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 化」，但他意识到这并非易事：「然而处於当前，由谁来决定『道统』的性质或儒学的时 代精神？又有谁足负社会的重托以审核或变动从祀人选？」[15] 复原孔教传播学说　扼杀宗教自由的儒家理论 黄进兴的梦想，清末民初的康有为等人早已尝试过。在清末「典范转移」的两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读书人发现，儒教是一个悬空的、高高在上的菁英的宗教，要在读书人与老百 姓之间有个接口，便需要将它往私人宗教推移。而其灵感来源、取法对象当然是佛教、道 教、民间宗教以及外来的基督教。 一九〇一年，梁启超写道，康有为「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乃是「孔教之马丁·路德 也」。然而，康有为对基督教的理解一知半解，他认为「耶教全出於佛。其言灵魂，言爱 人，言异术，言忏悔，言赎罪，言地狱、天堂，直指本心，无一不与佛同。其言一神创造 ，三位一体，上帝万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因此，他坚信中国并不需要基督教，因为 「民情不顺」，且「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16] 康有为将儒学转化成宗教的努力，是其变法的核心部分。一八九五年，他建议清廷在全国 传播孔子学说，把一切未经许可的寺庙都改为孔庙，并派遣孔教宣教士到海外向华侨传教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中，他正式提议以儒家为国教并建立孔教会。一九一三年，他建 议民国政府的国会将儒教认定为国教，并在全国各地的孔庙作周期性的宗教仪式。他的请 求未被接受——清廷虽然以儒家思想为立国思想，却不愿接受康有为版本的儒家；民国政 府忙於内战与财政，无暇理会此类异想天开的建议；士大夫阶层不能认同康的理论，比如 守旧的儒者曾廉指出，康将孔子提升为「教主」，将控制视为摩西，而自以为耶稣，而成 教皇。虽然此人对基督教比康还要无知，却一眼看出康氏是「借孔子之名而遂其个人的野 心」；现代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更是对此设想极为反感，因为它危害了宗教信仰 自由的原则。[17] [1] 陈咏明：《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 197-198。 [2] M. G. 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244。 [3] 陈咏明：《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页225。 [4] M. G. 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页245。 [5] 戴梅可（Michael Nylan）、魏伟森（Thomas Wilson）：《幻化之龙：两千年治国历 史变迁中的孔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95。 [6] 戴梅可、魏伟森：《幻化之龙：两千年治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页118。 [7] 黄进兴证明儒教是宗教的「关键材料」并不可靠。比如，他引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 《古今小说》中所说：「从来混沌初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释迦祖师立 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圣贤，佛教中出菩萨，道教中出神仙。」小说家言其 实并不可信。又如，他引用明代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重建清真寺记》（明代中晚期 之前，清真指犹太教而非伊斯兰教）中的记载：「（愚）惟三教，各有殿守，遵尊崇其主 。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牟尼。在道则有『玉皇殿 』，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於中国而言，犹太教是一种 外来宗教，为犹太教撰文的人士，并不理解作为西方一神教的犹太教与儒教之根本差异。 黄进兴：《皇帝、儒生与孔庙》，页36-38。 [8]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页319。 [9] 黄进兴：《皇帝、儒生与孔庙》，页121。 [10] 黄进兴：《优人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页142。 [11] 黄进兴：《皇帝、儒生与孔庙》，页119-120。 [12] 戴梅可、魏伟森：《幻化之龙：两千年治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页206。 [13] 黄进兴：《优人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 269。 [14] 黄进兴：《优人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页269。 [15] 黄进兴：《优人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页366。 [16]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1997年版，页90-91 [17] 康有为性格和私德上的严重缺陷，也导致了他的孔教运动的失败。整个孔教运动缺 少情感上和精神上的吸引力，很难称之为宗教运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 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页103-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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