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http://www.liu-xiaobo.org/blog/archives/7659 在我看来，先秦诸子中，孔子最平庸也最功利。 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人格的超逸、飘飞和潇洒，没有想象力的奇伟瑰丽和语言的汪洋恣 肆，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庄子的哲学智慧之脱俗和文学才华之横溢，都远在孔 子之上。 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更缺少“民 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远见和平民关怀。 与韩非子相比，孔子圆滑、虚伪、甚至不乏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 。 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和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 脑。 儒家有所谓的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孔子在“立功”毫无作为，儒家 信徒就只好津津乐道於孔子在“立德”和“立言”上的伟大贡献。 先说“立德”。 孔子是个官迷，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孔子跑官之所以屡 屡失败，源於他的自视甚高。孔子的自我解释是待价而沽：“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 也。”孟子的解释是孔子的开价太高。孟子列出了孔子做官的三大条件：“有见行可之仕 ，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第一条是自己的主张能够变成治国之策；第二条是要受到 君主的礼遇，第三条是君主养贤出自诚意。此三条中的任何一项不能满足，孔子就可能拂 袖而去。所以，即便某些君主给孔子以礼遇和，但只要孔子之道无法变成治国之策，孔子 就会再去寻找新主子。 孔子跑官失败後，才勉强当道德教主。在我看来，一部《论语》，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 功利、圆滑，既无哲理的深邃和审美的灵性，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的好为人 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 孔夫子在与别人讨论问题时，总是扮演诲人不倦的导师（回答问题者）。尽管孔子也说过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是，他说出这段话时，其姿态是高傲的导师， 其口吻是教训弟子：“子曰：由，诲汝知之乎！”通观《论语》一书的孔子，他毫不怀疑 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可以教导别人怎样处世、怎样做人、怎样齐家治国王天下。他 既想做拯救社会於‘礼崩乐坏’之中的先圣，也想做指导人生的先师。故而孔子说：最高 的智慧是“随心所欲，不逾矩。” 作为对比，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与别人辩论时，总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他的一个接一 个的问题似乎是在有意捉弄对方，一步步地击垮对方的自信和狂妄。辩论的目的，不仅是 澄清问题、破除疑团、发现真理，更是想让参加讨论的人意识到：人是无知的。宇宙、生 命就是一连串人类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故而他说：只有神才有智慧，因为它给予了人以 最高的智慧——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提问留给西方的最宝贵的遗产。 苏格拉底和孔子，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意识，其中隐含着中西文化的最重要的 差别：不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和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前者自然要走向对超人存在的追寻 ，後者只能走向对现世人生的认同。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 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苏格拉底开创的提问传统，与後来的基督教原罪意识相 结合，开启了智慧谦卑和勇於自省的西方传统。 孔子被後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 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在中国，历代不乏自恃无所不 知的诲人不倦者，以至於，使诲於人者大为疲倦。 作为中国读书人的典范，孔子传给弟子的主要智慧是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处世谋略。他教读书人怎样混迹於官场，怎样待价而沽、与统治者讨价还价，君主刘 备“三顾茅庐”才让诸葛亮出山的典故，最典型地诠释了君王与御用谋士之间的讨价还价 的游戏。他教读书人如何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所谓兼 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学而优则仕，禄在其中”的 教诲，为中国读书人指出了一条依附官权之路。虽然孔子本人跑官失败，但他的弟子中却 屡有当大官的。由此可见，他的教诲，还是有成效的。 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圆滑、功利、世故的孔子，这个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却成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平庸的《论语》也被後人注释了两千年，耗费国人的大量心血 和智慧，正所谓“皓首穷经”的中国式学问。 再说“立言”。 後儒们说，孔子在文化上的大贡献之一是开办私学，既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也首开 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後人的演绎。孔子的志向是做大官、立大 功，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於周游列国的“跑官”，开办私学是四处跑官的副业，主要 是为了糊口。无论从孔子的跑官经历中，还是从《论语》的言论中，他从来不是平民利益 的扞卫者，而是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最痛恨忤逆之人，也就是那些不畏统治者的 犯上作乱者；次讨厌诽谤大人的人，也就是不畏“圣人之言”的人。他教君王如何愚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策略，历代统治者用起来都很顺手；他教百姓如何做 顺民，要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要百姓敬畏统治者和圣人，要学生绝对服从老师，所谓“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上者即使错了，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孔子提倡的师道尊严， 不过是盲从老师而不认真理。正如鲁迅所言：“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 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 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故而，国人的奴性人格始於孔子式教育。 後儒说，说孔子“立言”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万世经典，即孔子先後删《 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而在我看来，说孔子操练文化的结果是 贻害千古，也不为过。 中国的第一本诗集《诗经》，是经过孔子对古代诗歌的删编而成，收录了305 首诗歌。弟 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答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 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特别是他删诗的标准乃万世不移的圣 谕。而我以为，孔子删诗之标准，美其名曰“思无邪”，实则“诗无人”，不知有多少抒 发性灵的好诗，被他作为“思有邪”的诲淫制作删掉了。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 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从唐初孔颖达开始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以来，关 於孔子删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 正，雅、颂各得其所。” 在审美上，孔子给出的作诗标准是“思无邪”和“温柔敦厚”，遵循的大原则是“非礼勿 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孔子论定的诗歌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所谓的兴观群怨，主要 是为了“事父”和“事君”，顺便认识点“鸟兽草木”，基本与艺术的审美作用无关。由 於孔子把艺术作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解释，所以他老人家在审美上必然是功利的平庸的， 与稍晚出现的《楚辞》相比，《诗经》的美学价值太过平庸。 所幸，孔子活不到战国时期，要不然，由他来审定《楚辞》，其中的《九歌》大概也要被 删了。因为，楚地巫师乞神的唱辞大都具有情歌的特点，其中的神和巫具有阴阳的属性， 阳神倾慕阴巫，阴巫勾引男神，神巫之间的关系变成情人关系。《九歌》就是典型的巫文 化产物，其中的神灵都被赋予了男女性情，女神由男神来迎请，男神由女巫来迎请，乞神 的过程充满了男欢女爱和女怨男叹，甚至，乞男神用妙音好色的少女，乞女神用貌比靓女 的童男。正如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有不可 道者。” 如《九歌》中最着名的请神辞《湘君》和《湘夫人》，读起来完全是优美的情诗。《湘君 》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迎请男神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在这里，有 女巫为讨好男神而精心打扮：“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 安流”有女巫对男神的刻骨思念之情：“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 ，隐思君兮陫恻。”有女巫迎不来男神的一腔幽怨：“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有女巫向江中丢饰物以表达誓与君相欢的决心：“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湘夫人》是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迎请女神湘夫人，也是以表达男女思念之情的方式来祈求 女神的降临。有男巫对女神的望眼欲穿的期待：“登白薠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有男 巫思念女神之情：“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有男巫欲见女神的焦急，恨不得朝 发夕至：“朝驰余马兮江臯，夕济兮西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甚至有男巫 脱衣与女神合欢的想象：“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如此《九歌》，显然触犯了儒家的双重忌讳，既有“怪力乱神”、又有男女偷情。所以， 儒家的几位着名继承人孟子、荀子和朱子（朱熹）都批判过楚文化的怪力乱神和男女淫乱 。专门注释过《楚辞?九歌》的朱子断言，楚地风俗之所以“亵慢淫荒”，乃在於“以美 色媚神”。他说：“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於巫，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好，盖身则巫 而心则神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 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但朱熹 又不好否定屈原的地位，也就只好用“载道”理论来为给屈原作《九歌》脱罪。他在《九 歌集注》中说：屈原作《九歌》是以“事神之心”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所以 ，“其言虽若不能无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读屈原的作品，与历代大儒的审美感受完全相反。我不喜欢《离骚》和《天问》，因为 这两首长诗表达的是屈原的双重媚态，既向君王献媚，更向自己献媚，甚至有种弃妇般的 病态自恋：屈原把被楚怀王放逐的原因全部归罪於龌龊的小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冰清玉洁 的君子，其高贵品质甚至要上溯他的祖宗八辈。特别是屈原的那种的“举世浑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狂妄，培养了一代代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 我喜欢屈原的《九歌》，因为它源於楚文化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女巫的美丽妩媚和男神的 多情温柔相呼应，传达了圣俗合一、灵肉不二的化境，也表现出一种两情相悦的平等关系 。这在信奉男尊女卑的儒家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亵慢荒淫。 如果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孔子删诗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删得再狠，也问题不大，毕竟 还有其他的标准。但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大量失传，比如《诗经》，据 说曾有鲁、齐、韩、毛四家版本，但到了汉代，仅剩下“毛诗”，相传是鲁人毛亨所传。 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诗经》成了儒家经典之一，但不是艺术经典， 而是用於治国的政治经典；孔子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为後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 准。汉儒不是把《诗经》当作艺术来欣赏，而是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材来读，从而把 诗歌的作用提升到治乱兴亡的吓人高度。正如《毛诗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 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於王道衰，礼义废，政 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儒们挖空心思地在诗中搜寻先王事迹和 圣人遗训，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注解出“微言大义”。明明是平民内容，偏要读出“文王 之化”；明明是男欢女爱的情诗，非要解释成“後妃之德”。 由此，中国文学离“人性”越来越远而离权力越来越近，最终变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 使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 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到理学盛行的宋代， 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也要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 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 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有什麽样的民族就有什麽样的圣人，有什麽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麽样的民族，中国源远 流长的奴性、功利的文化，不能说全部源於孔子，但儒学肯定是主要根源。 1997年11月於大连教养院 2006年8月4日整理於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6.0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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