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SteveYoung (史提夫样)》之铭言： Steve兄前述部分个人支持，无意见 : 就像自白不得成为唯一起诉定罪的依据，要求犯人自证己罪是不合理的； : 同理，举发自己的亲人犯罪，甚至只是作证，对於当事人的家人都是过分的要求， : 司法机关不应该沦落到依赖至亲之间的指控来定罪。 ^^^^ 这里似乎反而将公民伦理的"实践"与父子伦理"要求"混为一谈了。 既然在审判权力场合，公民有作证义务；且一旦实践作为呈堂证供， 司法机关当然有义务及权力依诉讼规则认定该证言的证据价值；应该称不上「沦落」。 对司法机关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证人实践公民作证义务前，解决两种伦理要求的冲突？ 以现行西式诉讼法律表述来说，解决途径为： 「证人经合法传唤，即有到场陈述其所观察事实之义务；除证人因具有特 定关系或就特定事项，为保障其利益或确保其真实性，认其有拒绝证言 之特权（非绝对性）者外，国家享有强制其履行义务之权力。 」 （摘录自最高法院97年台抗字第724号刑事裁定理由） 父子相隐的「直在其中」，若按朱子(对《论语》)「『在其中』皆反说」的前理解， 此处的「直在其中」其实可以解为 相当於在诉讼场合中，基於保障父子关系伦理利益而产生的「特权」。 不过，也可能有另一种诠释角度： 拒绝证言之「隐」是「正直」体现父子伦理要求(或有概念化为"孝")； 诉讼场合所涉及的公民伦理那是次要论之的。 （当然，古代中国的"公民"观念是否、如何存在，是充满争议的。） 若在这种情况讨论「孝」，也算可行。 ----然而，温饱等这种功能、动机面向考量，就不是义务论所着眼之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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