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03年第8期） 谁都晓得，司马迁是史家。 什麽样的「史家」？读陈桐生着《史记与诗经》，不由得不想这个问题。 仅看书名，还以为陈着要讲司马迁如何从《诗经》中「实录」史料。如今的古典学问，大 多不过像钱穆史学，「实录」、爬梳史料。陈着虽有「实录」，却重在辨析司马迁如何赓 续孔子存「王道哲学」的命脉。 从史学史角度看，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是明摆着的：孔子作《春秋》乃赓续《诗》、《书 》，「《诗》亡然後《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书》亡而入於《春秋》 ，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问题是，倘若孔子「作」《春秋》是有王心的人的 「作」法，司马迁「绍法」孔子不也成了有王心的人？ 古代的史家是有王心的人？ 治中国古代哲学的，少有不引徵司马迁，但很少有人专讲什麽「司马迁哲学」——这提法 听起来就别扭。不过，翻开如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种种标准或准教科书，又无不见到 说司马迁的思想或哲学。 怎样一个思想或哲学法？ 据说，司马迁虽师从董子公羊学，「却能保持清醒头脑，不受偏见左右，而是从史实出发 ，实事求是」（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国家教委审定教材]，128页）。於是，司 马迁的伟大思想就是「实录」精神。但孟子明明说孔子「作」《春秋》只是表面上（「事 」、「文」）与「晋之《乘》，楚之《杌》」一样，「义则丘窃取之」。如果不从史「窃 取」「义」，司马迁何以堪称「绍法」孔子？ 权威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司马迁「实录」精神要精致得多，於是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了 不起的思想史位置：司马迁正值「中国封建制社会法典化的划期时代」，那个时候，「中 国的奥古斯丁」董仲舒综合「庸俗哲学」（按指公羊学）和宗教（按指五行灾异说）建立 了「合法思想」，中国思想史从此进入了中世纪，司马迁却能朴素「唯物主义」地站在中 世纪之外，「据理恃智」，坚持「百家的异论殊方的传统」（侯外庐等着，《中国思想史 》，卷二）。但司马迁自己不是说，「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 自然，终归一矣」（《全汉文．悲士不遇赋》）？据说，这话是在「积威约之势」下不得 不说的「隐约」之言，实际上司马迁「激於义理」，敢反「合法思想」。 什麽样的「义理」？司马迁信人不信天，「从人类经济生活方面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 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311页）；甚至肯定「利欲」、批判「 仁义」（祝瑞开，《两汉思想史》，142 页以下）。就这样，司马迁成了「进步」思想家 。 种种奠立当今大学中国思想史教育的「主流」论述对司马迁史学的礼赞，如今可能已经让 人忍俊不禁。不过，尽管不再时兴「唯物主义」、「思想进步」之类的说辞，国朝学界的 中学研究并没有走出「五四新文化」教条；「唯物主义」不过变成了「民主主义」、「自 由主义」甚至「後殖民主义」，「唯物史观」不过被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或者文化研 究的种种「观」代替了。人们热衷追究中国古典思想中种种现代「主义」的蛛丝马迹，再 不然就把思想史还原为社会史，寻找某种思想、某种学问在历史社会中的所谓具体「位置 」——学着艾尔曼找寻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家族」基础。 陈着《史记与诗经》说司马迁思想笔法不同，怎能不让人欣喜？全书二百六十页，凡九章 。第一章辩司马迁习哪家《诗》说的旧案，三至七章辩具体的《诗》说（「四始」说、「 风雅正变」说、「《商颂》为宋诗」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与《史记》的关系， 末两章分别讨论《诗经》与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则的关系和司马迁本人对《 诗经》的论说。 第二章讲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篇幅最长（六十余页），显然乃全书重点。作者首先花了 大量篇幅讨论：有没有孔子「删《诗》」这回事情？倘若有，如何个「删」法？ 孔子是否「删《诗》」，乃经学史上一大案。皮锡瑞《经学通论》说《诗经》，最後一条 即辩论《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删《诗》」说（「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 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史记与诗经》所探讨的问题，可以说承接的是皮 锡瑞对这一经学史问题的总结。 这就把一个大问题推到国朝学界面前：中国古典学问的论题意识究竟当来自现代的种种「 主义」或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论说，抑或源於中学传统的学问问题本身？ 孔子是否「删《诗》」，与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书序》等问题连在一起， 涉及对孔子的历史形象的认证：孔子究竟是素王、还是整理旧故的学究老儒。否认孔子「 删《诗》」、作《十翼》、《春秋》、《书序》，在古人和今人中（前有朱熹、刘克庄， 後有钱穆、冯友兰）都不乏其人。孔子的「删」、「作」，是司马迁第一个总结提出的， 「难道司马迁要与後代的学人开玩笑」（47页）？ 问得好！ 在中国学问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给孔子「作」「传」。记载孔子言行的其实很多，比起不 着文字的苏格拉底，有案可查多了。关於苏格拉底的材料，仅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图、色 诺芬的文学性（而非史实性）描述；小第欧根尼的作传，如今查明也是文学笔法——小第 欧根尼算「第三代犬儒派的代表」，不可当实证史料用。对於找寻「历史的苏格拉底」， 西方的业界人士早就说过，越找越沉入历史的冥暗。相反，记载孔子言论的「史料」，实 在太多且芜杂（孙星衍等辑、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齐鲁书社版一九九八年）。 於是，国朝史家甚至可以「编」成孔子行年，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这「历史的孔子」 仍然不过是百年来国朝实证史学的造像而已。 再说，还原出「历史的孔子」，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就可以废了？ 即便还原出所谓「历史真实的孔子」，仍然与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不相干。《史记与诗经》 承认，如果将《论语》中的孔子面目与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将孔子 「述而不作」改成了「删」述。司马迁是否篡改了「史料」呢？在司马迁笔下，孔子确乎 不再像个「失意知识分子」，而是「制一王之法以俟後圣」的立法者，以致被尊为「素王 」（60页）。但《论语》中的孔子就真的「历史地」真实？不错，司马迁将孔子说成素王 ，是当时一派儒家（公羊家）之言，但当时说孔子的，哪个不属某家？初代儒家已经「儒 分为八」或别为「孔门四科」，哪派的记叙是「真的孔子」？ 追究所谓「历史的孔子」，依赖的仍然是古典文献（作品）。既然所有的古典文献（作品 ）都出於某家之说，今人又何以能据此重构出「历史真实的孔子」？ 为了满足现代实证史学查清「历史的孔子」的「专业」需要，今人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就 不再会去留意古代的某家某派如何言述孔子，以及为什麽某家某派要如此言述孔子。 陈着没有跟着实证史学的历史风向跑。 《史记与诗经》花了相当篇幅探究公羊家如何理解孔子，以便理解司马迁为什麽要如此为 孔子立传。孔子并非诸侯王，司马迁列孔子入只有诸侯王才配享用的「世家」，并在十二 诸侯世家中插入「孔子生」条，司马迁笔法的寓意很清楚：孔子为「素王」（82页）。 如何成为素王？不过用一只秃笔删述六经。〈太史公自序〉将《史记》的学术目的概括为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乃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将经学和诸子之学整 合为一个体系，作为现实政治的指导」（87页）。作者虽然没有直说，结论难免是：《史 记》是继孔子之後的又一次「删述」，司马迁「作」《史记》也是要当「素王」。《史记 与诗经》将看《史记》的眼光带回到今文经学。 「史记与经学」不是新题目，但过去《史记》主要被用作今古文双方攻讦对方的材料。作 者则要「从经学角度揭示《史记》的文化学术渊源」，把《史记》变成经学研究中的一题 ，不仅要突破经学派别论争的窠臼，还要「深切理解司马迁以文化道统为己任的伟大心灵 」（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一九九五年，31-32页）。 司马迁出於、却不囿於公羊家，何况其思想并不亦步亦趋其先师董子。但这不等於说，司 马迁不再是公羊家中人。毋宁说，司马迁是公羊家中最有心按「口传」继承孔子的人。倘 若孔子生在司马迁时代，面对那麽多「百家杂语」，大概也会立志「厥协」异传、「整齐 」杂语。公羊家在司马迁那里，不是守一经之学（董仲舒、何休），而是据公羊子「口传 」的孔子笔法删述史籍。《史记》与《诗经》的关系问题，要害正在於此。司马迁的〈孔 子世家〉分明是他悉心体会孔子使命的表达，有如史家色诺芬「编」的苏格拉底的种种对 话。 《史记》并非一般所谓「史书」，而是素王书。 司马迁自谓作《史记》乃「绍法」《春秋》，既然孔子《春秋》「续诗」，《史记》渊源 当回溯为《春秋》—《诗》。後世的某些大史家（如章学诚）不理会司马迁意图，偏说司 马迁是要续定国史，以「《书》亡而入於《春秋》」的说法抛弃了孟子的「《诗》亡然後 《春秋》作」的说法，构造出《史记》—《春秋》—《尚书》的三段论式史学史传说。如 今，章氏的传说还发展成了这样的现代史学史理论：《尚书》的「以史为鉴」经孔子的「 以史为法」到司马迁成了「以史立言。如此史学史传说，无异於说司马迁放弃了「以史立 法」的孔子笔法。 《春秋》续《诗》抑或续《书》，真的那麽要紧？ 素王搞古诗和古史，不搞哲学。按公羊家说，《春秋》乃孔子当素王书，所赓续者《诗》 也。「总言孔子事，则云定六经，制作六艺，其并称之文，则多以作、修加《春秋》，於 《诗》、《书》、《礼》、《乐》，言删、正」（廖平，《知圣篇》）。这说的还只是孔 子的笔法，问题仍然在於，孔子「删《诗》」与「作《春秋》」是什麽关系？ 《诗》而非《书》才是政教制度（礼制）的基础——「经学四教，以《诗》为宗」（廖平 ，《知圣篇》）。史书的出现，因应礼法秩序的倾覆，续《诗》而非续《书》，意味着「 续」乃重新立法（「以春秋当新王」）。「《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 之删《诗》，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钱谦益，《有学集 》卷十八，〈胡致果诗序〉）。孔子「作」《春秋》「续诗」，「续」的是礼教秩序，因 而是素王行动。 既然孔子以春秋笔法续《诗》意在「立法」而非「立言」，司马迁「绍法」《春秋》，其 意亦当在「立法」，而非「立言」。《史记》笔法意在「立法」抑或「立言」，事关认定 司马迁属於哪「家」。 关於《史记》的八书，向来讼说纷纭。《史记与诗经》不否认，《尚书．尧典》提供了《 史记》「八书」原型，但「八书」之说本为《尚书．尧典》与公羊家结合的产物，「关键 在於汉家改制」（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一九九三年，166-167页）。 这表明《史记》的八书乃赓续孔子的「以史立法」。孔子「作」《春秋》以後，出现了一 系列《春秋》（按孟子说法），「春秋」不再仅指史书，「含义已经由史书而过渡到指代 那些专讲治国大道的政论着作」（《史记与诗经》，59页）。如果说，孔子「作」《春秋 》重在创新，「删」《诗》就是述旧，创新和述旧形式不同，在继承王道传统这个大方向 上，则殊途同归。《春秋》是制定一王之法，「删」《诗》则是为一王之法中的制礼作乐 树立典范，从中正可见出孔子弘扬王道的一片良苦用心（90页）。孔子删述六艺，把习传 的史书变成具有政教法权的经，现代实证史学将经学还原为史学，「经」要麽成了上古史 料、要麽真的成了「断烂朝报」，删述六艺「当一王之法」的精神就失踪了。 司马迁为孔子立传，透露了他对孔子承「先哲王」的理解。司马迁删述史籍的笔法，当从 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既然司马迁立志效法孔子，「厥协六经 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继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以三统论和五德说的 模式论载历史」（85页）。如果仅仅把《史记》当现代意义上的史书来读，无异於掩埋《 史记》笔法所寓「立法」之心——国朝史学一方面费力挖掘地下竹简，一方面辛勤掩埋地 上古书的「良苦用心」。 司马迁既然效法孔子式的「先哲王」（素王），当堪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家。 这就怪了——怎麽没见当今思想史大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到司马迁？大师的 眼睛会不会被某种现代的「主义」史学搞迷糊了？就像其师萨拜因的眼睛看不见修昔底德 在雅典民主时代「作」战争史，赓续荷马的特洛伊战争史诗，同样意在「立法」而非「立 言」，因而是政治思想家？ 二○○○年於深圳—沐猴而冠斋　二○○二年订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史记与诗经》，陈桐生着，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年版，14.00元）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40.112.4.200 ※ 编辑: qilai 来自: 140.112.4.200 (02/25 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