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armida (东岐明)》之铭言： : 简单说一下自己想法。 : 基本上，郑玄以後会有许多古代学者提出对於「格物致知」的不同解释，也是因为 : 他们各自的学究观点。而我文中所言及各家问题，也是引自各家学究之间的相互批 : 判，并非是我独说。 当然不是你独说，但当你选择接受别人对某一家的批判时，那个批判其实在当 下也可以被视作是你所持有的意见了，也就是你选择附和你所赞同的意见。因 此当那个批判本身又受到另外一个批判时，同样地也会对你产生效力。 : 当年我自觉了解後，花了大约半年时间爬梳相关文献，才自信确定无误。基本上， : 我爬梳文献後，认为〈大学〉是西汉时综合先秦思想的着作。「格物」一词，并不 : 见於先秦着作，乃是西汉儒者吸收道家思想的新创词汇。所以「格物」意义，要由 〈大学〉成於西汉，这一点我没有什麽意见。《礼记》成书时代，学术界向来 的主流意见是先秦至汉初，最早可追溯到《隋书‧经籍志》所说的河间献王献 仲尼弟子及後学所记一百三十一篇。其实根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已 将《礼记》归於河间献王所得之先秦古文旧书，可知汉代人已表示《礼记》成 於先秦。而我之所以对成於西汉的说法没什麽意见，是由於彼时无固定之着作 权概念，後人传抄过程有意无意地改字，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 性，我是作了相当大的让步才同意把〈大学〉写定时间定为西汉。而这跟是否 一定要根据佛道文献来解读，完全是两回事。「格物」首见〈大学〉，在此之 前之儒家文献未见，这不等於非得从道家文献来溯源才行。诚然战国乃至西汉 时期，儒家有吸收其他家学问的现象，但是否「必然」表现在〈大学〉，这一 点在你的文章中没有交代，而是很理所当然地直接开始把「格」字丢到一边， 然後从其他非儒家的文献中出现的「物」字来作解释，而不太考虑这些文献中 出现「物」字之处的文脉是否完全等同。事实上你的考证至少蕴涵了以下没有 清楚写出来的前提： 一、〈大学〉是基於以道家为渊源的修养论而成，因此只能从道家思想追溯， 而不可能是儒者自身以纯粹的儒家道德修养历程考量写下的。一旦〈大学〉作 者用了属於个人组织而成的新字汇，就跟儒家没有关系了。 二、只要〈大学〉跟《庄子》、《淮南子》那些道家文献中同样出现「物」字 ，就一定可以用後者解释前者，而不需要顾及这些文献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语境 脉络以及思想背景。 三、心性修养的根源一定只能是超脱的心性境界，绝对不可能是人获得日常经 验的过程中累积的现实道德秩序体会。 四、〈大学〉文字一定要透过董仲舒作品去解释，因为董仲舒就是该篇作者， 而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董仲舒身为儒者，其思想本来就与〈大学〉遵守一定的共 法。此外，〈大学〉写定时间也绝对不可能在董仲舒之前。 至於大家愿不愿意接受这些隐含的前提，是大家的自由。而我不愿意接受的原 因在於这样的立场必须预设太多涉及个人独断而无更多历史根据的想法。 : 道家思想追溯。不过，後来当我发现《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引用孔子所言： : 　『动行不知所务，止立不知所定；日选於物，不知所贵； : 　　从物而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政，心从而坏；若此，则可谓庸人矣。』 : ，便才恍然大悟「格物」一词在先秦西汉时代的文化氛围下，实是不需解释。很明 : 显就是「使心不从物流」之意，也就是我当年了解之义。而《荀子‧非十二子》也 : 说： : 　『是以不诱於誉，不恐於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施》也说： : 　『是故至诚遗物而不与变，躬宽无争而不以与俗推，众强弗能入， : 　　蜩蜕浊秽之中，含得命施之理，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者，圣人之心也。』 : 这些相关引用解说，都已写在【书稿】《正观中道》〈中庸第一〉。 : 数字系统虽然在不同历史文化的发展下，各有不同的表述意义体系，例如罗马数字 : 、阿拉伯数字、中文数字、马雅数字......等。但数字意义的本质是一样的，并不 : 因历史文化而有所不同。人类心性修持的学说，虽然因为历史文化发展而有所不同 : ，但其指涉本质也是一样的。 在阅读思想典籍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思想体悟，进而贯通所有文献，我觉得那 是很好的一件事。只不过这跟笃定「〈大学〉原作者写下这句话时就是这个意 思」是不同层面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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