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所以我们检讨的应该是君主专制本身给无限制君主的过度的权力 : : 而不是检讨儒家体制何以无法在政治实践上对付一个不修身治国的君主 : Z大的结论我并无法赞同 : 儒家思想仍有其保守一面 : 这仍是可以拿来做反省的 : 假如用这样的逻辑来反推 : 那麽政治体制应当永远不变 : 因为在某种政体下 : 就只会有适应而没有挑战的思惟 儒家的「王道」是君主专制吗？ 还是君主官僚共治？（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朱夫子似有此意向） 抑或是君主贵族共治？（西方行政立法分立共治的滥觞） 我认为政体本身只是相关思想的副产品， 所以，检讨古代中国为何给君主「那般」权力（是否「过度」是比较上的问题）， 与检讨古代中国为何无法在政治实践上对付一个不修身的君主，其实只是一体两面。 而各种思想「知识本身」都有其极限（这大概是西方爱智之学发展两千年迄今， 最主要的成果）----如果可以名之为「保守」，那就是吧... 挑战各思想的极限，在知识学术上或许是可行的， 但在实践上呢？ 举例来说，「三权分立」可以说只是「防止滥权」思维下的技术性产物， 历来批判此制者不知凡几，但问题是有实践上更佳的「防止滥权」技术性产物吗？ 不知S大如何看待其中的适应与挑战？ : 儒家思想有其复杂性 : 这复杂性其实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弹性 : 所以有很多现实上的实践 : 如果真的要找到说法来美化 : 也绝对是可以的 : 以孔子对於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态度而言 : 我们一方面可以说 : 这是儒家对政治权力的不热衷 : 因此当然是可以保持读书人的气节 : 但是不免也让人怀疑 : 这样的思惟对於处理政治来说 : 是不是缺乏义务观念的结果 缺乏义务观念!?这点令人怀疑... 至少，这样的说法割裂了儒家念兹在兹的「本分」，乃至於陈荣捷先生强调面向的 「（理一）分（音义同『份』）殊」。 我认为不如说：儒家缺少的，是「制衡」 （在西方，也是启蒙以後才骤变成显学。 甚至，若无英国权力斗争下的光荣革命，不知更待何时方有类似实践上契机。） 至於说，孔子对於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态度， 我认为不该解读为「儒家对政治权力的不热衷」 ----否则孔子何必「有道则见」、「待善沽者」？ 而应解读为「儒家对『无道』的政治权力不热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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