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Chinese 看板] 发信人: [email protected] (清一), 看板: Chinese 标 题: 简述苏轼《论语说》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Oct 21 13:48:13 2005) 转信站: ptt!news.newsmth.org!NEWSMTH 简述苏轼《论语说》 任继癒 宋代三苏不仅是文学大家﹐而且对儒家经典有深刻的研究﹐从他们自己和门人来说﹐自己的学术活动主要不在文学上﹐而在哲学思想上。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就说过﹐“苏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於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淮海集》卷三《答傅彬老简》） 就《论语》这部经典﹐苏轼原有《论语说》五卷﹐但今以不见传本。对於这部书﹐朱熹说﹕“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幸今人卿三祥先生辑《论语说》八十五章。卿三祥先生从各种资料中汇编总集﹐其原文可见《孔子研究》1992年第二期《苏轼〈论语说〉钩沉》。时至今日﹐我才匆匆一观﹐简述其下﹕ 一 卿三祥所辑《论语说》八十五章﹐以今本《论语》篇次为序﹐各篇中都有被解章句﹐而且多少不一﹐没有一篇完整无缺。 其次﹐各章句解说中﹐没有注音﹐解释字句的也很少﹐只有三处。 再次﹐各章句解说中﹐以古论今的也有三处﹐考证的有八处。 还有﹐在所辑《论语说》中﹐各篇的主次﹐即孔子语录的重要篇章和非重要篇章划分的不明﹐从文中来看没有孔子自己总结自己一氶撮惟煄戚悯峆氶憬~谘□焙涂裳灾镜摹笆套板闭碌取? 最後﹐所辑的《论语说》来源甚广﹐有些字句不实或残缺。 这样说明一点﹐就是卿三祥先生所辑的《论语说》﹐并非是苏轼所着《论语说》五卷﹐只是苏轼对《论语》某些章句的解说。尽管这样﹐卿三祥先生所辑﹐正如他在《辑者按》中所说﹐“虽不为完璧﹐而与百家争鸣中亦可窥见苏氏对孔子学说的研究心得。” 二 在这八十五章解说中﹐苏轼解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学术上的兼容并学。苏轼在解说《论语》时﹐注意运用墨、法、兵等各家思想来解说。“弟子入则孝”（《学而》）一章﹐苏轼说﹕“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这里的“兼爱”受墨家思想影响﹐但这种“兼爱”﹐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墨家的“兼爱”。因为在“樊迟请学稼”（《子路》）一章解说中讲﹕“夫樊迟亲受学於圣人﹐而犹惑於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於孔子。孔子知其说之将蔓延与天下也﹐故极言其失而深折其辞﹐”又说﹕“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於尊﹐卑者安於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犹也。”着还是讲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的那一套。这里苏轼说孔子不兼爱﹐只不过是讲儒家的“泛爱众”稍稍扩大而已﹐并不是正真的墨家的兼爱。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苏轼用管仲的话解说云﹕“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孔子的这句话是说如果“士”只是留恋安逸的生活﹐那就不足为“士”了。管仲这句话是说﹐像畏惧疾病一样﹐畏惧权威﹐这样才是“上民”的社会﹔像流水一样﹐遵从人们的心意﹐就是下民的社会。管仲重法而不重人﹐苏轼用这句话来解释﹐是说法由人来定﹐也由人来执行﹐这貉t耸恰笆俊钡慕撞悖□绻□庑┤酥还匦淖约旱陌参＃□澂恢胤ｇ粗卫戆傩眨□遣蛔愠啤笆俊钡摹﹗断□省贰肮苤傥慈屎酢币徽拢□臻□斫□涂鬃佑兴□煌□﹖鬃右晕□牖腹□糯握偌□詈罨崦耍□鹜跞烈模□际枪苤俚墓□汀Ｋ臻□踩贤□庖坏悖□□撬臻□谷衔□□俸龊凸苤俣际侨收撸□皇嵌□恕傲苛Χ□校□鹊麓χ□保□餍舋涞腊樟恕Ｋ臻出慕馑抵屑嬗懈骷业乃枷耄□獯尤鲜度寮冶驹□鲜切胁煌ｕ模□□牵□嫒莶12睿□黾有履谌荩□故鞘□钟幸庖宓摹２还□淞堵塾锼怠分兴臻□故且匀寮宜枷胛□鞯摹﹗　　　　　　　　　　　　　　　　　　　　　　　　　　　　　　　　　　　　　? 2、苏轼的《论语说》中体现了他朴素的辨证思想。苏轼在解说中﹐或正面、或反面、或正反两面角度不同﹐以求解说的明白透彻。苏轼在解说中也用中庸的方法来解释﹐正是正、反、中三方结合的体现。《论语*学而》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苏轼解云﹕“略於丧祭﹐则背死忘生者众﹐而俗薄矣。”他从反面来说明“慎终追远”的重要性。“慎终追远”是首先要求上层和国君去做﹐而“民德归厚”就是上行下效﹐达到“教化”的效果﹐苏轼的解说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道理﹐提示执政者要注意“俗薄”这种现象。在解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苏轼从两方面解﹐一方面说﹐刚强、坚韧、朴实、寡言的人一般是“仁者”﹐“吾以是知刚者之必仁”﹔另一方面说﹐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仁者”﹐“恶之﹐斯以为不仁”。《公冶长》中有一段评微生高的﹐苏轼解说﹐微生高一是“过直”﹐二是“不继”﹐也就是所谓过犹不及的一种﹐故而孔子说微生高“不直”。“子问公叔文子於公明贾”（《宪问》）章﹐苏轼用饮食五味打了个比方﹐但这里他用了中庸的方法﹐他说﹕“饮食未尝无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岋恁憎欓鳓fＲ□扯□□漵形逦叮□仄涔□咭病﹗闭飧觥爸小本褪恰笆手小保□卸染褪瞧湟弧Ｋ臻□谡饧钙□性擞谜□７础18械姆椒ㄋ得魑侍猓□□且圆□鞯览恚□□救嗣俏□饕□康牡模□舱□得魉□摹堵塾锼怠肥俏□瞬□鞯览恚□澂皇亲14艚庾缘摹? 3、解说中也有以孔孟比较来说明问题的。《颜渊》中有“子贡问政”一章﹐子贡问孔子“足食”、“足兵”、“足信”﹐这三样不能同时俱在﹐应保留的是什麽﹖恐慌子强调了“足信”这一方面﹐他说“民无信不立”。苏轼这样解说﹕孟子较礼、食之轻重﹐礼重而食轻则去食﹐食重而礼轻则去礼。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复较其轻重﹐何也﹖曰﹕“礼、信之於食、色﹐如五谷之不杀人。”今有问者曰﹕“吾恐五谷杀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宁食五谷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论也。今答曰﹕“择其杀人者而禁之﹐其不杀人者勿禁也。”五谷安有杀人者哉﹖此孟子礼食轻重之论也。 苏轼指出孔孟的不同﹐孔子去食存信﹐强调了“信”﹐而孟子重在比较。较清楚的解说了“民无信不立”的论断。同样在《子路》中有“言必信﹐行必果”即“子贡问曰”一章﹐苏轼这样解释﹕立然诺以为信﹐犯患难以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固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非孔子所谓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诺﹐而言未尝不信也﹔不犯患难﹐而行未尝不果也。 而且苏轼还联系上面所说的那一章﹐说﹕“今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信之渐﹐非孔子去食﹐去兵之意也。”苏轼指出孟子并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意思﹐在“大”和“小”上﹐颠倒了﹐以至於错误的认识﹐“胫胫然小人哉”﹐是说“小人”“言必信﹐行必果”﹐而“大人”不必如此﹐实际上孔子的意思是说即使“小人”也是如此﹐不要说“大人”了。 《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章﹐苏轼比较了孔子的“人性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的观点和孟子“性善论”。 从这些比较中解说《论语》﹐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孔子的观点和孔子的学生们的观点﹐同时还可以从这些比较中﹐看到儒家学说的变化和发展。孟子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开拓﹐有其好的一方﹐也有不好的一方﹐并将儒家思想引向理想主义的一方﹐但也可以说他将儒家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深﹐越来越远﹐关於人的学说越来越广。 4、不盲目迷信“圣人”﹐敢於揭示圣人的“不足”。在解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学而》）一章中﹐苏轼说﹕“故曰﹕下学上达﹐虽孔子亦然。”说孔子是圣人也要“少而习之﹐长而行之﹐务以诞相胜也”的﹐并不是天生就什麽都懂﹐圣人也要像一般人一样学习生活。《学而》“父在﹐观其志”一章﹐苏轼解释说﹕“可改者不待三年。君子之丧亲常若见之。虽欲变之﹐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父之道。”苏轼是不赞成这种“孝道”的﹐他强调的是理由﹐所以说﹕“可改者不待三年”﹐“虽欲变之﹐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父之道。”《阳货》篇中记载了宰我的一段话﹐他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宰我说的是一种变化﹐是要符合随现实变化的“礼”的变化。苏轼和宰我的解释是一样的。《为政》“思无邪”章﹐苏轼指出“思无邪”在《诗经》原文中并没有什麽实际意义﹐只是孔子断章取义﹐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的。 孔子对於子产的评价苏轼也有异议。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苏轼认为“此言无得子产之实。盖子产虽未能与先侳@□蹋□灰嘤欣穹ㄒ越□浒□□豢晌饺□藿桃病﹗比寮已□呙侨衔□硬□拔藿獭保□蛭□硬□谥９□苹稻□镏疲□□淌椋□□浴独窦恰分兴担骸白硬□□谥□敢玻□苁匙樱□澂荒芙獭﹗闭飧觥安荒芙獭彼得魅寮已□叨宰硬□奶□龋□□哉飧觥安荒芙獭彼臻□岢隽艘煲椤Ｋ□担□硬□摹敖袒□焙拖韧醯摹敖袒□辈煌□□□荒芩挡皇且恢帧敖袒□薄﹗蹲蟠□分杏姓庋□妇浠埃□ㄗ硬□凑□┘叭□辏□ㄖＨ耍╤炙兄□唬骸拔矣械茏樱□硬□谥□Ｎ矣刑□耄□硬□持□Ｗ硬□□溃□□渌弥□俊本褪且桓雒髦□? 苏轼在解说中提出与圣人不同的看法﹐而说明其理由﹐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与苏轼儒、道、释三家兼治的学说观点是一致的。 5、苏轼解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说理性强﹐推理比较严密。苏轼用朴实辨证思想﹐从正、反、中三方来解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苏轼还用比喻的手法﹐运用他十分高明的文学手法说明问题。前面提到《宪问》中“子问公叔文子於公明贾”一章﹐苏轼用饮食无味作比喻解释。 可以说明这个特点的﹐是苏轼对“乡愿”（《阳货》）一章的解说﹐苏轼说﹕以其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贼”。孟子曰﹕“一乡皆称原人﹐无往而不为原人。” 与中庸相近﹐必与狂狷相远。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乡愿者﹐未尝进取而无所不为也。狂狷与中庸相远﹐而孔子取其志之强﹐可以引而进於道也。乡愿与中庸相近﹐而夫子恶之﹐恶其安於陋而不可与有为也。古之所谓中庸者﹐尽万物之理而不过﹐故也曰“皇极”。夫极﹐尽也。後之所谓中庸者﹐循循焉﹐为众人之所能为﹐斯以为中庸矣。 此孔子、孟子之所谓乡愿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谓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贼也。”孔子、孟子恶乡愿之贼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见之。狂者又不可得﹐欲得狷者而见之﹐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乡愿﹐是以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以受中庸也﹐孟子、子思之所受中庸者也﹐然皆欲的狂者、狷者而与之。燃则淬励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者贤也。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而後天下可为也。 他首先讲“乡愿”这种好好先生行事﹐好象是行中庸之道﹐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行事标准与中庸看似相近﹐实质上相去甚远﹐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不从存在论上去讲﹐易入形下世俗的权宜圆滑。中庸之道的深层本质在於‘用中’﹐即‘致中和’﹕致用其本心之诚﹐而至於太和之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乃至民胞、物与。其余涵义﹐均须由此出发”（这是一位老师在我谈中庸的文章後面的评语﹐加在这里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三 苏轼在其解说中﹐也有很有新意的。 《里仁》子曰﹕“人之过也﹐各於其党。观过﹐斯知仁矣﹗”章﹐苏轼从“彼其观人也﹐亦多术矣”出发﹐认为此章“自孔安国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也”。苏轼认为“功者﹐人所趋也﹔过者﹐人所避也。审其趋避﹐而起伪见矣”。这里强调了“过”﹐就是人所避的事物和行为﹐运用这个“过”来判定这个人的善恶、好坏。苏轼说﹕“委之以利﹐以观其节﹔乘之以狎﹐以观其量。侍之以独﹐以观其守。惧之以敌﹐以观其气。”苏轼认为从“人所避”的和“人所趋”的事物和行为之中﹐观其的本性﹐从正反面来知人﹐但强调了反面作用﹐认为﹕“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後其仁可知也。”就是说这一章的义疏。 《里仁》中“忠恕之道”一章﹐我也解过﹐按我的说法﹐是这时候的曾子还在孔子的私学中学习﹐从学术上并没有独立出来﹐所以说这时候的曾子﹐思想还不成熟﹐以“忠恕”来说明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并不准确。苏轼也认为“忠恕”并不能说明这个“一以贯之”者﹐他说﹕“一以贯之者﹐难言也。虽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问。”他解释说曾子所讲的“忠恕”是近似於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的﹐虽不准确﹐但也并不超出范围。所以以此使其余弟子知道﹐也无不可﹐“虽然﹐论其近似﹐使门人庶己知之﹐不亦可乎﹖”曾子也知道“忠恕”是不足说明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的﹐但为了不使弟子们胡思乱想﹐所以告知以“忠恕”。在《卫灵公》中也有说“一以贯之”的﹐苏轼解释﹐对於其“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麽﹐没有说﹐但在此章的解说中提供了一条路径﹐就是﹕“盖尝术之於六经﹐至於《诗》与《春秋》之际﹐而後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就是说从六经中提取出来“一以贯之”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苏轼仅存的〈论语〉解说中﹐最好的就是解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一章。苏轼用《易传*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来解释“性”的善恶问题。苏轼认为“成道者性而善继之也”﹐人成道﹐做圣人之後﹐“善”就会随之而来﹐但是这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性”﹐这如同万物与阴阳的关系﹐“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性”和“善”的关系﹐特别强调用“善”来代替“性”是不可以的。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个“性”﹐在人成为圣人之後﹐体现为“善”。“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这就是说“性”是无形的﹐不明显﹐但不能说没有﹐而“善”是有形的﹐同样“恶”也是有形的﹐这种无形不能为茼瘨铟戚昵窖蒘矷捻瓷撒峞敌m拥男陨坡酆蛙髯拥男远□郏□约把镄鄣男陨葡嗷□鄱希□际遣徽□返乩斫饪鬃佑□嫉牟□铩Ｋ臻□衔□□鬃印靶韵嘟□玻□跋□兑病保□撬怠笆剐钥梢晕□□啤钡摹Ｖ劣淞拔ㄉ现怯胂掠薏灰啤保□臻□倭艘桓隼□樱涸唬骸坝暧谔□撸□□玻涣饔诮□樱□钣诳簿□□嗨□玻换□□□磕嗾撸□嗨□病Ｖ改嗤慷□嫒嗽唬骸笔怯兴□□浴﹗□梢病Ｔ唬骸拔峤□蚱淝宥□□□﹗□虿豢伞﹗笔侵□缴现怯胂掠薏灰啤? 这里说雨水、河水、井水、泥水之中都有水“性”﹐但并不是都能喝﹐能喝只是水“性”的一个表现而已﹐这如同人的“性”和“善”一样。苏轼认为﹕“夫苟相近﹐则上智下愚﹐曷为不可移﹖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引《论语集释》引王阳明《传习录》问﹕上智与下愚如何不移﹖先生曰﹕不是不可﹐只是不肯移。也就是“ 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 除此之外﹐还有﹐但不一一指出。同样苏轼解说中还有一些错误解法。 《为政》“子张学干禄”一章﹐苏轼说“教之以不求而自至也”﹐是不对的。孔子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实际就是讲儒家做官的一种行事方法﹐并不是苏轼所谓的“不求而自至”的。我看孔子所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是针对子张平日的言行而因材施教。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後进异同考”中说﹐子张终生未出仕﹐平生只见鲁哀公一次﹐“干禄”为“千禄”之误。并且赵先生还考证“千禄”与“百福”相对应﹐这样说来﹐孔子後边的话就有了问题。我看“干禄”并非“千禄”之误﹐子张这时应在孔门学习。 《雍也》中“宰我问曰”一章﹐“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苏轼解的有误。苏轼说﹕“其余则使人拯之。要以穷为所至而已。”苏轼并没有解释这个所谓“陷”和“罔”。他说﹕“杀其身﹐无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为也﹐”又说﹕“惟君父在险﹐则臣子有从之之道。”上升的君臣关系上。实际上﹐孔子回答的是要说明“仁人”﹐并非笨蛋﹐可以随意欺悔陷害﹐因为“仁”中即有“智”﹐只有“智者”才有可能成为“仁人”。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於老彭。”（《述而》）章﹐苏轼解释说﹕“自生民以来至於孔子﹐作者略备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是不正确的。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中说﹕“孔子梦周公﹐重礼制﹐信而好古﹐的确是古代氏族传统的顽强继承人和护卫者﹐孔子对此是自觉的。但任何的‘述’中都有‘作’﹐孔子以‘仁’解‘礼’﹐便是‘作’。实际上孔子是‘述而又作’。‘述’者‘礼’也﹐‘作’者‘仁’也。作是为了‘述’﹐结果超出了‘述’。”李先生解释的很有意思。 《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章﹐苏轼解释说﹕“古者作礼﹐视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则脱骖於旧馆人﹐及其无﹐不舍车於颜渊。”实际上此章﹐是说孔子重礼﹐而且非常自觉的守礼。孔子是鲁国的大夫﹐出行不能没有车﹐为了守礼所以没有讲车送与颜路﹐即使是为了自己最心爱的弟子。并非是苏轼所说的“视其所有”。至於“脱骖於旧馆人”之说﹐据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古代丧事﹐要送车马布帛之类的东西﹐表示自己的同情、悲哀之情﹔孔子“脱骖於旧馆人”﹐就是这种礼﹐颜回死了之後﹐孔子已经送了东西﹐只是颜路因为悲伤过度﹐又“请子之车以为之椁”。 四 从这八十五章《论语》解说中﹐可以看到苏轼论人的部分观点。 苏轼认为人生来﹐并非是性恶性善的﹐而是可以“使性可以为善”的。人生来﹐由於“物欲之蔽﹐而失其本心﹐流於恶。虽利在耳目之前﹐然恶在岁月之後也”﹐也就是说因为人们的欲望而隐盖了其本来的“人性”﹐为利所诱﹐所以“流於恶”﹐这种人虽然眼前有利﹐但後患总要来到。当然也有不为“物欲之蔽”﹐行善的人。 苏轼也认为﹐判定人是善是恶﹐要“论人以其大者”﹐因为“小人有幸而中於善﹐君子不幸而入於恶﹐然终不可以易其人者﹐所以自为之者非也﹐”就是说﹐好人有时也做一些坏事﹐坏人有时也做一些好事﹐所以并不能从许些事上来看人﹐而要“论人以其大者”。苏轼又说﹐要知其大者﹐其方法是﹕“君子之观人也﹐必於其所不虑焉观之。其所虑者容有伪也。虽终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则必有备虑之所不及者矣。”这里苏轼论人从人平日所虑不到的地方来着眼﹐从微小的方面来着眼﹐这样就会在长时间内发现缺点﹐而认识到这个人本身。苏轼论人时﹐认为“自治而後治人者也”﹐就是“治人”先“治己”。 在“自治”中﹐苏轼认为应该是“少而习之﹐长而行之﹐务以诞相胜也”这样的治学之道﹐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互相取长补短﹐“养於学﹐游於艺”。 从《论语》说中的只言片语中看苏轼的学说远远不够﹐而从此可见苏轼解经水平的一斑﹐可见研究苏轼的学说思想和蜀学是很有意义的。 -- 悲夫﹗古书之不存。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166.111.7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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