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王朝和列国官制 　　西周的六卿首领﹐春秋时称为“正卿”或“塚宰”﹐也有称为“相”。正卿尚有一、二副贰﹐称为“介卿”。东周王朝的执政正卿﹐开始是郑伯﹐至隐公八年（前715年）後﹐是郑伯和虢公﹐郑伯为主卿士﹐虢公为右卿士。至桓公五年（前707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从《左传》行文看﹐大概右卿士的地位高於左卿士（中原各国尚右﹐南方楚国尚左）。从此以後﹐虢、周二公并掌周政。到了僖公五年（前655年）﹐虢国灭﹐虢公丑奔京师﹐自此﹐虢公也失政。下一阶段周室的执政者就是周公。以後周公又与王子虎、王叔桓公等同执周政。至春秋後期﹐周政权才落在单、刘二氏手中。这两人也是王期的右、左卿士。 　　《周官》首列“天官塚宰”﹐其僚之首称为“太宰卿”﹐下列太宰的职司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这很清楚地说明了太宰就是相职。但太宰这个官﹐从春秋中叶以後﹐地位就逐渐下降了﹐这大概是春秋後期周王室公室地位下降的缘故﹐因为太宰本身是王室公室的家宰﹐王室衰落﹐其家宰自然地也随之失去了控制权。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重要职官是司徒、司马、司空﹐其次为司寇﹐这些是掌管诸侯朝政的官。司徒治民﹐“司”是掌管、“徒”是徒役﹐指服军役和各种劳役的民众﹐司徒治民事﹐掌户籍﹔司马治军﹐战国以前重车战﹐兵车用马拉﹐每辆战车用四匹马﹐中间两匹称“服马”﹐两旁称“骖马”。马在车战时代起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以“马”命官﹐掌管军事的官就称司马。司马的佐助称为少司马。主管养马的校人（或称校正）是司马的属官﹔司空管土地﹐主要职责是测量土地的远近、辨别土地的好坏﹐以便授於民众耕种﹐并编定赋税的征收数额﹔司寇﹐掌管刑狱诉讼﹐治寇盗。这些官称在中原列国多有设置﹐其职司也大同小异。主管刑狱的官还有称作理、士、大士、尉氏等。例如晋国的栾盈在国内斗争失败後逃往楚国﹐他路经东周国境时﹐遭到了抢劫﹐因此要求周王给予保护﹐不然就要归罪尉氏。“尉氏”当是後世“延尉”一名之所本。 　　鲁国﹐据《左传‧昭公四年》载﹐杜泄对季孙说﹕ 　　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 　　由此可见﹐鲁三家实际掌握了司徒、司马、司空三个要职。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季孙对臧武仲说﹕ 　　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 　　这说明臧武仲为司寇﹐其职次於“三司”。後来臧氏衰败﹐孔子曾一度为鲁司寇﹐地位仅次於三司﹐所以他有资格陪同鲁定公到夹谷会见齐景公。据说他在司寇任内曾诛杀了与他作对的少正卯１。其实这事恐不可信﹐“少正”本是官名﹐但春秋时鲁国并无此官。孔子是春秋後期人﹐出身於非贵族家庭﹐他当上司寇这样的要职﹐反映了当时的等级制和世官制已开始动摇了。 　　宋国﹐据《左传‧文公八年》载﹐有“六师”之制﹕ 　　公子成为右师﹐公子友峞乐蛅F□衷□□韭恚□□拥次□境牵□□□挛□究堋? 　　“司城”就是“司空”﹐因宋武公名司空﹐避其讳﹐故改司空为司城。其後﹐宋分司寇为“大司寇”、“小司寇”﹐又增设“太宰”、“少宰”等官﹐事见《左传‧成公十五年》﹕ 　　於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太宰、鱼府为少宰。 　　太宰在西周的地位很高﹐春秋时除早期的东周王室﹐晚期的吴国还有一定地位外﹐在其他国家都不是要职。宋国虽增设宰官﹐但位在六卿之後﹐又不是卿爵。宰职本是王室家里总管性质的官﹐到春秋时期﹐它的地位下降﹐正反映了治事职官和臣仆或宫廷内官的分职。至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宋国六卿排列次序为﹕ 　　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卬为大司徒﹐乐祁为司城﹐仲几为在师﹐栾大心为右师﹐乐挽为大司寇﹐以靖国人。 　　右、左师的地位降於“三司”之後。此後﹐由於时世不同﹐六卿权力的轻重也随之而变换。至哀公二十六年﹐又以右师为首﹕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於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 　　宋国的所谓“右师”、“左师”﹐可能就是右左二卿士﹐相当於後世的右、左二相﹐所以﹐僖公九年（前651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且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成公十五年﹐华元执政﹐即任右师之职﹐向戌也曾以左师听政。 　　郑国也设有“六卿”﹐但官职不尽一致﹐《左传‧襄公二年》说﹕ 　　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於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 　　《左传‧襄公十年》云﹕ 　　於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又在襄公二十二年ㄒv?551年）提到“少正公孙侨”与晋人对话之事。从这些记载可知﹐郑国的所谓“六卿”官称应是“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以及“少正”。 　　晋国的执政官多为军职。《左传‧闵公元年》载﹐晋献公时有二军﹕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 　　这种君卿共掌军师之制﹐与春秋初年六国相同。至晋文公始作三军﹐立“元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侯兴师救宋说﹕ 　　於是乎蒐於被庐﹐作三军……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於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 　　让於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所谓“元帅”﹐也称将军﹐就是中军将﹐元帅、将军之名实始於此。中军将是军中最高执政官。春秋列国军政不分﹐晋文公六年（前631年）﹐赵盾将中军﹐“始为国政”﹐这就是说﹐中军主将执国政﹐为诸卿之首。晋三军将佐都是卿。成公三年（前588年）十二月“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这就是说﹐凡是掌军职、地位较高的都可以成为执政官──卿（列国官制大体如此）﹐这可作为文武不分、军政合一的佐证。在各军将佐之下设有军大夫﹐军司马﹐军司空﹐侯庵等官﹐分别掌管军中政事、军纪、道路修建、侦察敌情等事。 　　晋国在成公时﹐以卿的长子为公族﹐并设公族大夫以教育公族﹐以中军元帅治民治军。司马、司空的地位比其他国家低﹐司马只掌管军中法纪﹐而不是统兵之官。这是晋国职官与其他国家不相同的地方。司空除管军政﹐也管民政﹐其职司与列国相同﹐主管筑城及其他土木建筑。例如庄公二十六年（前668年）士■因有新功﹐由大夫升为大司空。献公则命他主持增筑绦城﹐修建公子重耳、夷吾封地蒲城与屈城。 　　春秋列国在治事众官之上﹐有一人总领全国大政﹐各饱戚撩J煌□□撼莆□爸凑□保□嗟焙笫赖南嘀啊Ｋ□怯晌髦芡砥诘闹凑□涫路17苟□吹摹６□ｅ□闹芡跏遥□诖呵□跄昊钩莆□扒涫俊保□罄从忠蕴□拙哟宋弧＝□□莆□芯□□□□９□莆□惫□□牍□诰肮□痹□欢瘸莆□唷﹗爸凑□闭叩木粑唬□话闶钦□洌ａ虺莆□掀洌□□皇窃谄刖肮□惫苤僦凑乒□□□粑□虑洹Ｕ馐且蛭□胗泄□稀８呤隙□洌□芍芴熳铀□□欢□苤傥□腹□□危□渚粑晃□虑湟员硎酒□灾芡醭□淖鹬亍﹗爸凑□庇幸弧６□讼逯□□缬仪涫坑凶笄涫肯逯□□蚁嘤凶笙□逯□□□子猩僭紫逯□? 　　东周王朝及列国君主近身还有一批专为私人服务的官员﹐这类官列国大体一致。如太师、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师、傅、保﹐太子即位为王﹐他们就被尊称为太师、太傅、太保。这类官在西周时地位很重要﹐执掌国政﹐被称为“三公”。春秋时﹐各诸侯国不设太保一职﹐而太师、太傅多属美称﹐并没有实际权力。又如膳夫﹐本是掌管王的膳食官﹐西周时却可以担任王命的要务。春秋初年﹐东周王室膳夫的爵位还是大夫﹐地位不算低﹐但其他侯国掌管膳食的官﹐则不见有执行重大政治使命的事。西周实行宗法制﹐宗伯是王朝的重要职官﹐而春秋时只有鲁国设宗伯﹐其职掌是祭祀时掌神主位置的排列﹐其他侯国只设宗人﹐为国君掌管祭祀﹐并向神灵祷告﹐所以有“祝宗”之称﹐地位不很高。这些职官地位的下降﹐是朝政治事官与宫廷内官分职的结果。这种分职是春秋时官制的一大变化﹐反映了统治机构日趋完善﹐设官分职更加细密的情况。 　　在君王左右还有一种专掌书记文籍典册的官﹐称为“史官”﹐《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曹刿谏鲁庄公﹕“……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後嗣何观﹖”这里所说的“君举必书”﹐就是史官的职责﹐鲁成公二年（前589年）﹐周定王破格接待晋国史臣巩朔﹐事後定王派人告诉史官﹐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载入史册。可见君王的言行﹐都有专人记录。西周时﹐史官有太史、内史之分﹐内史专掌册命之事。到春秋时﹐除东周王室外﹐其他侯国只有太史兼掌册命﹐而不设内史之官。史官为了记载的真实性﹐往往秉公直书﹐不畏权势。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崔杼专权﹐杀死国君齐庄公後﹕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段记载说明了春秋时期的史官﹐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大无畏精神。还有一种掌管占卜的人﹐也称“史”﹐如襄公九年﹐“穆姜（襄公祖母）薨於东宫﹐始往而筮之……史曰……”。这种“史”不是指太史或内史﹐而是指掌管卜筮的官。这种官又称卜人或卜士。 　　此外﹐国君宫内的日常事务﹐则由一种仆大夫掌管﹐君臣之间的意见常由他上通下达。这种人很容易假君命而擅权﹐如《哀公二十六年》载﹕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 　　这个大尹就是掌管通达君臣意见的仆大夫。他竟敢不将臣下的意见通达给宋景公﹐还以自己私意作为景公意见下达给臣僚﹐致使宋国六卿三族都受其摆布。後来事情败露﹐才畏罪潜逃楚国。 　　在列国宫中还设有乐官﹐称师、太师或舞师﹐掌管祭祀﹐宴飨﹐朝会的乐舞。又设府人、廪人﹐掌管国君的财物。府人掌金玉玩好﹐廪人掌粮禾米物。国君的後宫﹐由司官掌管﹐司官或称为巷伯、寺人、竖等﹐都由阉人充任。 　　春秋时期中原侯国的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国野制。所谓“国”﹐就是指国都附近地区﹐“野”就是指农村﹐把郊区和农村的居民按什伍制组织起来﹐各级设官管理﹐据《国语‧齐语》载﹐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参国伍鄙”制﹐在国中以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乡良人﹐爵为大夫。国中有二十一乡。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是国中的四级官制。在野鄙中以三十家为邑﹐设邑有司﹐十邑为卒﹐设卒帅﹐十卒为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属﹐设属大夫和属正长各一人。全国分为五属。邑有司﹐卒帅﹐乡帅﹐县帅﹐属大夫﹐属正长是野五级官制。 　　国野制在西周时期就已推行过。春秋以後﹐各侯国又相继设县﹔至春秋末﹐晋国在县下又增设郡。春秋时郡比县小﹐这与战国以後的郡统县的地方制不同。在春秋中、晚期﹐许多县成为国家的地方政权组织。例如晋灭祁氏﹐羊舌氏後﹐分其田为十县﹐每县由国君派人治理﹐称为县大夫。县大夫下设有县师、司马、司寇（其职掌与中央政权中的司马、司寇相当﹐只是管辖范围不同）。县本来设置在一国的边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守。至春秋中晚期﹐内地也设县﹐如晋国就曾在旧都绦（今山西翼城县）设县﹐称为绦县﹐由於县的大量设置﹐就逐渐取代了国野制﹐县郡官吏也就成为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吏了﹐到战国时期﹐国野制也就不存在了。 　　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有大片的封地﹐也有宗族组织﹐这种宗族组织被称为“家”﹐春秋时期这些“家”族组织大大膨胀起来﹐有很大的势力。鲁国的“三桓”（即鲁桓公三儿子之後）就曾两次瓜分公室。晋国的六卿﹐势力也很强大﹐祁氏、韩氏各拥有七个县﹐大夫羊舌氏也有两个县﹐据《左传‧昭公五年》载﹕“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九县能出九百辆兵车﹐说明每县都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县。此外﹐宋国的戴、桓八族﹐郑国的“七穆”﹐都是大家﹐都拥有大片的封地﹐控制着大量的人口﹐实际上他们的“家”中已建立起一套政治机构﹐是国中之国。这种“家”﹐可视为一国中的地方组织﹐总管一家政务的称为宰﹐宰下有各种官吏﹐分掌各种事务。《论语‧子路》载﹐孔子的学生仲弓就曾任过鲁国季氏的家宰﹐他向孔子请教为政的办法﹐孔子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可见家宰权力不小﹐可以任免官吏。《论语‧先进》说﹐子路为季氏家宰时﹐就任命子羔为费邑宰。“家”的下面﹐还分设有若干邑或县﹐并设有各种职官。《定公十年》载﹐鲁国叔孙氏的郡邑就设有邑宰（公若为之）﹐马正（公南为之）﹐工师（驷赤为之）等官。春秋晚期﹐这类家臣的人选已不限於本宗族的人﹐有时也不限於用本国人。例如阳虎﹐本为孟氏後﹐而作季氏家宰﹐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虎畏罪逃奔晋国﹐赵简子迎而相之。子路作了鲁国季氏宰後﹐又到卫国作了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并於哀公十五年为孔悝之难“结缨而死。”齐国的鲍国﹐跑到鲁国作了施孝叔家臣。这种家臣、家宰不受出身和等级的限制﹐如子路、仲弓、冉有、子羔等人出身均较低微﹐都先後做过家宰、邑宰之类的官。春秋晚期﹐家臣的俸禄多为领取实物﹐主子对家臣的任免去留也比较自由﹐他们之间基本上是个人的主从关系﹐由这种关系而逐渐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任官制度。到了战国初期﹐一些强家起而取代了国君﹐成为诸侯後﹐这些家臣就变成了国家的官吏。这时﹐家臣与主人间的主从关系﹐就成了新国家官僚制度的基础﹐这样﹐从西周以来盛行的等级制、世官制﹐就被一种新的、适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 ||| || ||| | || ||||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