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六） 买《太平广记》记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 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二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滦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A收入本书中的《耕堂读书记》（六）、（七）、（八）、（九）﹐在《〈孙犁文集〉续编三》中原为（一）、（二）、（三）、（四）。其中《买〈太平广记〉记》为本书编者辑入。──编者注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後﹐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五元。 对於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後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木夹﹐共八套﹐六十四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整﹐只是纸张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後﹐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於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蜪y渴椋□衣蚴保□矍□□嗽□? 这种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十函﹐六十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一百元。 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後﹐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後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於早市冷摊﹐精於版本之学。 　　　　　　　　　　　　　　　　　　　1980年12月 买《王国维遗书》记 一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金梅同志代购《王国维遗书》一部﹐共十六册﹐价二十六元。此书系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原印本影印。 我在中学读书时﹐曾买商务排印本《宋元戏曲史》一本﹐系读王氏着作之始。稍後买《人间词话》﹐朴社所印。这些书都已於战乱中遗失。 进城後﹐为弥补此缺﹐先买《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一册﹐包括王氏戏曲研究着作八种﹐只缺《曲录》﹐中国洈涳n霭嫔纾□痪盼迤唚瓿霭妗﹕笤诒本╖□彩谐【墒樘□□□咦啊锻踔翼ｕ□攀椤肥□□幔□虿恢□□瘢□衣羌郯海□锤椅式蚨□埂? 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影印《观堂集林》出版﹐购买一部﹐共四册﹐也是根据商务所印全集本﹐但删去诗词杂文二卷﹐另加别集中考证文字二卷﹐以为“王氏所作关於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学、音韵学等重要论文﹐大体已包括在内”。 今查所删诗词杂文二卷篇目﹐不只诗词﹐有关王氏生平身世﹐思想见解﹐颇为重要﹐且与所作研究﹐所成学术﹐有密切关系﹐可以互相参稽﹔即杂文中﹐有很多篇﹐就是有关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文章。我以为中华本《观堂集林》所以要删除这些文字﹐是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下﹐见到其中有些涉及逊清“帝室”的文字﹐认为是封建糟粕﹐不得不删。其实﹐研究王国维的东西﹐避开这些是不应该的﹐是不可能的。 另外﹐中华本的《观堂集林》﹐还删去了罗振玉和蒋汝藻的两篇序文﹐理由恐与上述同。但一部大书﹐缺少了序﹐一开卷便是光秃秃的正文﹐读起来是不方便的﹐也会减少兴味的。蒋序没有什麽学术价值﹐罗序还是可以一读的。此外﹐中华本有断句﹐但水平不高﹐我能读断的﹐断者亦断﹔我不能读断的﹐断者亦阙如。如此﹐实可不断也。 此後﹐在我大买旧书的期间﹐又买到一本线装的《观堂外集》。薄薄一册﹐首列所译斯坦因《流沙访古记》﹐主要记斯氏攫取敦煌石室宝物经过。次为“丙午以前诗”。再次为“人间词”。系罗福成辑印於天津者。 因为早已购置了以上的书﹐这次再买遗书之前﹐曾有踌躇。以为所缺者﹐当系考古研究方面的专门着作﹐对自己用处不大﹐但窥全之念又甚切﹐终於买了。 二 我的藏书中﹐有一本罗振玉撰写的“丁戌稿”。其中有关王国维的文章共有四篇﹕ 《王忠悫公遗殒躂e罚弧逗Ｄ□踔翼ｕ□□罚弧锻踔翼ｕ□鸫□罚弧都劳踔翼ｕ□摹贰? 《序》为罗氏所刊王氏《遗书》的序言﹐中记王国维佚事二则﹐以证明“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者。 《传》记王国维幼年聪明﹐“读书通敏……年未冠文名噪於乡里”﹐“再应乡举不中﹐乃致力於古诗文”﹐中日战役後﹐汪康年创办《时务报》﹐於上海﹐王国维为了生活﹐给他司书记。後罗振玉创东文学社﹐王往就读。後又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因病归国﹐於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伦理诸学科。成名後﹐在清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革命﹐又东渡日本。在日本﹐初仍治东西洋学术﹐复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韩图（王氏译音为汗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此时罗振玉认为尼采诸家学说﹐流弊滋多﹐劝他放弃所学﹐“反经信古”。 王“闻而憬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咸摧烧之。” 我读到这里﹐有两种感想﹕一是罗振玉的复古思想﹐改变了王国维的学习进程。如果不是他这种倒退主张﹐王国维的学术道路﹐还可能向更新更进步的方向走去。应该说明﹐这时王国维是“携家相从”﹐在生活和别的方面﹐可能要仰仗罗振玉﹐所以他这样听从罗的话﹐并表现得这样坚决。二是﹐从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国维的性格﹐有些病态﹐即所谓“狂易”﹐这对他後来的结束﹐是一脉相连的。 罗振玉接着叙述﹕“公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於往岁予所赠诸家书﹐予又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三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外学者移书论学。” 後来王国维归国﹐给退位而仍僭居皇宫的溥仪﹐“供奉南书房”。“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後来“值宫门之惇{□□□魅璩妓乐□澹□□猿辽裎涿庞□诱□□□圆还□啊薄? 这又说明﹐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以前﹐他已经有过这种表现了。然罗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语。“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则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尽之说﹐亦为有因矣。 《别传》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介绍王国维的《论政学疏草》。这篇疏草表现了王国维对世界形势﹐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见解﹐看来非常重要。他认为“西人之说﹐大率过偏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与民休息之术﹐莫尚於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於周孔”。因而排斥新说﹐主张传统。但此疏是由罗振玉转述﹐意义恐还有些出入。 我想﹕这是给“皇帝”上言﹐王国维也得选择一些投合口味的话。又因为他的职务所在﹐他的立论﹐也必须设法维护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王国维当时心里的话﹐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脱的困难﹐这些都会加深他的痛苦﹐促进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无味的﹐是最後一篇《祭王忠悫公文》。开头说﹕“海宁王忠悫公﹐既完大节﹐事闻﹐天子哀悼﹐群伦震动。 其友罗振玉为位以哭﹐复至都门经纪其丧。”紧接着说﹐当年王国维如何“暗然无闻於当世”﹐罗如何“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以後王“蔚然成硕儒”﹐两人一同“供奉南斋”﹐“十月之变”﹐如何“约同死”。罗振玉说﹕他自己“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这次老友故去﹐本应也决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恩泽。”就是说﹐怕别人议论他﹐也想得到王国维死後的好处﹐所以又不死了。王国维得到什麽好处呢﹖不过是流亡皇帝的“予谥忠悫﹐派贝子致奠﹐给陀罗经被﹐并赏银二千元治丧”而已。这真是疵鴩f还说摹澳┤乐□佟绷恕? 对於罗氏﹐所知甚少﹐其於古籍文物﹐似亦颇有搜罗传播之劳绩。然读此文後﹐深感此公之无聊﹐扭捏作态﹐自忘其丑﹐虚伪已极﹐恬不知耻矣。 三 其实像罗振玉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自杀身死的。 当时围绕着退位皇帝﹐分得一些好处的所有遗老遗少﹐都不会为了皇帝蒙尘而死去。但像王国维这样的书呆子却自杀了。 在闹剧一般的﹐重温旧梦的肮脏一群中﹐增加了一点悲剧性质﹐直到现在还为一些崇拜王氏学术的人们所萦念。所念者自非仅是王氏的学术﹐也是他的天才横死的不幸了。 王国维的学问﹐在当时一辈人中﹐可以称得鸿博浩瀚。在阅历方面﹐他曾到日本留学﹐也能以英文译书报。对於国内外重大政治动向﹐也不是不关心﹐不了解﹐并非很闭塞的人。 在当时﹐尤其是张勋复辟失败之後﹐就是一些粗野的军阀﹐无知的政客﹐都知道在中国再实现帝制为不可能。像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烟消火灭的“清室”﹖ 王国维的死因很复杂﹐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个人悲剧性的因素﹐即心理与病理的因素。 他的处境﹐充满矛盾。他的声名﹐毁誉交加。中国理学性命之说﹐西洋哲学唯心之论﹐深刻地﹐矛盾交织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使他产生了厌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脱的病态心理。 如果罗振玉所记述的都属实﹐那麽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识拔、资助、教诲﹐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家”。但在政治上﹐却把他推到了一个死角﹐带到了一个绝境。平心而论﹐不能把过错﹐都推到罗氏的身上﹐王国维也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所以只能说是王氏个人的悲剧。 学识﹐学识。然有学者未必有识﹐有识者未必有学。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钻进一个小天地﹐研究一种学科﹐名声很大﹐自己壁k晕□扔泄□酥□□□陀泄□酥□叮□馐腔岷α俗约旱摹Ｋ低豕□□苡醒□剩□箍梢樱□□缏拚裼袼□裕? “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节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尽﹐亦知公未尽也。”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无学﹐仍可以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阳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学而无识﹐则易矛盾百出﹐进退失据﹐心身交瘁。即如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中所说的﹕“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国维的悲剧﹐就在於他学问过深﹐识见太浅了。 王氏在学术成就上的特点﹐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处﹐从他个人来说﹐为旧学根柢很深﹐所见古代器物甚广﹔从他所处的时代说﹐则外来的一些科学知识﹐治学方法﹐也促进了他的成就﹔至於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许多新的创见﹐除去外来影响﹐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诗词作者﹐所以能谈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鲜道理来。 遗书洋洋大观﹐但为求全求大而辑入者亦不少﹐此乃历来编辑遗书的通病。我有兴趣也能读得懂的﹐不过还是早已购买的那些文艺方面的着作。过去想读而没有﹐存於遗书之中的是《静安文集》和《续集》。他的散文﹐明达而畅晓﹐不尚文采﹐而取准确翔实。这些作品﹐虽只占遗书的一小部分﹐但能读到﹐就算没有白买这部大着作了。 四 罗振玉在传中所记王氏之生平学历﹐与王氏所作“自叙”﹐无大出入。因知罗氏虽於文中掺杂一些自己对王的恩惠知遇﹐实系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记材料﹐究比他人言者﹐为可信也。 王氏弃新学﹐专注旧学以後﹐认为“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有五项﹕（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埭餈荂挠愬狦╮怜障吽扑x冈□□闹□鞑10薅嗌傧Ｆ嬷□铮还磐庾逡盼模□跏现□恫环螅□较畈10醋龀龆嗌俪杉ㄍ猓□渌□□矫妫□□甲龀隽顺錾□难芯俊９□□□以□矫□□靡话僭□呒郏□蛄艘徊俊读魃匙辜颉罚□蛭摹15际筒糠郑□低跏鲜直省Ｎ宜渫庑校□材芸闯□跏峡贾□□厦埽□位□□□罚□疚□窝□□溃□抟愿醇樱□□手□ｕ╔涫担□竽延屑獭? 王氏对古代地理历史﹐特别是古代西北边陲的地理历史的研究﹐收获甚丰﹐为人推重﹐实际也受益於西洋历史科学。 但他在後期﹐对西洋的自然科学﹐持菲薄态度。他说﹕“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癒复杂﹐则科学之律令﹐癒不确实。至於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环境﹐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 对西方的历史科学﹐承认其进步﹐但贬低其效果。他说﹐“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後﹐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以上引文均见《论政学疏草》） 王国维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东西﹐看成是无补实际﹐脱离人民的东西﹐说明他不只对生活现实﹐失去信心﹔对他致力的学术﹐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东方之论﹐也不过是当时守旧派的陈词滥调。“因为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就死抱住这个。”好像不是为了中国人而研究学术﹐反是为了外国人而研究学术了。 事实是﹐当清末民初﹐我国处在弱肉强食的悲惨时代﹐无论日本、英、美、法各国﹐都在一方面用军事力量侵略我们﹐又一方面掠夺、搜求、研究、赞美我们的“东方文化”。 当时有识之士﹐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国进步的﹐於我有用的东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後的东西﹐因而逐步摆脱了我们民族的困难处境。帝国主义的学者们﹐乃与当时的清朝遗老们一唱一和﹐这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五 王有一篇《文学小言》﹐凡十七条﹐说明其文学见解。他以为﹕文学起源於剩余精力﹐与儿童之游戏同。因此﹐文学无功利﹐文学无名利。景与情为文学二元素﹐文学作品为主客观之交代。他认为天才难产﹐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 天才又须人格高尚﹐“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观物亦真”。 这些主张﹐有些来源於西洋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有些是归纳出来的文学规律﹐有些则带有主观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条﹐王氏反对“以文学为职业”。以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而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认为“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这真是本末倒置﹐闭着眼睛说话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学﹖只是“为文学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吗﹖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张文学只能是业余的吗﹖ 然其他职业﹐也都是为了餔啜。王氏写这篇文章时﹐职业作家尚少﹐不然会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这些主张﹐亦运用在他的《人间词话》一书中﹐因脍炙人口﹐不论。他这些观点﹐来源於他当时正在热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学。以为哲学、文学﹐都可以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禄劝”的﹐甚至可以与社会兴味“相刺谬”。 这些主张﹐与王国维所处的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癒感到痛苦﹐他癒信奉这种学说﹐把叔本华等视若奾涕揣詗鷌蓐媌z辔淖种校□傅饺松□厝淮□吹闹种滞纯啵□髡盼难□墙馔淹纯嗟囊恢址椒ａ□蚨騲盐难□淖饔茫□档偷健跋□病绷礁鲎稚稀?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不失为新鲜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学知识﹐创作体会﹐相互生发﹐又运用到文艺评论上﹐他这些观点﹐很为人们乐於称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後﹐知识界渐渐对这些理论淡漠了。 国内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冲激﹐人们对他这种理论﹐就疑信参半了。 历来的唯心主义文学家﹐都强调文学家的主观的、意志的力量﹐都梦想把文学超驾於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之上﹐成为凌空天上的东西。结果只能造成文学和作家本身的悲剧。 道理是很简单的﹕作家既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作品也只能在社会中生存。作家厌恶世俗﹐而作品必须从世俗中产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间天上的作品﹐但不会有人间天上的作家。 王国维理论上的这些主张﹐在他本身的创作实践中﹐就不能兑现。他当时的社会处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後”﹐不得不颂扬“相国”﹐不得不代别人捉刀﹐不得不为衣食屈膝。 社会、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历史的印记。 六王国维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西洋哲学、文艺这一新天地﹐他表现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他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遗传学。他发表对大学教育课程的意见﹐强调哲学、美学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戏剧和史诗﹐认为中国不能与之伦比。 并想有所尝试。这些文章﹐都有文采锋芒﹐充满热情和希冀。 但因为生活道路的曲折变化﹐他後来竟把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现在的《静安文集》及其续集﹐乃是其门人後来收集起来的。这使我们想起鲁迅记述章太炎对待早年作品的态度。这种心理﹐後人是很难理解的。清罂u□□□恍┬□斗肿樱□畛醵晕餮笪幕□□缂４缈剩□缱砣缈瘢□□□瞬痪茫□□唇夥帕怂枷氲娜耍□滞嘶氐郊颐乓阅谌□恕Ｓ秩□□惺厝保□芯俊肮□□薄Ｓ械乃涑杉ｅ艽螅□□□堑拿□郑□□□□嗄耆怂□磐□Ｋ□乔嗄晔逼诘姆芊19郧濬□攘业淖非蠛吞剿鳎□脖凰□亲约耗ㄉ绷恕Ｐ吹秸饫铮□唤□鞠Ⅲ±□非敖出耐揪叮□星□鄯锤矗□蚨□谷酥□枷胄形□□星□鄯锤春□恳只蛉说乃枷胄形□姆锤矗□耸估□返那靶校□□□郝□□挎宥□缬啵□坏枚□□樱? 　　　　　　　　　　　　　　　　 1983年12月17日下午4时改讫 买《魏书》、《北齐书》记 一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从北京代购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一部﹐计八册﹔《北齐书》一部﹐计二册。 我的二十四史为“百衲本”﹐但非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来﹐各书局各种版本的杂烩。善本甚少﹐阅读、贮存均不便。所缺数种﹐拟以标点本充之。今见此书﹐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污损。今日修整﹐甚感劳顿。年已老﹐日後仍以少买书为佳也。 国家组织人力﹐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书﹐传播文化﹐嘉惠後学﹐可以说是一种千古盛事。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从方便阅读方面说﹐比以前各书局所出的石印本、铅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却写得很是八股﹐盛气凌人。 单纯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一部古书﹐不只有诬古人﹐也违反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之义。标点本《魏书》﹐出版於一九七四年﹐出版说明﹐加入了批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内容。引用“语录”﹐也未免牵强附会。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後﹐又不得不承认其多种价值﹐立论也就自相矛盾。当然﹐这种写法﹐自有其时代历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为後世读者所谅解吧。 二 《魏书》号称“秽史”﹐初不知其秽在何处。是内容芜杂呢﹖还是所记多猥亵之事﹖ 读了一些篇章﹐发见《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虽不能说是史书中的上乘﹐但也很够一代文献资格﹐实在谈不上一个秽字。 《魏书》为魏收所总纂﹐他的传记﹐载在《北齐书》。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於宦家﹐十五岁学习作文。 读书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他文思敏捷﹐“下笔便就﹐不立稿草”。但为人轻佻﹐绰号“惊蛱蝶”。奉使梁朝﹐竟然买吴婢入馆﹐遍行奸秽。因此﹐人称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时﹐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并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编辑”。参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魏收是总编辑﹐并吹出大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就太不像话了。 当时言论﹐都说魏收着史不公平﹐皇帝“诏收於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这场辩论﹐皇帝亲临﹐空气非常紧张。 虽然表面上﹐魏收占了上风﹐告状的人﹐被定为“谤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责难﹐战栗不止。《魏书》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於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後来﹐魏收又奉诏﹐对史书更加研审﹐颇有改正。但“既缘史笔﹐多憾於人﹐齐亡之岁﹐收塚被发﹐弃其骨於外”﹐这种结果﹐在历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三 其实﹐魏收虽然监修《魏书》﹐大的关节﹐他是做不了主张﹐要看皇帝的意图的。但在一些不显着﹐不甚重要的地方﹐他还是可以施展才华﹐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恶语的。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记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孙﹐是一定要看的﹐特别关心的。另外ㄐ戚戚慰部戚枞姣渔晼戚慰部戮晼戚백7□□□蚴歉□□８酱□凰□奈淖殖□□□奈淖侄蹋□舛际鞘欠撬□塚□髟顾□担□嘧□吆图嘈拚撸□Φ鄙髦卮邮拢□□蕉源□摹６□裎菏照庋□娜耍□词且馄□檬拢□苣亚饔诠□降摹Ｋ淙皇肥橐□蟊□手笔椋□□蛘□蔚囊□螅□饭俚陌□瘢□词故橇际罚□忠材延诖□秸嬲□闹薄? 求其大体存实而已。特别是像《魏书》这部着作﹐修书与时代相近﹐魏、齐两朝相连﹐一些当事人的後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贬﹐因为这不只是祖先的名誉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了。 魏收自视甚高﹐性又褊急﹐他的着述生涯﹐他的官运﹐也不是那麽顺利的。他受过箠楚﹐皇帝在宴会时﹐还让大臣们当面开他的玩笑﹐揭他的短处。有时皇帝高兴了﹐也当面夸奖他几句。说他有文才﹐说他比那些武将还有用处。甚至说﹕ “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我们知道﹐魏、齐的那些皇帝﹐都是什麽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魏收能把这部着作﹐终於完成﹐也可以说是够坚韧的了。他所处的境地﹐皇帝给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马迁所叹息的“倡优畜之”而已。 这部《魏书》﹐虽被有恶名﹐然终不能废﹐也没有别人的着作﹐能把它代替。列於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逊色。这是因为事过境迁﹐朝代更替﹐利害的关系﹐感情的作用﹐越来越淡漠了。谁好谁坏﹐都已经成为历史﹐甚至古代史﹐与读者任何人﹐都没有关联了。时间越久﹐史事无证﹐越没有别的书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读者重视﹐因为它究竟还是当时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书的神秘神圣之处﹐也就在这里。 四 魏收是很有文才的﹐他当时所作文、檄、诏、诰﹐为皇家起过很大的作用。齐文襄曾称赞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於普桲P□２患爸□﹗? 温子升、邢邵﹐是魏收同时代的文士。他们各有朋党﹐互相拆台﹕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 魏收乃曰﹕“伊常於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表章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祖珽话的意思是﹕看一个作家的高下﹐先要看他的师承。 魏收的话﹐如果拿今天的情况来解释﹐就是﹕只能写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须有几部长篇﹐才能压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如果生於同时﹐在一处工作﹐则相轻尤甚。因为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职位。想起来﹐这也很可悲﹐心理状态﹐几同於婢妾之流。 《北齐书》魏收传中﹐只保存了他的一篇赋﹐题为《枕中篇》。这篇文章﹐以管子的话“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作为引子﹐说明“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的道理。文章虽然有些罗嗦﹐但文词很漂亮。证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虚传的。但这篇赋﹐不常见於文学选本﹐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名声不大好的缘故。传中说他硕学大才﹐但不能达命体道﹐“见当途贵游﹐每以颜色相悦”。这与他这篇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 但又说他﹕“然提奖後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这就证明魏收这个人﹐性格言行﹐都是很复杂﹐很不一致的了。 五 文人处世﹐有个人的特征﹐有时代的样式。历代生活环境不同﹐政治情况各异﹐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照V□□嵌陨□畹奶□龋□□抢硐氲姆５□□疾换嵋谎□□加惺贝□睦佑　Ｏ惹亓胶海□８票彼危□懦舖□绞６溃□氖恐诙啵□恼路岣弧６□媳背□10宕□20纤巍19髂┬□保□娜说纳□畲□臣罢□未□常□吞乇鹄□偶栊痢７从吃谒□谴κ捞□群妥髌分□械模□秃苣盐□□绞６赖娜嗣袼□斫狻Ｄ媳背□逼塚□歉龆□业氖逼塚□背□娜撕苌□□□堑纳□睿□绕涠□床话玻□鞔□吕吹淖髌凡欢啵□□忌羁痰胤从沉苏庵侄□摇? 我们今天谈论魏收﹐也不过就一篇简短的传记﹐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论世的试探﹐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就很难说了。检藏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考异》﹐对魏收的《魏书》﹐均有评述。李氏认为像北齐的帝王﹐还知道重视文人的工作﹐重视历史的修撰﹐足见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视之。这种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现。王氏所述﹐议论平和﹐他以为《魏书》之所以受人攻难﹐是因为後来几次有人想重修这部史书﹐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扬原作的种种缺失。他并且说﹐魏收的着作﹐列之正史﹐并无愧色﹐可谓先得我心矣。赵氏在列举《魏史》的不公之处以後﹐又列举该书中的惊人直笔﹐这足见抹杀这部着作﹐把它笼统地称为“秽史”﹐是不应该的了。这部书﹐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不是着作本身的原因﹐而是当时及稍後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说﹕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峰﹐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无系於荣悴﹐心靡滞於愠喜。 不养望於丘壑﹐不待价於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 这些文字﹐可以说是闻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终於没有做到﹐或者说﹐他没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笋nＧ笫敲挥兄咕车摹Ｋ□囊恍┬形□□怯形□日艿慕痰嫉摹５□科湓□颖□７窍癖甑惚镜那把裕□档媚茄□虻□Ｓ行┤拢□撬□Ω米龅降模□庖□伤□涸鹑巍Ｓ行┤率堑笔闭□尾辉市淼模□□荒苋□觯挥行┤率腔肪秤跋焖□□□秤Φ厝□隽恕Ｈ皇站糠峭耆耍□谖氖恐校□卜嵌亓19□诘娜宋铮□艿降囊恍╥鸱﹖部溃□梢运稻逃勺匀　Ｒ虼苏□瞧溲孕兄□灾□撸□怪□涫欠敲□苤□Γ□晕□杓□伞? 　　　　　　　　　　　　　　　　　　　1984年1月22日 买《饮冰室文集》记 一 我在保定求学时﹐最初见到的《饮冰室文集》﹐是精装两厚册﹐摆在书架上﹐就像两部大词典。我从来没有想购置这一部书﹐也没有想去读它。那时梁启超已经是过时的人物。历史上有些人物﹐不管他当时多麽名声赫赫﹐叱吒风云﹐他的着作﹐能使洛阳纸贵﹐家喻户晓﹐字字句句﹐被人称作至理明言。一旦被认为过时﹐就会很轻易地被人遗忘﹐他的着作﹐也就会很随便地弃置在风尘之中。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之际﹐可以称得起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戊戌政变﹐康梁并称﹐袁氏帝制﹐为了不让他发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馈送他十万元巨款﹐另附其他贵重礼物﹐他没有收。他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字千金的了。但不到三十年﹐我上中学时﹐就只在课堂读过他一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外﹐对於这位一代文豪﹐就非常漠然了。 那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後﹐思想界﹐已经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来吸引青年一代。 二一九六五年春季﹐我终於购买了这部文集。这并不是我急於要读它﹐是我那时有些闲钱﹐想当藏书家。清人的文集﹐已购置多种﹐在章太炎之後﹐我就想到了梁启超。 但买来的《饮冰室文集》﹐是中华书局的仿宋线装本﹐八十册﹐共十函。 这样大部头的文集﹐在梁氏以前﹐没有见过。惮其浩瀚﹐一直没有动。经历浩劫﹐幸未损失﹐现在才有时间和心情﹐把它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说是翻阅﹐就是未经细读﹐摘要看看的意思。 此本﹐民国十五年九月印行﹐标为“乙丑重编”。梁氏五十三岁以前文字﹐除专着外﹐都包括在内。 卷首有梁启超原序一篇﹐大意说﹕ 有人想编他的文集﹐他说不好不好。他写文章﹐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後世的意思。 他写文章﹐是“应於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时势变化很快﹐“转瞬之间﹐悉为刍狗”。所以他写文章﹐只能披之报章﹐供一时的参考﹐起一时的作用﹐过後就拿它盖酱瓶好了。他说﹕“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後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但当编辑告他﹕“虽然﹐先生之文﹐公於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於彼时势之言也。”他也就答应了。 三 关於编辑文集﹐人们想法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梁启超的态度﹐我以为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合乎事理人情的。 当然﹐文章选择﹐越严格越好﹐不只编者应该如此﹐作者本人更应该如此。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糠秕粒实﹐一齐编进去﹐究竟不是好办法。即使现在印刷条件方便﹐贪多求大﹐对读者﹐对作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古人的文集﹐流传至今﹐为什麽都那样小﹐那样单薄﹖除去当时抄写印刻都不容易﹐主要是编选上的严肃认真。古人编订文集﹐都是先请信得过的师友﹐代为裁定。就是这样﹐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汰﹐还要有不少作品“散佚”﹐就是说﹐不大为後人欢迎﹐慢慢失传了。如果当时就拆烂污﹐其後果就更不堪设想。 以上是就严肃认真一方面说﹐但还有实事求是一方面。无论谁写的文章﹐都不会认为一定就是传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於当时当地有利﹐更何望於千百年後有用﹖所以古往今来﹐应时之作﹐总是有的﹐而且数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录﹐不只抹杀了文章的当时功能﹐後世读者﹐又从何处考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当时的文坛风貌﹖目前有些作者﹐为保持一贯正确之虚荣﹐清理前此所作之诨词﹐弄了半辈子文墨﹐只剩下薄薄一本书﹐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梁启超後面表示的态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圣贤﹐哪能一贯正确﹖写文章﹐也常有一时一地的情况﹐为公为私的目的﹐个人的私心杂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诚﹐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影响文章的传世。相反﹐文章最怕虚伪掩饰﹐这种用心﹐才真正是文章传世的大敌大患。梁启超的文章﹐对於当时当地﹐是充满热情的﹐是全力以赴的。 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於辩论﹐吸收外来的东西﹐迅速而虚怀﹐为国家国民设想﹐有由衷的热忱。虽都是过时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读之﹐还是会有所体会﹐并有所收益的。 四 全书共分五集﹕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旅居日本时作﹔第三集归国後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後迄民国十三年冬作﹔第五曰附集。 其中二集分量最大﹐文章最多﹐盖旅居国外﹐精力得集中使用。 梁氏着作宏富﹐除文集所收﹐尚有单行专着﹐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及未完成稿﹐共十八种。 他的研究方面﹐很是广泛﹐要之都是当时国家所需﹐国民所需﹐他认为亟需做的学问。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研究﹔外国哲学、经济、法制思想介绍﹔中国历史重要人物的传记﹔西洋思想家、政治家、爱国志士的传记﹔中国佛教的研究﹔各国政体国情的介绍﹔弱小民族亡国的惨史等等。 他主张开放﹐通商互利﹐提倡大量翻译外国书籍。他先後向国人介绍了斯宾那莎、卢梭、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身世、学术和思想。 当时有些守旧派﹐害怕外国文化思潮﹐会冲垮了中国的固有文化。梁启超说﹐这是不用担心的﹐如果我们固有的东西﹐基础深厚﹐介绍进来的西洋文化﹐只会增加它的活气﹐激扬它的发展﹐绝不会动摇它。他热情地赞扬了严复的翻译工作﹐认为他国学基础深﹐所以外文也翻得好﹐并劝告所有的留学生向他学习。 五 他写的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报纸上﹐都带有“政论”性质。他的犀利的文笔和善於辩难的文风﹐长期影响了以後中国报纸的社论和政论。但後人写的政论﹐说理明辩者有之﹐能像他那样富於感情的﹐就很少见了。他对国家民族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与当时一些悲观论者﹐吓倒在列强的坚兵利器之下相反﹐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光荣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中国不是老大﹐而是少年。他为“少年中国学会”作序﹐用形象的笔法﹐把老年和少年作了对比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使人读起来拍案叫绝。他参加讨论了人生观、生死观﹐他都是抱乐观、积极、科学的态度。他是一位伟大的热烈的启蒙者﹐主张教育是政治维新之本﹐他也屡次指出由於种种原因﹐造成的国民弱点﹐想尽一切办法措施﹐使之提高向上。 他的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感情丰富﹐不论长短文字﹐不管什麽体裁﹐他一下笔就满带感情。他写作起来废寝忘食﹐能一连工作三十六小时。他在叙述弱小民族亡国惨状时﹐如同切肤身受﹐一往情深。使异域之人﹐百年之後读之﹐还声泪俱下。这种有感情的文章﹐是不会过时的。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文学家﹐只能说是一个文章家、政论家或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只会吟风弄月的诗人﹐没有什麽实际效用﹐讽之为“鹦鹉学士”﹐自身弃之不为。他提倡颜李学派﹐主张学以致用﹐重视行动和任事精神。 六 这一天才﹐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命定要随时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宪﹐民权革命。当这一思想在广大人民头脑中沸腾之时﹐他能乘其兴会﹐翱翔天际﹐为人景仰。 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断前进的﹐辛亥革命﹐他已经有些落漠﹐当社会主义兴起﹐冲激中国思想界的时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过去的活力。对於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辩论﹐他显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理屈词穷﹐悄然息影。 时势推移﹐年月无情。展读其书而念其人﹐於我心虽不无戚戚﹐然忆及海禁初开﹐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爱国心切﹐忘我无私﹐声嘶力竭﹐又不胜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1984年5月19日下午写讫 买《崔东璧遗书》记 一 崔述﹐号东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来﹐人称“大名崔氏”者也。 遗书共两函﹐二十册﹐古书流通处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购﹐未遗失。 遗书的内容﹐主要是《考信录》。崔氏为人所重﹐也是因为这方面的着作。目录为﹕ 《考信录提要》。包括释例和总目。 《补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 《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 《夏考信录》。考证禹及其後人之事。 《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後事。 《丰镐考信录》。考证周事。 《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实》。考证孟子事。 其学说宗旨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伪必取信於诗书。然後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他以为圣人之道﹐从尧舜孔孟这条线传下来。唐朝的满戚戚播n□闹熳樱□捕际俏赖乐□俊Ｋ□衔□焦□院螅□泻芏辔笔椋□绻盼纳惺椋□袷榧湍辏□鬃蛹矣□取? 经书传注里面﹐窜入了不少杨墨老庄的论点﹐甚至还有纵横家、小说家以及谶纬家的论点。所以他说﹕“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後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学的方法是﹕“不以传注杂於经﹐不以诸子百家杂於经传。”他鄙薄孔颖达等人对古籍的注疏。 二 崔述生於乾隆五年﹐卒於嘉庆二十一年﹐寿七十七。他的书﹐陆续由他的门人陈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书才告成。 这部书在出版的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启超推崇了他﹐说他“善於怀疑”。这是和时代的学风有关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此书的广告﹐前面附有顾颉刚的文章﹐我还没得看到。崔述的学说﹐一定是会受到“古史辨”这一学派的热烈欢迎的。 我经书底子差﹐很多原文还读不懂﹐对於崔氏的着述﹐自然不敢置一词。对於他的考信录﹐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但在浏览过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学、着述、环境、朋友的问题。现在粗略记述一下﹐也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识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麽名门贵胄﹐他生活在大名这个偏僻的地方﹐家庭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对他督教很严﹐他读书很早﹐心也很细﹐用功很勤。 不管怎样说﹐他当时读书﹐还是为了科第。但中了举人以後﹐就屡试不售。後来选在福建罗源县﹐当了几年县官。官不好做﹐不愿意干了﹐在北京捐了一个主事的空衔﹐回到家乡﹐专心着书。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读书人﹐当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声多好听﹕“为圣天子牧养百姓”﹗ 又有实利可图。在旧社会﹐也没有一个人﹐在读岋r□埃□捅□ㄖ鞠颖□□榱７怠? 一般的规律是﹕读了书做不成官﹐又因为读了书﹐别的营生干不了﹐不得已才去着书。 也有的是﹐虽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过意﹐後来又失意﹐才去着书。这种规律﹐司马迁已经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官场失意以後﹐万念俱寂﹐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崔述当然也不例外。 着书立说﹐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是本身的条件﹐需要有才、学、识。只读过五经四书﹐只经过科场考试﹐只会写八股文章﹐当然还谈不上着述。读书比较广泛﹐自己没有特殊的见解﹐也难於着书。有了些见解﹐不愿下苦功﹐不愿做笔记﹐不愿深思熟虑﹐也难於着书。还要有些才﹐文笔能表达自己的所获。 幸亏崔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但着书立说也很麻烦。虽然有人把着书﹐比作一本万利的买卖﹐但那是成名以後﹐才能发生的事。着书立说﹐非比卖豆菜﹐只买些绿豆﹐准备一只瓦罐﹐三天以後﹐就可生利。有那麽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家庭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就曾经想过﹐卖掉我的钢笔﹐叫老伴去卖豆菜。当时我那支钢笔﹐确实还不如卖豆菜﹐能养家口。後因时来运转﹐我才没有这样去干。 这是说明﹐着书立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辞官不做时﹐还要花钱捐一个主事。这钱不是白花的﹐这是一种投资。有举人衔﹐当过几年县官﹐又是现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会地位就提高很多﹐社会地位提高﹐就带来很多好处﹕交游文士﹐谒见权贵﹐吓唬无知。 还有﹐着书立说﹐第一要买纸笔﹐派头大些的﹐还要雇人抄写。抄写出来了﹐真想藏之名山的并不多﹐多的是急於发表﹐和读者见面。那时又没有这麽多的报刊杂志﹐只有刻印。刻印这件事﹐可不简单﹐成本很大﹐旷日持久﹐弄不好就赔本﹐那时又没有公家津贴。 一般的人﹐刻不起书﹐背N□彩钦庋□Ｋ□□鸥遄拥搅吮本□□诼蒙嵊龅搅艘晃淮咏□骼吹木偃私谐侣暮停□豢此□奈母澹□12窗菟□□Γ□３械Ｎ□□□淌楦宓娜挝瘛? 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後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陈履和受全书於棺前﹐在浙江东阳汇刻出齐。这就是陈履和在序中说的﹕“以尽吾二十五年事师之职﹐以慰吾师四十余年着书之心﹐余愿足矣。” 这是难得的师生之谊﹐令人羡慕。但这种文字情谊﹐就是在旧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时至今日﹐且不去谈论它吧。因为“师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难说了。 遗书刻成﹐还要请名人作序﹐这件事也落到了陈履和的身上。他请了一位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实录馆总裁、武英殷总裁、上书房行走、礼部尚书、兼署户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加六级随带加二级、纪录四次、山阳王廷珍作序。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所列的官衔﹐比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一文後面所列的﹐还要长一些﹐□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书也不一定就能流传。崔述在生前﹐就感觉到这一点了。 他有一篇《书考信录後》﹐大意说﹕ 他中的秀才举人﹐“同郡人争誉之”﹐“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四十以後为考信录﹐自二三君子外﹐非维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当余生前已如是﹐况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 可见﹐同郡人羡慕的是做官﹐是荣华富贵﹐至於什麽学术﹐什麽着作﹐并不重视。 现在有了稿费﹐着作直接与经济联系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这部着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学术思想大变﹐读书人从八股取士中解放出来﹐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难说了。 四 崔述是儒家正统派﹐他把“道”和圣人联系起来﹐把“道统”看成一条线。把“真理”绝对化﹐纯净化﹐像在真空管里生成。我对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要吸收别的东西﹐或者说﹐是和别的东西互相渗透。就像河流一样﹐随其所至﹐它要滋润一些东西﹐也必然为别的东西所渗入。“道” 是这样发展的﹐文化也是这样发展的。不会有一成不变的道﹐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崔述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样主张的。但历史的发展﹐也是很复杂的﹐综合万物﹐变幻万端的。圣人是圣之时者﹐他的道﹐在往下传的时候﹐必然要受不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和充实﹐引起本身的变化。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的古代历史﹐如果只有儒家﹐没有杨墨﹐没有老庄﹐没有纵横家﹐小说家﹐没有神话传说﹐那将是多麽单调啊﹗ 书前他那篇《自叙》写得很好﹐我也读得懂﹐有兴趣。这篇文字﹐有真情﹐有实况﹐有很好的见解。他在讲述他对一些古书、一些人物的看法时﹐他常常引用当前的事例作证﹐有时是故事﹐有时是笑话﹐有时是谚语。使得这样深奥的学术文章﹐充满生机和活气。 遗书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写得并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写“时文”写惯了﹐带有八股文的死板气息。就像现在有些人﹐前些年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应景诗文写惯了﹐现在想认真搞些创作﹐总是转不过来﹐带有新八股的虚假味道一样。 他是历史考证家﹐不是作家。 -- 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