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stupidduck ((0‵◇′0) Ψ)》之铭言： : ■ 时间：2006年7月14日下午3时至5时 : ■ 地点：中国文哲所三楼会议室 : ■ 主讲人：陆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board.htm 陆扬发表的台北随感 台北行－随感篇 　　在二十一世纪，六年不能算短。隔了六年重回台北，停留的时间 虽还不到两周，感想却不能说不多，虽然我也说不清为何两次访问的 间隔会这麽长。我记得六年前还要靠签证才能进入台湾。当时情景历 历在目。我到纽约的台北办事处办理签证，签证需要面谈。事先打电 话去，对方将所需资料一一交代，且说少复印一份都不行。在约好的 时间赶到曼哈顿时，先被要求在面谈的房间等候，等了许久，出来两 位过了中年的人，其中一个显然是上级，从两人的口音就知道祖籍是 中原某地。做上级的那个说话颟顸之极，另一个则唯命是从。虽说还 算客气，但问了我一堆无意义的问题。最後，那个上级站起来对我说 ，我要去出去应酬了，你们接着谈吧。面谈很快也就结束了，但留给 我的印象却很深。当时台湾选战激烈，而签证的经验让我深深了解国 民党的执政为何非垮不可。在这之前台湾一位文化杂志的主编曾亲口 对我说，他最希望看到的是结束执政之後几万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夹着 公事包灰溜溜从各个办公大楼里走出。这位主编有他独立的思考，要 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政治，并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更不是台独。 我第一次赴台正值台湾政党轮替的空前变动时期。到台北後不到一周 就是陈水扁的就职典礼，那天一位学长和他丹青妙手的太太特地带我 去充满乡土景色的乌来温泉区游玩。此时全台湾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 就职典礼，无论你持何种立场，都无法不承认这是历史的重要转折时 刻。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当然更不能无动於衷。选在这一刻入乌 来的深山，倒也并非像唐代的元稹那样，故意在元和皇帝登基那天到 曲江池畔闲行。虽然过去的六年证明了陈水扁绝非唐宪宗一流人物， 但可以看出那时的台湾社会是满怀激情。那一天人虽在乌来，心思却 在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上。当时两岸 关系处於空前的紧张。面对着乌来云雾缭绕，葱翠欲滴的好山好水， 让人不能不生感慨。我记得很清楚，当中午就职演说开始，我们把车 停在乌来的飞瀑附近，在车里收听演说，直等听到陈水扁说他将不会 在任职期间寻求改变中华民国的性质，我们才有了真正的游兴。那一 刻也让我这个去国十几年後首度回到中文世界的人又感受到生活在政 治压力中的无奈。学人的直觉往往不无道理，陪我同游的学长说陈的 讲词虽然平稳，却少了气势，不如李登辉的就职词。当然对我这个外 人来说，陈的讲词更不如张惠妹的悲歌一曲。李的就职词，高潮处一 句"民之所欲，长在我心"，就足以撼动人心。有趣的是，我那次在史 语所的学术报告就是讲古人对政治文书文字的讲究及其意义，所以对 此也特别敏感。曾有台北的朋友推测李登辉的讲词必经某学人之手而 出。没想到六年之後，在我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无意间在四分溪书坊 发现一位重要人文学者的文集，里面就收了这篇演说辞，这使推测完 全得到证实。 　　六年以後再去，台北的朋友都开玩笑说我很会挑去台湾的日子。 第一次去台湾时，万众期待着陈水扁扫除黑金政治，这一次的陈水扁 ，却是黑金政治的象徵，不仅声望空前低落，甚至到了要保位的地步 。经历过这些年来美国的政治，我其实早就了解了民主的政治也会犯 怎样的错误。但是就像很多中国大陆的得意人士对於外界的批评所做 的那种诚恳，坚定而且理性的辩护：进步要一步一步来，要向前看。 我的看法是台湾既有了开放的体制，就更有资格向前看。台湾民众对 陈水扁的评价至少比美国民众对布希的评价还要更多一点反省。政治 的乱像虽然侵蚀社会的生活，但开放的社会终究有比政治远为广袤的 空间，这些空间的变化才是这一别六年的台北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 记得初次到台北，一出中正机场，第一个感觉就是台北市的绵延广阔 ，用建筑学的话来说，那真是一个有机型态的（organic） 城市。龙 应台曾用大树来形容台北，的确是很恰当的。我向来同意十九世纪奥 地利建筑理论家 Camillo Sitte 的理念，一个自然成型的城市往往 比一个按数学公式设计出来的城市更有魅力。因为弯曲的小巷里往往 充满了历史的悲喜剧，而宏伟的大街所呈现的不过是虚夸的历史感。 但是初到台北，我却觉得台北更像个大的章鱼，触角随着商机和人群 的聚散伸向四面八方。在看似荒凉的海岸有时会兀立着庞大而且失修 的现代休闲旅店。最让我惊奇的是环绕台北的山头居然也都布满高耸 的公寓大楼。在一个以重视风水为传统的地方竟有如此在山顶睨视自 然的百丈危楼，难道真的为了寸土寸金而奋战，以致不怕"鬼瞰其室" ? 上次在台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街头车辆的不守规则。和台湾的开放 的步伐相比，台湾公共道德提升的步伐显得缓慢。友人陈弱水就是从 这些日常点滴中看出台湾社会的问题，才在专研唐代思想史之余，着 力对东亚社会公德观念的形成和差异作学理上的探讨。他新近的专着 《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是这些年来这方面思考和研究的果实。也许 正是诸多这类思想上的拓展和拓展之下的实际行动，我发现六年後的 台北，空气变得纯净了，好玩儿的是连硫磺的气味也消散得若有若无 。靛蓝的天空仿佛本来就应该是这个南太平洋海岛所有的特点。多年 前我曾很冲动地为台湾环保理论的辩论表示过肤浅的意见，但现在的 台北，环保的意识已俨然成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路边随时可见环保 义工的身影，环保的绩效也能直接影响政府的前途。据说国民党失去 了台湾南部的支持，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南部严重的工业污染的长 期漠视。我的足迹未能跨出台北市的边界，所以无从判断台湾其他地 区的变化，但是台北市生活品质的提高却相当明显。街头交通情况的 改善，高架和捷运等硬体设施的启用当然是关键原因，从地处南端的 中研院驾车到城市东端的台大据说只需十五分钟。但大众素质的提高 却也不可否认。高峰时刻，捷运站月台的人流都会自动站在划定的两 道白线内等候。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友人因为不熟悉这个规则，还被 人当场劝告。她在台北向我诉苦时的 "Can you believe it?" 惊讶 之中却带着肯定。虽说台北人的公德观念一定还达不到弱水兄心中所 悬的标准，或者就像他所分析的，清垃圾的义工与扔垃圾的路人很可 能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是乾净了许多的台北街道，还是说明 了公德心的无形增长。 对初次的访客来说，到台北而不到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就仿佛是到了 北京而不去颐和园，到了巴黎而不去罗浮宫，大概可算是一种犯罪行 为。就算不感兴趣，样子也一定要装。两度游台北，我却也从故宫博 物院的变化看到了台湾的进步。六年前我刚到台湾时，正值博物院院 长更替。我到达的那天，杜正胜先生还是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作为 受史语所邀请的学人，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办公室，一周之後再见 到他则是在故宫博物院的上林赋餐厅，因为他已走马上任，成为故宫 博物院院长。虽说博物院院长是政府的官员，须由总统任命，但由在 台湾学界甚有威望的史家担任院长却是让故宫回归文化和学术的良性 举动。在他出任院长以前的故宫是为一种明日黄花式的理念提供心理 支援的文化资源，是游离在台湾社会精神边缘的衣冠塚。听说台湾年 轻一代对故宫藏品有兴趣的也日渐减退。就算国民党的影响力日渐衰 微，政治的阴影也还是挥之不去。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方闻先生在大 都会组织轰动一时的台北故宫文物大展，在台湾却引起轩然大波，当 时反对国宝离岛的示威风潮几乎使展览计画搁浅，示威的策划者中就 有方先生自己在普大培养的门生，而反对的理由与其说是爱护国宝， 不如说是岛内某些政治立场的表达。那时的故宫更像是个被劫持的美 女而不是能在自由空气下讲述过去的睿智老人。 　　六年前的故宫，正门大厅供着汉白玉的蒋中正坐像，让我看着觉 得似曾相识。大厅右侧有一室，整面墙上画了各大文明的演进示意图 ，甚是奇怪。展室陈旧，礼品店里更充斥着粗俗的文物仿制品和手工 艺品，根本不像是个世界级的博物馆。文物再好，也让我兴味索然。 那一个夏天，我离开台湾後随即就到了上海，看到新落成的上海博物 馆，更让我为台湾故宫感到可惜。但是叹惋之中，我还是能觉察变化 的契机已经出现。杜先生刚上任，就广邀各界人士献策以图改变故宫 日见保守的风气，如何真正将故宫所体现的精致文化呈现给广大的世 人成为博物馆发展的目标。我去故 宫见他就是与此有关。我当然不是被邀去献策的人，而是一位被邀去 的献策的朋友听说我想去故宫参观，特意拉我去作陪的。杜先生对建 立符合现代理念的博物馆有很大的热情。史语所的文物陈列室就是他 的规划。六年前我去时陈列室刚好落成开幕，前卫的展馆用茶色玻璃 搭盖而成，现在想来那仿佛是故宫未来的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本。这次 看到的故宫，经过杜正胜先生和石守谦学长两代院长的开拓，已经真 正跨入了高科技的二十一世纪，从硬体来看，除了那蓝瓦黄墙的大楼 外形，昔日的影子已经非常模糊。我前一阵特别在网上查了近年来台 北故宫的展览目录，发现学术的目的性和国际化日益增强。遗憾当然 不是没有，比如上林赋餐厅的饭食依旧，看来这不是靠学术或政治能 够解决的问题。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宁可去吃宫里那棵有一两百年历 史的上等白菜和那块也起码有一两百年历史的肥而不腻的东坡肉。另 外博物院院长的任命也尚未能完全摆脱政党的考量，目前的新院长的 任命明显有政治酬谢的背景，而且数年前还有抄袭的案子。 但无论 如何，故宫的去政治化的步伐已一发而不可收。 台湾是个典型的学人治国的地方，这一个特点外界似乎注意不多。在 台湾，学而优则仕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仕而优则学倒是很少听见 。虽然立法院的很多政客并非学术出身，但是社会的运作却在很大程 度上仰赖有学术背景的人。在学术界奠定了声望而去做官是司空见惯 的事。这一点和西方国家虽相仿佛，却也明显不同，那就是台湾的政 务官员之中，人文学者很多。凭我的印象，人文学者在社会上受到的 尊重也是在其他地方少有的，这在今天这种金钱和科学挂帅的时代尤 为难得。一位对思想史研究有卓着贡献的好友曾亲口告诉我说，他以 前在台服兵役时，就很受长官的礼遇。为什麽呢？用那些老粗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你们将来可是领导我们的人啊！" 当今的世界，知识 份子日益被边缘化是个普遍的趋势。但是在台湾，知识阶层对社会依 然起着很关键的督导作用。六年前李远哲能一言而使陈水扁当选成功 ，就连敢批评老蒋的胡适也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目前公开抨击扁政 府的社会人士中，也有不少教授和研究员。虽说知识份子介入政治的 具体运作终究不免为政治纷扰所拖累，付出某种不得已的代价，李远 哲如此，杜正胜亦如此。但是客观说来，知识份子能发挥如此的影响 力，足以自傲；而能让知识份子发挥如此影响力的社会，也足以自傲 。 　　过去的六年是大陆经济发展的规模日渐超前的六年，也是两岸学 术互动进入新时代的六年。六年前，台北坊间还很难见到大陆的图书 ，现在你想要视而不见都很困难。虽然统独之争是吸引人的话题，大 陆的文化实际已开始变成台湾生活万花筒中的一部分。我这次去台北 ，主要也是为了参加一项由台湾国科会支持的计画，给大陆出版的与 历史研究有关的学术杂志作出排序。这是为评鉴今後台湾学者在大陆 发表的研究成果建立基本的参照。这个计画即将大功告成，这期间两 岸学者有充分的合作。我的工作虽基本是作壁上观，但总希望有那麽 一天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界也能感到 有这类排序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两岸学术互动的步伐远远迈在了两 岸政治互动的步伐之前。最近几年，我时常听到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学 术界去中国化倾向的批评，但是这次在台北，我却特别注意到台湾史 研究在史学研究上的潜力。过去的十年间，对台湾地方文化和历史的 研究固然受到政治因素和立场的催动，但是在政治风潮下出现的学术 潮流和为政治服务的学术潮流毕竟存有根本的区别。前者终究受到学 术研究法则的不断制约，而且研究的成果常能挑战甚至颠覆政治的谎 言和社会的成见。黄宽重先生告诉我，台湾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冷 静而理性的时代，学术质量成为全面的衡量标准。我这次在台北看到 的一些学术出版物都印证了他的意见。六年前到台湾，我对台湾历史 的了解靠的主要是友人周婉窈女士那本精彩的《台湾历史图说》。婉 窈在台大和耶鲁受过最好的中西史学训练，又兼通中日文化。该书为 知识大众所写，视角之周全，立论之公允，资料运用之嫺熟和文笔的 简洁流动都属上乘，难怪这本红面小书，一版再版。可惜这样可以雅 俗共赏的书籍却尚未能在大陆出版。这次在台北，婉窈女士又赠我新 作《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丛刊93） ，收入的是近年来她对日据时代台 湾的教育和语言改造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对所谓的"皇民化"运动的分析 。书中文字一如《台湾历史图说》的细腻，只是不再是普及读物，所以 能谈得更深。婉窈女士用当代史学上"世代差异"的概念来贯穿她对这一 时期特点的思考。刻画出的是台湾那失落的一代如何用沈默来说话的历 史。我特别注意她对日本在台湾所实行的乡土教育的分析。这种教育是 如何将台湾的历史从台湾人的记忆中抹去，将台湾想像成为一块没有过 去的人间净土，以达到对日本的国家认同。对台湾日据时代的研究是台 湾史中最令我感兴趣的两个话题之一（另一个是台湾的海上贸易史）。 和《海行兮的年代》一样，吕绍理的新着《展示台湾》分析的也是日本 殖民者如何在帝国的构架下为台湾定位的复杂现象。 而我发现中国大陆 在对台湾历史的认知中，似乎对台湾日据时代的关键意义最为视而不见。 大陆常常将不要忘记历史放在嘴边，但是这种对历史的重视却充满了针对 性，也就是只对有利於自身立场的历史加以重视，而且即便如此，也往往 抽离了当事人的历史感受。但就像婉窈女士提醒我们的： "时代的变局是 要有活生生的人群去承受才成其为变局。" 脱离了具体经验的历史，又有 什麽意义呢？ 　　上次到台北，最喜欢的地方还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女作家简媜曾在一 篇散文里写道：" 傍晚自城市归来，心里眷恋夕阳照在一小块水田的美丽 倒影，这是沉沦於泥沼的大都会时代所剩的最後一截华服。" 不知为什麽 ，这段文字总让我想起中研院园区里那一块水稻试验田，总觉得她写出了 我从台北市内吃完美食，买到好书後回到活动中心时返璞归真的心情。这 次在中研院，发现园区变得美观整齐很多。我也终於又有机会再度在晨曦 或夕照中到那快水田边驻足，看盛开的水莲和低昂的莲藕。 面对着水田的是文哲所的大楼，那里一位新近结识的同行女学者特地邀我 去她的研究室参观。至少在美国这麽多年，我还没见过比这更合乎人文学 者理想的研究室。别的不说，就凭那对着书桌的一整幅落地的玻璃，已令 我心醉。窗中摄入的是南港葱郁的山岚和山岚间盘桓的云雾。可以想见， 无论晴晦，天光云影之中都会有万千的气象。我很能理解这位在哈佛访问 一年归来的女学者，为何觉得这里的风景会严重妨碍注意力的集中。正当 我连声称赞，她却笑着提醒我说，那青山的背後是台北的弹药库，据说爱 国者的飞弹就部署在那里，所以台北一遭空袭，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这座 办公大楼。她的话一点都不夸张，我在台北的报纸上就读到台湾政府正准 备提升南港爱国者三型飞弹的辅助装备云云。我在活动中心的门口还看到 一张台北市警察局制做的防空避难处所的告示，上面管理人名字一栏竟填 了李远哲的名字。有一句我们都熟悉的话，叫做" 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 张书桌"，现在的台北，可以建一零一，容下一张书桌当然更不成问题， 只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住久的人，我还是很佩服台北的同行能如此从容地研 究学问。也许我们都应该像几米说的： 　"世界时时刻刻在变幻， 　　　我们必须找寻一个缓慢悠静的时空。" 　　六年过去了，有的变了，有的还是没变（这两句话模仿而非抄袭某一名人最近一篇 谈话的结尾，特此声明）。 由 云中君 於 07-30-2006 01:54 AM 最後编辑 http://www.wangf.net/vbb/ showthread.php?s=a340316e69b1fec3b1e5f86e75d141a0&threadid=22178 连结之中还有一些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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