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宋国诚 流亡一直是牵动西方文学发展的精神动力，流亡文学也一直萦绕着西方文学发展的 轨迹。自荷马流浪於希腊诸邦孤独地吟唱特洛伊战争史诗以来，但丁的《神曲》完 成於被教皇判处终身流放的义大利佛罗伦斯，伏尔泰和洛克的经典巨着，皆创作於 飘移不定的潦倒生涯中。到了二十世纪，移民迁徙和跨国流动成为全球社会的普遍 现象，其中「犹太流亡作家」是这一时代精神苦索和飘泊心灵的主要代表。近年来 随着「大屠杀研究」（Holocaust Studies）的解禁和风行，大量的「集中营回忆 录」（memoir of ghettos and camps）被发现和出版，学术界冠以「求生的现象 学」（phenomenology of surviving），来表述二十世纪流亡文学最极端的形式。 而後，以「何处是儿家」为特徵的第三世界作家开始浮现，使「跨国流亡书写」成 为後殖民文学的意识主流。 出身巴勒斯坦的後殖民理论家萨依德以「形上的流亡」来形容二战期间逃往美国的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 Adorno）一生曲高和寡的心志，他还以「隐喻的流亡」来 称颂犹太作家奥尔巴哈（Eric Auerbach）。这位流落土耳其街头的日耳曼贵族作 家，他那部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文学批评巨着《论模拟》（Mimesis）一书，完 成於纳粹时期逃难於伊斯坦堡阶段，创作於与自己文化母国失联断线之下。萨依德 认为奥尔巴哈始终信守「坚毅的无家性」（willed homelessness）这一美学信条 ，认为这是「一个人希望获得世界之爱的美丽道路」。流亡使一个知识分子处於文 化交杂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表现为与祖国政治和家乡传统的断裂，异国文化的扞 格以及作者自身的疏离感。然而，正是这种困境，一种没有传统与权威可以倚靠的 状态，使创作本身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为了强调离乡背井的好处，萨依德甚至 引用十二世纪一位日耳曼高僧的话：「一个人若觉得家乡是甜美的，那麽他只是纤 弱的雏儿，若认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那麽他已经是个强者，但若将整个世界 视为异域之地，则他已是一个完人。」 流亡──文化脐带的断血 然而，这条「获得世界之爱的美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种赏心的猎美，而是苦涩的 历险。出身捷克波西米亚，因出版小说《懦夫》（The Cowards）遭解聘而流亡加 拿大的史克沃莱茨基（Josef Skvorecky）说过，一个作家如果离开他的国家，不 管基於什麽原因，作为一个艺术家，最终作为一个个人，他将毁灭！流亡绝不只是 地理的迁移或家乡的远离，而是文化脐带的断血，身分记忆的残缺。对於後殖民文 学家而言，个人的飘泊与民族的苦难是相互呼应、彼此纠缠的。如果要问捷克作家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所影喻的「轻」是什麽？那是一种民族地基 坍塌下的飘摇、文化家园失陷後的无靠、精神失重下的困惑。正如身体和影子的关 系，也像是舞者和舞蹈的关系，作家与民族实际上是一种「隐喻关系」，更是一种 象徵的联结，民族的出路是个人精神思维形式的范型和框架，民族的史实是透过个 人的精神素质来表现，而个人内在的苍凉与孤独，也只有在民族的集体遭遇中获得 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流亡文学是继现代主义之後一场严酷的精神实验形式，它涉及对世 界的重新认知和集体经验的重塑。後殖民作家强烈的自觉意识、深重的孤寂感和多 变的语言叙事策略，正是表现在文化寻根的焦虑、认同确认的苦思、差异的尊重与 承认，它进一步上升为一种精神的揭疤、流离的凄凉和形上的困惑。对後殖民作家 来说，特别是试图从历史失忆、殖民创伤、文化失音、母语失声的逆境中寻求民族 复苏的作家而言，其所建立的「文本世界」往往不是一个经验的事实世界，而是一 个隐喻的、重建的「意义世界」，因而也是一个缺乏历史传递、文化继承和不可言 说的世界。隐喻（metaphor）就其希腊字源来说，是指一种「运界」（bearing across），意指载货越界和人畜的迁移，它既包括地理的转换，也包含将理念转化 为诗性的想像。 在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中，那个操用着「破碎英语」的第一代移民母 亲，挣扎在文化混杂的困惑和文化代沟的裂缝中；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群山 淡景》，倚靠的是记忆的拼凑、书页的空白，试图重新组装一个早已「失魂」的大 和精神，模拟一种民族的迷误和历史的创伤，《长日将尽》里的那个敬业的英国男 管家，不过是记忆拼贴後日本「过气武士」的转喻式缩影。美籍墨裔女诗人罗娜． 塞万提斯（Lorna Dee Cervantes）在〈流亡之航〉（Refugee Ship）一诗中描写 失去母语的痛苦：「从西班牙语的名字来说，我是一个孤儿……我感到自己是一个 俘虏，乘坐在流亡的方舟上，这条船永远不会靠岸，永远不会靠岸。」俄国流亡作 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一系列小说，表现了故国精神家园的丧失，尽 管他能以熟练的「双语」进行写作，但他一生的作品都在记忆中重组家国的图象， 所获得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幻灭。圣露西亚诗人沃克特（Derek Walcott）终身受 困於认同的混杂，他慨叹︰「我没有国家，只有想像力」，他把自我的返璞视为个 人重返形上家园的最後归宿，他在《福赐》（The Bounty）诗集中说道︰「炎夏即 使在欧洲最仁慈的城市，也不比家乡八月的炼狱」；米兰．昆德拉藉由流亡瑞士的 托玛士（Tomas）说出了「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度日，就像是在离地很高的空中踩钢 丝，没有自己国土的网来盛接失足的坠落」；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将巴黎 视为「忧郁之都」，他把作家说成「拾荒人」，他在暗夜的陋巷中寻找残碎的真理 和人性的秘密。即使一生都逃不出纳粹魔掌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 的《驼背小人──柏林童年纪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空间迷乱、时间错叠的家 园意象。 家园──一口随身携带的皮箱 「家园」（home）和「离散」（diaspora）始终是後殖民文学黏浓胶着、流动不安 的主题。应该说，在当代世界，家园已经不是一间终身厮守的暖室，而是变动不居 的驿站，也可以说，家园只是一綑随身携带的文化资产，而不是居住的有形空间。 奈波尔的作品散发着一种「无处安身处处安」的无奈吁求，一种「无处是家处处家」 的意识，召唤着人们改采用一种新的安身立命思想。在他的《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 （A House for Mr. Biswas）中，主人公毕斯华斯既是一个「无根者」、「边缘人」 、「流浪汉」，也是第三世界底层人民的集体象徵。奈波尔通过一场灵魂寻根运动 的失败，向人们展示了移民者文化底盘上的失根状态，向读者展示了第三世界人民 集体失忆和精神苍凉的苦境。在《父与子的信》中记录了奈波尔留学牛津的痛苦： 「由於陌生与寂寞，我产生了精神错乱……这里是一个疏离的世界，一个人始终是 个局外人」；韩国诗人高银（Ko Won）就说过，对跨国移民者来说，一出生就不是 在自己家里，成长的地方也不是在自己的居室或庭院，家，早已遗留在历史之中。 对於流亡作家来说，与其说「家」坐落在几万里之外，不如悄悄放在自己的心里。 旅美的安地卡─巴布达作家琴凯德（Jamaica Kincaid）在《我母亲的自传》中， 透过雪拉（Xuela C. Richardson）这一加勒比海女子，以「生来即死」来描绘自 己的一生，「我一生下，我母亲就死了。所以，我这一生，在我自己和永恒之间， 尽是虚无……」 离散──无家可归去 「离散」是指一种「离乡客居」的处境，它最早来自希伯来语，意指犹太人在「巴 比伦囚禁」之後散落异邦、不得返乡的状态，中世纪以来，离散被用来指称大规模 的民族迁徙，它往往与战争或灾难相联系。离散不是指个人式的流浪，而是一种从 整体走向零乱、文化碎片化、种族稀落化的状态。对离散最贴切的描绘就是「花落 离枝」。家园与离散，是一种破碎之苦、离土之痛，也是一种扞格不入，一种「居 家的无家感」。对於这种离枝的落叶却无根可归的处境，鲁西迪在《想像的故土》 （Imaginary Homelands）一书中就说到：一个道地的移民者总是遭遇三重的破碎 之苦──失去自己的身分地位，开始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发现周遭人的社会行为 和语意符码与自己的大异其趣，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愤怒与不安。然而，对离散最刻 骨的体验，不是飘泊，也不是陌生，而是「你永远不能再回家了」。离散不是有家 归不得，而是无家可归去。 如果原居的故国已经在记忆中停格，新的家园能否重建？作为一种移动的文化资产 ，家的感觉能否在异地重燃？许多後殖民理论家都反对诸如「寻根」、「返祖」、 「恋古」的概念，萨依德就说从来没有一种像蒸馏水一般的纯质文化，因而不可能 存在一种「完美的返祖方案」可供留恋和怀旧。史毕娃克（Gayatri Spivak）认为 家园就像一口随身拖行的皮箱（portable suitcase），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後 殖民理论家霍米．巴芭（Homi Bhabha）阐述了「混杂」（hybridity）的事实，进 而提出「非家」（unhomely）的概念。鲁西迪致力於「换语」（expatriates）写 作，以「文化腌制」（culture pickling）为叙事策略。旅美越裔批评家郑明河 （Trinh Minh-ha）提出「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观念，提倡 「无标线的国界，无篱笆的家园」。然而，跨越国界、异地而居，不是像通关入境 那样地轻松愉快，跨界不是观光，穿越也不是过站，正如秘鲁裔作家马里奥．尤萨 （Mario V. Llosa，常译略萨）在《散篇三论》（Threebies）中说道，从贫国穿 越富国，从饥饿进入繁华，是一种非法的行为，但它却是遍布大半个地球的野蛮政 府让人民遭受地狱般苦难下，一种不可扼杀的权利。吊诡的是，离散的结果导致在 经历了「边缘向中心」（from margin to center）的流动之後，又重新在中心国 家集结成一种「中心里的边缘」（margin within center）。 中国城──典型的後殖民文本 帝国都会中的「黑人区」、「印度街」、「中国城」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以边缘 群居、同类聚集的方式，在帝国都会形成国中有异国、家中住稀客。童妮．摩里森 的《乐园》中的鲁比镇（Ruby town），原本是美国黑人为了逃避种族歧视而试图 建立的离世天堂，但是却演变成一个新地狱：母亲被女儿推下楼梯、新娘在新婚蜜 月中失踪、越战返回的年轻人终日酩酊大醉、修道院遭受袭击……摩里森反讽一个 黑人社区追寻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幻灭，一个梦想中的「鲁比天堂」演变成黑人自己 肤色的牢笼、堕落的监狱。「中国城」是最典型的「後殖民文本」，放大来看，它 有中国人文化四海的壮美，缩小来看，却是中国人流离失所的样本。加拿大华裔学 者梁丽芳在〈打破百年沉默〉一文中对「中国城」作出描述，它处於都市的边缘， 是黑发黄皮民族流连之所。在白人社会的凝视下，中国城不过是个异国风情的角隅 、神秘莫测的迷宫、白人调换口味的厨房，它甚至被扭曲成黑帮出没的暗区、毒品 交易的乐园。这些主题，在後殖民作家手中，既不浪漫也不唯美，而是作家内心一 种蜷身角落的孤寂，一种处於边缘他者的落寞。 形上的困惑── 遗忘和反遗忘的交战 形上的困惑表现在「遗忘」和「反遗忘」的交战中，这是一种辩证的无解、双重的 异化。之所以是困惑，是指「遗忘」一方面既是一种期待彻底斩断原乡情结的告别 意志，像一场自觉的坠崖，与其不知伊於胡底，不如加速沉沦，粉身碎骨而重生。 於是後殖民文学家往往倾向於努力培养对移居地的情感，就像纳博科夫强调自己是 以美国公民的身分进行写作。然而，调适与归化往往只是把自己装扮成异文化的模 拟者，一个避不开别人异样眼光的夹缝人，於是，「反遗忘」（counter-memory） 紧跟而来，因为迷失自我、遗忘家国，是最不堪的打击，是最形上的忧郁，正如肉 体的猝死没有疼痛，精神的癌症最难承受。对此，後殖民作家必须重建「文字的祖 国」、「想像的新家」，以克服对遗忘的恐惧。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即使 入籍法国的昆德拉，也终身受困於「情投巴黎、苦恋捷克」的两难之中。因为「反 遗忘」的恐惧意志不同於「遗忘」的堕落意志，如果後者是一种痛苦的美感，前者 就是不醒的恶梦。这种交战──反抗遗忘於遗忘之中，美感与噩梦的无止境碰撞， 是一场形上的困惑，永恒的流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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