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恐惧与台湾御医（下） 【2007/01/23 联合报】 打骂的对象除了侍从之外，也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夫」。「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 叫别人替我执行」。那时大家最怕溥仪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楼下 去挨打。打伤了再赶快「把医生叫来抢救」。因此，家父的医护工作，不仅要照顾皇帝的 健康，还包括後宫及宫内侍从的医疗诊治。根据家母的说法，家父的御医工作十分繁重， 每天早上去，下午回来，有时候甚至晚上还得再进宫一次，忙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回到家 。 「祥贵人」之死 到了二次大战末期，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溥仪更是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他灭 口。 1942年，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罹患疾病，据中医诊断是「伤寒」，但并不 是什麽绝症。吉冈要家父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自己则破例搬到宫内府的「勤 民楼」来「照料」。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得非常热心，给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 。但是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闭门长谈之後，日本医生态度便整个改变了。他不再 忙着治病，反倒变得沉默不多说话。当天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整夜不断地叫日本宪兵给 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情。第二天清晨，谭玉龄便死了。更奇怪的是，溥仪刚听到谭 玉龄的死讯，吉冈便拿来关东军司令官致送的花圈，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前来吊唁。这 件事使得溥仪更加害怕：日本人可能随时对他下毒手。 父亲的命运 溥仪的体弱多病以及他对医生的依赖，在冥冥中决定了黄家日後的遭遇。1945年8月9日， 苏联向日本宣战，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吉冈向溥仪报告：关东军已经和 东京联系好，决定送他到日本去。「不过，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 要听盟军的了。」 8月16日，吉冈要溥仪挑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溥仪挑了溥杰、两个妹 夫、三个侄子、随侍李国雄和一名医生，也就是家父。溥仪的第四个妻子「福贵人」李玉 琴哭哭啼啼地要跟他一起走，溥仪却坚决不肯带她：「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 载着他们的飞机从通化出发，飞往渖阳换乘大型飞机。不料在渖阳等候飞机的时候，飞来 的一队飞机却载来了苏联的军队。飞机着陆後，苏军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溥仪一 行也从此沦为阶下囚。 溥仪等人其後大部分时间都被拘留在西伯利亚伯力城的收容所。1950年7月，苏联把他们 移交给中国政府，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2月25日，最高检查院判决家父免於起诉 ，获得释放，被安置在辽宁铁岭劳改医院任职医师。两年後，罹病去世，得年五十九岁。 我的「反帝情结」 在我长成的过程里，经由家人口中所获得的父亲形象，是破碎而残缺不全的。在白色恐怖 时代，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官吏一律被国民政府打成「汉奸」，仅有少数亲友知道家父 是溥仪的御医，我们对这件事也不敢多加张扬。直到1972年，我考取「教育部与美国东西 文化中心」合设奖学金，到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才从夏大存藏的图书档案里，慢慢 拼凑出父亲的故事。 回顾这一页历史，我深刻感受到台湾人作为「亚细亚孤儿」的悲哀，然而，由於我是以研 究社会科学作为专业，偏好以一种全球性的宏观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在知道父亲跟溥仪的 故事之後，我并没有成为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地，却成为主张以「欧盟经验」解 决两岸问题的和平主义者。在我的深层潜意识里，有一种根深柢固的「反帝国主义」情结 ：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以三十年的 时间，提倡并发展「本土心理学」；在政治运动方面，於1995年出版《民粹亡台论》； 2003年，出版《教改错在哪里》，发起「反思教改」运动；2004年组织「民主行动联盟」 ，发起「反六一○八亿军购」、「反修宪」，以及去年的「秋斗阿扁」，都是出自同样的 「反帝情绪」。这是後话，将来有机会再作自我的心理分析。（下） 【2007/01/23 联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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