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与足球改革 谭 华 (中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本文是参加2001维也纳国际足球研讨会的发言稿。 “文化大革命”的噩梦结束以后，中国进行了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足球比赛被选作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1993年到2001年，中国足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对中国体育和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8年来中国足球所发生的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改革现状、力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与世界交往的热情，显示出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暴露出中国社会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 1．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 酝酿和尝试（1992－1993） 1992年中国足球队在奥运会足球预赛失败，失去小组出线权，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足球出路的热烈讨论。许多人在讨论中提出了足球职业化的问题，认为中国足球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才有出路。强烈的反对意见表明足球改革存在着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首先是来自原有的足球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具有类似于政府公务员的身份，政府发给工资，运动员代表国家或各自所属的地方参加比赛﹔中国足协实际上具有代表政府的官方机构的性质，而不是足球界人士自己的组织。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这是职业足球改革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国足球界称之为红山口会议。会议确定了以足协实体化和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中心的足球改革构想，开始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进程。 与此同时，也开始了足球职业化比赛的改革试验。在1992年底至1993年2月集中进行的冬训中，组织了第一次“中国足球俱乐部锦标赛”﹔参赛各队首次参加门票分成。1993年的第二次俱乐部锦标赛中首次采用了主客场赛制，同时还开始对各俱乐部和职业、半职业球员及教练员实行注册登记。 职业联赛的开始（1994-1995） 1993年10月14－18日在大连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制定和公布了《中国足协俱乐部章程》、球员转会、俱乐部体制等20个文件，正式提出了《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 1994年4月17日，万宝路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正式揭幕，标志着足球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央电视台出价1000万元购买了联赛的转播权。联赛开始后，观众空前火爆，各方反映良好。1995年，到现场观看甲A足球联赛的观众已达到314万人次，平均每场观众超过2万余人，个别赛区上座率高达95％，接近足球发达国家的水平。足球联赛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许多城市出现了球迷协会组织。足球市场逐步形成。足球比赛开始成为赢利的产业。 在此期间组建了全国和地方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对内是各级体委的一个机构，对外是各级足协，兼具政府和社团两种性质，成为体委将具体办理体育的职能从体育行政机关中完全剥离出去的一种过渡形式。 在重重困难中前进（1996-2000） 进入1996年后，足球改革的主要任务已由破坏传统体制转入构建新体制。然而，由于改革的力度不够，使中国足球的内在矛盾和新旧体制的冲突日益激化，中国足球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些危机包括后备人才危机，由俱乐部投资、消费膨胀引起的财政危机，中国足球队在进军1996年奥运会、1998年世界杯进程中一败再败和1998年联赛质量下降、球场腐败等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等等。球市开始降温滑落，一些俱乐部投资方甚至准备“撤资”退出足球界。 中国足协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试图通过提高比赛质量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手段。它加大了开放的力度，派出多支青少年足球队赴巴西、欧美训练，又放宽了对球员到欧洲踢球的限制，并派多人次参加国际足联或欧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培训。与此同时，各俱乐部纷纷也聘请外籍教练。为了提高训练质量和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中国足协还强制性地要求各俱乐部必须搞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并坚持对球员进行体能测试。 但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足球联赛出现的问题。从1998下半年开始，体育界内外有人对中国足球协会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盼望已久的出线（2001－） 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人的不变梦想。为了不影响冲击2002世界杯，中国足协决定2001年甲A联赛不升不降。在米卢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如愿拿到了通向2002年杯的入场券。它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中国加入WTO一起，成为这一年里最令中国人兴奋的事件。 但是，成功出线并不能掩盖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2001年出现的在甲B赛场中出现的诸如向裁判行贿、在参加不同级别比赛的球员年龄上作假等球场黑幕事件，多个长期支持中国足球的企业相继宣布退出足球经营等，表明了中国足球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而又艰难的时期。一些人士担心：世界杯出线会延迟中国足协的改革，让足球产业化的路变得更加艰难和漫长。有人甚至认为：职业联赛的赢家只有中国足协一家，地方足协和俱乐部都是输家。 2． 国际管理集团(IMG)在中国足球改革中的作用 在中国的足球改革过程中，IMG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IMG的介入，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起动至少还要滞后两年。在成功地促成了职业联赛之后，IMG又成功地对中国足球的另一项重要赛事求求足协杯全国足球锦标赛进行了包装。此外，IMG还在中国的篮球等多项赛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IMG拥有的资金和经验，对于中国体育的市场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中国足球改革的影响 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国足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个新的足球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已经初步形成。 第一、初步建立了中国足球协会和俱乐部的职业化框架。 第二、基本形成了与职业化和产业化相适应的足球运行机制。 第三、足球市场开发初见成效，带动了以竞赛市场和体育彩票、足球彩票为核心的体育产业的发展。 第四、足球运动迅速发展，足球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第五、足球改革的经验被应用于篮球等项目的改革中，推动了中国体育的整体改革。 4． 中国足球改革的未来 但是，足球改革也日益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缺陷，它们既来自尚未完全改造的旧体制的惰性，也来自于中国社会更深层的原因。这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主要表现在中国足协的法律地位及其职权划分，都还需要进一步明朗化。 第二，一些重要的关系还待进一步理顺，各级体育行政机构与足协机构、足球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尚处于调适的过程中。足协的非官方化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第三，有关竞赛、财政等方面的法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的不完善，是滋生球场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 第四，各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俱乐部财政来源的资助性收入多于经营性收入。这说明中国足球产业尚不成熟。 第五，政府的行政干预仍然对俱乐部的经营产生着极大的影响，俱乐部的独立法人地位还有待完善。 中国体育当局和中国足协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当局的一些措施表明：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足球俱乐部，进一步推进足协的实体化改革，规范和完善足球市场及其运行机制，理顺足协─俱乐部─球员以及体育行政部门─足协─俱乐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足球改革的关键。组织超级联赛和职业联盟的设想，也已经被提上了的议事日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足球的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并将由此不断推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进程和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备战2002年世界杯和2008年奥运会，将对中国足球的进一步改革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一些由于政治体制等因素而产生的某些弊端，也只能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与足球改革 谭 华 李 培 (中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根据深化体育改革的总体设想，足球被选作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1993年到2001年，足球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足球改革的经验被推广的其它体育领域和运动项目中，推动了整个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1、足协实体化的初步尝试 1992年1月30日国奥足球队 在争夺巴塞罗那奥运会入场券的那场预赛中，我们输给了韩国，在9分钟被韩国踢进了3个球，被称为“黑色的9分钟”。江泽民总书记在看了这场球的转播后，对国家体委领导说，“你们要胜不骄，败不馁。比赛中韩国的教练员说得很对，一个球队要想上水平，恐怕要十年的功夫方有可能。你们要认真地抓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订一个十年达到什么水平的奋斗目标。”江总书记的指示在体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国奥足球队失去小组出线权，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足球出路的热烈讨论。许多人在讨论中提出了足球职业化的问题，认为中国足球必须走职业化的道렊穭~有出路。但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否应该、是否可能实现足球职业化。争论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反对对足球实行职业化改革的意见认为，职业化是资本主义的竞技体制，社会主义体育不能走这条路。 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时机还不成熟、至少在本世纪内不可能实现职业化，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些理由：我国经济还不发达，足球职业化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太低﹔缺乏相应的足球体制，人员流动、球队管理等许多问题还无法解决﹔社会各界、包括体育界对足球职业化还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等待。 种种反对和怀疑意见表明足球改革存在着很大的阻力。这也不奇怪，在当时我国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样一种思路。直到1992年6月份，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年底“十四大”才正式确定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背景下提出足球职业化改革问题，遇到种种怀疑、反对等重重阻力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正如许多反对者或支持者不约而同看到的那样，这种阻力首先是来自原有的足球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深化，中国传统的足球体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旧的体制并没有立即消失，新体制本身因尚未完善而难以取而代之。随着足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足球俱乐部体制已经成为中国足球改革进程中带有根本性的东西。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这是职业足球改革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围绕着足球究竟应否和能否实行职业化的问题，与会代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李铁映同志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到会对足球改革作了重要指示。李铁映的讲话主要精神包括：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 李铁映同志的讲话打破了会议原定步调，使这次会议得以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会议确定了以足协实体化和 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中心的足球改革构想，主要措施包括： 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实现实体化，力图打破以前地方足协受地方体委领导的横向障碍，希望改变以前足协不过是挂牌虚设机构的本质，中国足协将直接领导各地实体化后的足协，形成中国足球新的管理体系。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青岛、武汉等11个城市要首先试行足协的实体化。 推动职业、半职业和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建立，这些俱乐部可以有公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和民办四种形式。 这次会议历史性地突破了旧的观念，明确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方向，足球正式成为深化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但是，仍然有人对足球改革和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的体育改革表示怀疑。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国家体委对足球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都没能搞出名堂，现在把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是否明智？也有人提出：在原来的体育体制下，中国体育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这一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会不会影响中国体育的水平及在世界体坛上的地位？ 足球工作会后，大连率先一步到位，基本完成了足协的实体化，到1993年初，广州、天津、沈阳、四川、江苏、山西、火车头完成了对足协的实体化改造，11个足球试点城市也都基本实现了足协的实体化，并组建了足球俱乐部，四川成立了首家股份制足球俱乐部－－四川南德足球俱乐部﹔北京、天津、广州、大连、广东、武汉、成都等地组建了足球俱乐部。 1992年底，根据红山口会议的精神，足协试探性地开始了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试验。在1992年底至1993年2月进行的冬训实现了中国足球的三个突破： 足球俱乐部体制的突破：在冬训期间，组织了第一次“中国足球俱乐部锦标赛”。这次比赛突破了多年来按行政区划组队参赛的体制，参赛各队都挂上了以某企业名称冠名的俱乐部牌子，连尚未与企业正式签约的“八一”足球队也挂上了“999”的牌子。 足坛首次引入市场机制：参训的各甲级队自费到广东参加A、B两个组的比赛，但可以参加门票分成。尽管比赛地点被选在足球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又是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广东，但门票销售的情况却相当出乎意外，有的场次只有18位观众观战（1月21日辽宁对上海），连最后一场2月28日的冠军争夺战也只有50名左右的观众到场。然而这毕竟开创了依靠市场推动足球发展的先河。 传统冬季集训模式的突破：以往在每年冬季或春季，各足球队在昆明或其它南方城市集中进行封闭式的冬训。由于训练与竞赛脱节，所以训练成效不高。这次“中国足球俱乐部锦标赛”，把往年的教学比赛拉到了赛场上，不但使比赛变得激烈起来，而且使训练和比赛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训练的目的性更明确，训练质量也有所提高。 为了进一步取得经验，在1993年又举办了第二次试验性的俱乐部锦标赛，这次比赛首次采用了主客场赛制。1993年还开始对各俱乐部和职业、半职业球员及教练员实行了注册登记，为俱乐部的职业化作好了制度上的准备。 2、足球运动的职业化改革 1）足球改革的开始（1994-1995） 经过1992年和1993年近两年的摸索和试验，足球改革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协会实体化和建立足球俱乐部，在体制的框架上已经大致形成，为全面推行职业化改革作好了准备。但足协的管理方式仍然主要靠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在俱乐部管理和训练上还没有明显的改变，人才流动方面也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足球界内外也还有不少人对足球改革心存疑虑。比如协会到底如何实体化，是事业单位，还是社团组织？职业化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能否行得通？俱乐部制是否搞得起来，足球改革是不是就一定能提高水平？足球能不能自我发展，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1993年10月14－18日在大连棒棰岛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对足球改革试验进行了初步总结。会上制定和公布了《中国足协俱乐部章程》、球员转会、俱乐部体制等20个文件，正式提出了《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全面铺开足球改革。 会议决定增加延边为足球改革试点城市，同时决定进一步推进足协的实体化进程，为此推出了成立国家和地方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重要措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由于足球界和社会各界对1993年试行的主客场赛制的反映意外地好，这次会议上也漾溢着一片乐观气氛，例如这次会议制定的《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提出了“男足力争进世界杯前16名，奥运前8名，女足世界杯前3名”的奋斗目标，虽有不少代表提出异议，但还是获得通过。会上还明确提出：“本届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将是最后一届，今后中国足协代表大会将成为指导决策全国足球事业发展的权力机构，以往中国足协主席由行政任命的历史将成为过去。” 这种乐观气氛表明了足球界的一些人士对足球改革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此外，会场内外许多人、包括地方足协甚至中国足协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认为足球改革的目的“应当是把足球运动水平搞上去” ，这多少反映出对迅速提高足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期待和急于求成的情绪，同时也反映出对足球改革的深远意义及其难度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1994年4月17日，万宝路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正式揭幕，标志着足球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央电视台出价1000万元购买了联赛的转播权。联赛一开始，赛前还存在着的种种顾虑和怀疑便烟消云散。观众空前火爆，足球经费的来源广了，渠道多了，运动员、教练员的收入上去了，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1994和1995两年的足球改革试验取得了初步的、然而是明显的成效，中国足球开始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 第一，中国的足球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足球的原有专业化体制和其他体育项目的体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体育管理模式的翻版，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有四个突出的特征： 整体划一的所有制形式，几乎是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建立在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责、权、利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地方一级的体育部门﹔ 单一僵硬的行政管理手段，无论是宏观上或是微观上的管理都是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盲目强调计划机制，排斥市场机制﹔ 自我封闭的足球体系，缺少交流和学习，难以把握和洞悉世界足球的发展方向和潮流。 1993年开始推行的足球改革从一开始便把建立新的足球体制首位，重点是推行足协的实体化和球队组织的俱乐部制，原有的专业化体制基本被打破，初步形成了以足球俱乐部为主体的职业化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通过《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会员制章程》等法规性文件和对各级足协和各类俱乐部的注册登记制度固定下来。在此期间组建的全国和地方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对内是各级体委的一个机构，对外是各级足协，兼具政府和社团两种性质，成为体委实行管办分离、政事分离，将具体办理体育的职能从体育行政机关中完全剥 离出去的一种过渡形式。 第二，足球的运行机制开始发生变化 单一僵硬的行政管理手段和自我封闭的竞赛、训练体制，是旧足球体制两个致命的弊端。1994年和1995年的足球联赛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一僵硬的行政管理体制被实体化的足协对各级各类足球运动的调控、指导和管理所替代，市场机制开始被引入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开始形成了自我运行、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与此同时，“大锅饭”被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所取代，由追求最大利益驱动的球员转会、引进外籍球员和教练员的人才流动机制也逐渐形成，训、赛脱节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1994赛季结束，甲A冠军大连万达队主力队员的奖金高达30万元ꐊ坏芋A其余俱乐部球员的年收入也普遍超过了往年。黎兵、马明宇以60万元和40万元的身价成为首批转会成功的运动员。1995年，分别有4名甲A和5名甲B教练员在联赛中途被撤换，教练员也有了危机感。刺激了足球教练员、运动员的职业意识的增强。 第三，开始了中国足球产业化、足球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新格局 在1994年足球联赛开始以前，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中国足协和国际管理集团（IMG）签署了冠名赞助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协议书，首次将联赛杯名标价出售，使我国足球初步跨入了国际足球市场。所得收入平均分给各参赛俱乐部和地方足协，明确了俱乐部的比赛经营权限，俱乐部成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初步走上了职业化和产业化的道路。各地球市迅速升温，成都、武汉的公司，在联赛开始以前，就出资买断了两地甲A、甲B主场比赛的门票出售权。各种商业性比赛也十分频繁，仅1994年5月，中国足协就陆续批准了北京天华公司承办意大利桑勃多利亚俱乐部访华、ꔊ_京等地数家公司承办AC米兰俱乐部访华以及第四届上海万宝路国际足球邀请赛等多项商业性赛事。职业俱乐部开始进入市场，并已从足球市场上获取了较大的收入，到1994年底，甲A12支队伍收支自给率大部分达到了60一70％， 俱乐部赖以生存的足球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国家投入的经费从改革以前的1200万，下降为1997年的630万﹔改革前基本上无收入，现在每年收入超过亿元，足球已经从过去的消费型，转变为现在的经营型，并且成为体育界的纳税大户。从国家足球协会到地方足球协会，也正在逐步走向市场，部分地方足协已经实现了不要国家拨款自负赢亏办足球。 第四，观众回到了球场，足球联赛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开展主客场制的足球职业联赛之前多年，国内足球比赛的上座率一般不到3成，正式推出职业联赛的1994年，到现场观看甲A足球联赛的观众就达到217?6万人次，平均每场接近2万人，上座率在60％左右。成都赛区更高达95％，几乎场场爆满。1995年四川足球队代表中国出征“泰王杯”，四川省的108名球迷包机前往助战，开中国球迷出国助战的先河。 1995年，甲A联赛比赛更加激烈，入场观看甲A联赛的观众也达到314万，比1994年增加了100万，并首次向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赛事实况转播。1996年观众人数又有突破，达到320.85万人次，平均每场观众达2．43万人，已经比较接近足球发达国家的水平。 由于球市日益红火，足球热席卷大江南北，足球甲A联赛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看足球、侃足球成为一种时尚。在沈阳、成都、北京、大连等甲A主场城市，都出现了许多球迷协会组织，一些早就成立而长期耻于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球迷组织（如1986年成立的沈阳球迷协会、重庆球迷协会，1987年成立的成都球迷协会），也乘机公开亮出了旗号。这些组织在活跃赛场气氛、沟通社会各界与足球界的联系、防止球场暴力、培育和发展足球市场、开展群众性的足球活动等方面，大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在克服重重困难中前进的足球改革（1996-1999） 进入1996年后，改革的任务已由破坏传统体制转入构建新体制。然而，由于改革整体缺乏力度，改革的均衡性和推进的协同性出现差异，使新的运行机制极不平衡，形成功能错位的内在矛盾，无法控制足球运行的总态势。足球后备人才的供不应求引起投资消费双膨胀，球员转会费用高居不下、滥发奖金和高收入现象屡屡发生，在足球界、体育界内外都引起了许多议论。继1996年国奥队未实现冲出亚洲的目标，1997年世界杯又遭淘汰，足球发展现状远远低于随着职业联赛而迅速增长的社会期望值，屡战屡败造成的失望和冲击大大超过了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球市开始降温滑落 ﹔1998年的联赛比赛质量有所下降，引发了因由所谓“黑哨”、“假球”造成的观众的不满情绪，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球场骚乱﹔许多俱乐部的陷入了经营和管理危机，让主教练下课成了俱乐部转嫁危机的最好的办法，l998赛季14支甲A球队中有10个队主教练“下课”，每个队的教练都有被球迷喊“下课”的经历，在赛季的中后期，一些洋教练也纷纷下马，反映出在运动员的管理、球队和俱乐部的内部矛盾及在外籍教练聘用等方面的许多问题﹔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俱乐部投资方准备“撤资”退出足球界的事件。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并不意谓着足球改革的失败，更不表明足球改革的方向不对。1996年至1998年所遇到的问题，是新的运行机制的结构失衡和功能失衡矛盾的体现，同时也表明了足球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针对这几年足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足球界在各界人士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坚持在改革中求生存，在改革中求发展，促进了足球改革的不断深入。 尽快提高我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是促使中国足球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动力，在足球界内外都有不少人事实上把它当作改革的最主要目标。从中国国家足球队或国奥队在一系列国际性比赛中的表现看，中国足球运动水平的确在不断提高，中国的职业联赛是亚洲开展得最好的联赛之一。但是，中国队在一系列重要国际比赛中的成绩和队员的表现，又的确不能令人满意。针对这个问题，中国足协扩大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力度。继199 年派出由“健力宝”集团资助的赴巴西学习的青少年足球队后，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组织派出到欧美“留学”的少年球队已有 ？支。足协同时又放宽了对年青球员到欧洲踢球的限制，1998年，先后有北京国安俱乐部的杨晨、大连万达俱乐部的孙继海、上海申花俱乐部的范志毅和刚从巴西归来不久的原健力宝小将李金羽等，分赴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甲级职业俱乐部踢球，直接学习并经受欧洲职业联赛的锻炼。另一方面，又多次派出多名教练到巴西、德国等参加国际足联或欧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培训﹔各甲级俱乐部也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欧洲、南美的足球教练，在’98和’99赛季开始的时候，在甲级俱乐部执教的外籍教练都在半数左右。对与赛事关系甚大的裁判员，足协也采取了选派参加国际足联 的培训进修、多参加国际性比赛执哨、组织进修提高等措施。 与此同时，中国足协更加强调训练的质量和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并且通过组织各甲级俱乐部不同年龄级别的比赛，几乎是带强制性地要求各俱乐部必须搞好梯队建设，并不顾各方面的许多反对意见，坚持进行通过体能测试上岗的制度。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开始收到了一些效果。在’98和’99赛季各俱乐部的参赛队伍中，一些20岁上下的年青人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本队的主力，甚至被选入了国家队。甲级队球员的体能情况也普遍增强，因体能测试而被迫“下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少。 这些措施对全面提高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迟尚斌、金志扬、徐根宝等人都先后当选过亚足联评选的当月最佳教练，郝海东当选为1998年度亚洲足坛最佳射手﹔1996-1998四届金哨奖得主、国际级裁判陆俊多次在亚洲或洲际大赛中执哨，并被亚足联评为1998年度最佳裁判员，国际级裁判孙葆洁成为第一个被聘在西方国家国内职业联赛（美国，1999）执哨的中国足球裁判。 引起各界议论纷纷的又一个话题是关于足球运动员的高收入。由于足球之的迅速红火，引得众多商家狂热卷入足坛。一方面，是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组建豪华兵团，开始出现了乱发奖金、地下签字费等无序竞争现象﹔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看中了足球俱乐部和足球运动员的巨大广告效应，也纷纷以赞助、奖金等形式投入巨资。一些球队主力队员的年收入迅速超过百万元，与欧洲多数球员相比也毫不逊色。但与此相伴的却是重大国际比赛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和国内联赛质量的下降，这引来了足球界内外的一片啧啧之声。在1996年底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是否应该对运动 员的收确定一个最高限额成为该次会议争议最大的的话题。 主张“限薪”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拿中国球员与欧美球员相比，认为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所得太不相符，而且过分脱离中国的国情。除少数明星运动员以外，欧美球员的收入一般为中等收入者的10倍左右？？，但中国甲A俱乐部一般球员的已经达到城市居民中等收入的50─100倍。二是拿他们同其他项目运动员相比，例如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或女足相比，认为低水平的足球运动员拿高报酬的情况如果长期继续下去，会引起乒乓球等优势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心理上的不平衡，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对中国体育的不良影响乃至带来危害。持这种意见的，以足球圈外的和 经济相对实力较弱的俱乐部人士为主。 反对对运动员实行“限薪”的意见则认为：既然是市场，就应该完全让市场自己去调节，而不应该人为地用行政手段去加以限制。持这种意见的以足球运动员自己和经济实力较强的俱乐部为主。 这两种意见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也都不无偏颇之处。以市场经济为由反对“限薪”的人过分忽视了对市场合理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诸如“反托拉斯法”、“反倾销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整套限制和消除无序竞争的措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NBA也有有完善的防止球队实力和球员收入过度两极分化的办法。另一方面，强烈主张“限薪”的人中，又有不少人过分夸大了高收入的破坏性。事实上，市场自身的确有相当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只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这种自我调节和自组织的作用表现得比较充分，调节过程因而ꐊ]相对较短﹔反之这个过程则会比较长，市场（在这里是指足球市场和足球运动本身）需要为克服无序竞争而付出的代价也会比较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环境。 由于涉及到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态度，加上运动员收入又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因而这场争论在1996年的足球工作会上不了了之。由于工资是各俱乐部争取运动员最有力的武器，因而各俱乐部对球员收都是秘而不宣的，有些收入连俱乐部也未必搞得清楚。加上我国对公民收申报纳税制度尚不够健全，因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作出了“限薪”的决定，也是不可能真正办到的。直到1998赛季结束之后，大多数俱乐部被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搞得焦头烂额、已经危及到许多俱乐部的生存、也就是危及足球改革的前途之时，“限薪”问题才又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1999年 3月举行的全国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和总经理会议上，终于通过了对运动员工资实行最高限额的协定。 赛风不正是困扰足球界的又一个问题，并且在1996-1998年中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长期以来，在足球界内外就有不少关于裁判收受贿赂以致执法不公、球队与球队之间私下交易导致打假球或消极比赛等的传言，反对“假球”、“黑哨”和转会中的不公平交易甚至成为贯串1998赛季的强大声音。 1998年伊始，便有媒体载文，指责历届金哨奖得主陆俊受贿。这事甚至惊动国了亚足联和国际足联，要求中国足协认真调查此事。陆俊向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污陷罪起诉该文作者和发表该文的媒体。 在’98联赛进行到后半段，围绕着有降级可能的俱乐部，关于球队或队员打“假球”和队员参与“赌球”的传言也越来越多。中国足协一再强调要端正赛风，公开悬赏希望知情者提供证据，但仍未能起什么作用。直到甲B联赛进行到第18 ？轮，陕西国力队隋波在昆明对云南红塔队的比赛中在本队门前用头将球顶进了自家大门。赛后国力队主教练贾秀全公开指责隋波受贿打假球，并说有证据。一时间，“隋波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上述现象的的出现和蔓延，有着深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原因，打乱正常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必须以法律为手段进行调节。但由于有关法规建设有不够完善，作为体育社团的足协缺乏司法介入支持，在调查取证、结案处理上，必然会阻力重重，加上足协自身与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联系，甚至会有某些利益上的联系，这些都为足协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带来了障碍和困难。 尽管如此，中国足协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有关事件和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隋波事件”发生以后，中国足协组成调查组前往西安、昆明两地调查取证，并表示如果证据属实，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最终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隋波在1999年1月通过媒体公开声明永远退出足坛。在甲B第21轮之后，中国足协是以消极比赛为由，对重庆红岩队主教练陈亦明和辽宁天润队主教练王洪礼给予了停止执教的严厉处罚。中国足协以这样的态度，表明了对公平竞争的球队、教练员，运动员的尊重，和对“假球”抑或消极比赛决不妥协的立场，对以后几轮的公平竞争、积极比赛起 到了较好的作用。 1998秋季发生的“资本大撤退”事件和年底的转会过程中的种种风潮，更是各种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的表现。武汉雅琪俱乐部在联赛尚未结束时，就宣布转让全部股份：“我们在历经两年的运作后已经不堪重负，到了力不从心的境地”，“自身经营、造血功能有限．已不适应快速发展的职业足球要求”。紧接着，大连万达由于足协杯比赛中的裁判不公，也公开宣布要“永远退出中国足坛”。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仍是俱乐部的经营困境和“个人及俱乐部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已失去了信心。”广州太阳神、松日、深圳平安等几家南方俱乐部也因为球市的长期不景气，陷入了经济困 境之中。1998年12月在北京集中进行球员转会揭牌交易的时候，围绕着原健力宝队员、火车头俱乐部球员李毅的挂牌程序问题，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96年以来、特别是1998年足球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使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俱乐部的管理经营体制和足协与俱乐部的关系等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戴大洪在足球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对中国足坛存在的产权关系不明、法制不健全等现象进行了抨击，一些新闻媒体也对中国足协处理某些问题的方式及其依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1998下半年开始，针对足球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一些足球界人士对足球改革和足球职业化的领导结构提出了质疑：中国足协是一个群众性团体，它不应该、也无权处理某些经济或法律方面的事务。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进行了6年的足协实体化改革和5年的职业化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具有充分造血功能的足球俱乐部，进一步推进足协的实体化改革，规范和完善发展中的足球市场及其运行机制，理顺足协─俱乐部─球员以及体育行政部门─足协─俱乐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成否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足球改革的关键。足球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理性的阶段。 3）2000-2001年的职业联赛 3．国际管理集团(IMG)在中国足球改革中的作用 4．足球改革的成绩与问题 通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足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依托社会，取之于民，为民服务，自我发展，”充满生机的新的足球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已经初步形成。足球改革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一、初步建立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框架 通过几年的改革，中国足球协会和地方各级足球协会基本上实现了实体化，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足球组织管理体系。足协不再是空架子，已经成为真正能够组织和管理足球运动的、能够在足球界和体育行政机关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组织实体，在组织和经济上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正在迅速减少。与此同时，专业化的足球组织和运动员队伍已经发展形成了由职业、半职业、业余俱乐部和众多足球学校、培训中心组成的全新的训练与组织体系。推动足球运动发展的主体已经由政府转变为社会和市场。 第二、基本形成了与职业化和产业化相适应的足球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主要是指足球运动发展的方式。在专业化的足球体制下，足球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依赖于政府的拨款和行政手段，足球发展成了一种政府行为。通过几年的改革，足球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主要是指与职业化和产业化相适应的、具备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的竞赛─训练体制。与过去一年有限的几场比赛相比，现在足球有了男子甲A、甲B、乙级联赛和足协杯赛，均采用主客场制，青少年和女子足球的竞赛场次也有了增加，形式多种多样。除此之外，还有形式多样的各种杯赛和商业比赛。比较健全的竞争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正在逐 步形成。体育行政部门也从直接“办足球”中解脱出来，初步转变为通过法律、制度从宏观上对足球发展进行指导和协调。同时，过去那种完全由国家包办的人才培养体制也已基本上被打破，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种形式的足球学校、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大量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2001年底为止，各种足球学校已经有？？？所，各种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已达？？？个。参加业余系统足球训练的青少年达到？？？？人。这些学校或俱乐部绝大多数基本上不要国家花一分钱，它们构成了支持中国足球广泛和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在计划经济时代令各级体委最感到头痛的退 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也随着职业化和聘用制的推行而逐步缓解。 从国家对足球投入经费的数量变化上，可以最鲜明地体现出这种机制的形成。给中国足协和国家足球队的政府拨款，在1992年时大约为300万元，到1998年时降到200多万元，实际上足球项目每年要用数千万元。这时的经费缺口都是由足球产业化带来的收益弥补的。 这种新的运行机制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而逐步得到规范和保障。几年的足球改革中在建章立制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足协的章程就比较详尽，中国足协对俱乐部的组织、管理、训练、竞赛、经营开发都制定了不少制度。尽管由于经验不足，这些制度还不够完善，但毕竟使足球管理有了依据，与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三、足球市场开发初见成效 足球运动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业价值，过去由于受认识或者体制的限制而不能开发。在改革中，足球完全被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现在一个好的俱乐部一年的经营收入就可达四、五千万，全部足球产业值不下几个亿，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通过发展足球产业还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可以带动其它行业如广告、餐饮、运动服装器材、旅游等行业的发展。在开展职业联赛以前，成都市体育中心附近的商家寥寥无几﹔到1996年叶，各种专营餐饮和体育服装器材的商店已有百余家。从观众来说，1992年以前，每年全国的足球观众只有十几万，现在有近五百 万。足球市场的开发夏天在为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越来越雄厚的经济基础。 第四、足球运动迅速发展 足球改革着眼于体制和机制的转变，目的还是更好、更快地促进足球运动的发展和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职业化之前，由于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尽一致，许多地方出于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战略考虑，纷纷撤消了耗资大、效益差的足球队，1992年时全国常设的足球队不过20来个，全国的足球运动员不过1000多人。而据中国足协提供的资料，1995年全国注册的足球运动员已达6700人，1998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俱乐部已达360个（？），注册运动员增加到3万多人，5年间增加了20多倍。业余参加系统足球训练的青少年达到 （？？） 万人，足球成了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事。足球运动水平在激烈竞争中也有了明显的进步。1998年12月在曼谷举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由国奥队和国家队成员混和组成的中国足球队战胜了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强队，取得了第3名的较好成绩。 通过几年的改革，足球体制已形成一个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外先进的管理体制较为接近的框架，足球运行机制也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此外，在足球人才培训、科研、对外交流、队伍建设等方面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220.194.20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