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aobao.com/special/hotspot/pages1/hotspot111129e.shtml 李光耀 : 新加坡為何實行雙語政策 2011 人們問我，為什麼要撰寫這本我認為是我最重要的書。 原因很簡單： 我認為雙語政策是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基石。 新加坡並不一直是今天這個樣子： 因為新加坡人普遍使用英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到這都可以覺得很自在。 我開始擔任新加坡總理時，國人大多數不會講英語。 他們使用方言、馬來語、淡米爾語和其他語言，像是水族館裡不同種類的魚， 看似在一起但卻是分隔開來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來。 我把讓他們真正和有意義地交往，當成我的任務。 　　沒有幾個國家嘗試實行使用兩種完全不同和沒有關聯的語言的雙語政策。 英文是北歐語言，而華文卻是單音節、聲調、沒有拼音及象形或表意的。 　　我們為什麼選擇這樣的結合？ 　　英語自英國殖民地時代便是新加坡的工作語言，法律和所有官方紀錄， 包括出生和死亡證書，都是使用英文。 其次，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社會，英語不會讓任何族群如華人、 馬來人和其他人處於劣勢。所有人都必須學習世界上大多數人使用的英語， 作為第一或第二語言。對新加坡華人來說，他們必須努力保留母語來維持認同感， 尤其是在越來越多家庭使用英語的情況下。 在1980年，每10個小一生中便有1個來自以使用英語為主的家庭。 這個比例在2010年時增加到每10個中便有6個。 　　我的外祖母先把我送到靠近我家的一間華文學校，那隻是間木製和亞答屋， 是中年華文教師的家。他口操帶嚴重方言口音的語言，不是華語。我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我請求媽媽讓我離開，然後到如切台的俊源學校就讀。 然而，我還是不明白教師在講解什麼。我的同學幾乎都不會講英語。 我說服媽媽讓我轉到英校。我進入德樂小學，從小一到小六，在那裡上了6年課。 我那時並不知道，年紀小的時候是學習語文的最佳時期。 你可以學習一種、兩種或更多種語言。遺憾的是，我在成年時才學習華文。 　　在1955年的大選，我在丹戎巴葛區競選。對手挑戰我用華語同他辯論。 我當然拒絕用我完全不能講的語言來進行辯論。 他的用意是讓大多數講方言和華語的民眾知道我不諳華語。 當時，講英語的人不多。我開始學習華語，卻發現只有小部分就讀於華校的人使用華語， 他們離開學校後往往便重新使用方言。福建話是當時最多華人明白的方言。 　　慢慢的，家長看到英文源流學校的畢業生獲得更好的工作。 越來越多家長把孩子送到英校。在1956創立的南洋大學是為了吸收華校畢業生。 結果，它的收生自然逐漸減少。它接受了成績欠佳但仍然畢業的學生， 但他們得到的學位卻沒有什麼市場價值。 保留南大已經沒有意義 　　當華文小學和中學已轉而使用英文時，保留“南大”或南洋大學來提供華文高等教育 是沒有意義的。報讀南大的學生的素質急速下降，但大學卻讓他們畢業。 我徵詢了畢業於南大的國會議員的意見，包括莊日昆、何家良及其他人， 問他們我應該怎樣避免浪費這些年輕人的生命。他們要求我把南大改變成一個講英語的 環境。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長期以華語執教的教師，儘管有從美國大學考取的博士學位， 已經喪失了英語能力。 　　我採取了實際的做法，讓南大在新加坡大學的武吉知馬校園提供聯合課程。 這讓南大有了一個講英語的環境，為兩所大學最終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奠定了基礎。 對南大的師生來說，這都是個速成班。 幸運的是，在多幾年後，畢業的南大生有70%。在畢業時被問及他們要南大或新大的學位 時，絕大多數選擇新大學位。這反映了市場當時如何看待南大學位。 　 　我們於1983年12月宣布，所有學校到1987年都會用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 在多元種族的新加坡，英語必須是我們的共同和主要用語，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從英國繼承的法律都是用英文書寫的。所有的官方紀錄， 如地契、出生和死亡證書及其他文件都是如此。英語很可能成為世界主要用語， 及所有國家的第一、第二語言，因為他比華文更容易學。華文是所有語言中最困難的， 因為它包含了象形、表意及聲調，又沒有拼音。 　　儘管當時關閉南大和把教學媒介語改為英語不受歡迎， 新加坡家長和學生卻逐漸的得出雙語教育政策對他們更有利的結論。 英文讓我們同世界連接，而華文則讓我們同講華語的中國、台灣、香港和在美國、 歐洲和全世界的海外華人連接。 　　另一方面，同英校生比較，我對華校生所表現的紀律和對生活的目標印象深刻。 我最難忘的記憶之一，是華僑中學學生於1956年10月， 在我的左翼親共產主義積極分子的領導下靜坐罷課， 抗議學生領袖被捕和華僑和中正中學被關閉。這些華校生在學校里扎營。 看了學生在華僑中學靜坐罷課的場面後，我經過新加坡大學於杜尼安路的學生宿舍， 就在華僑中學的轉角處。這是強烈的對照。 我看到學生——受英文教育的學生在玩樂。他們在歡笑和吹哨子， 認為華校生同警察的衝突是個大笑話。 我心裡想，如果新加坡學生都同宿舍裡的一樣，新加坡將失敗。 我當時立誓要改變這樣的情況。 　　因此，當華校轉用英語為主要媒介語時，我決定挽救出色的華文學校。 華校教導學生為雙語、有紀律和自信心的學生。我把最好的華校變成特選學校。 慢慢的，英文源流學校如萊佛士書院、維多利亞和其他學校， 也能夠有效地教導他們的學生雙語。 我們統一了整個制度；但在過程中，也保留了舊華校的一些價值觀和美德。 　　一些研究顯示，孩子學習另外一種語言的最好時期是出生後的頭幾年。 理想的情況，是父母在孩子年幼時，以母語和英語同他們交談： 一個用英語，另一個用母語。這樣，孩子便會習慣於在家裡聽到英語和母語。 這會輔助學校的教學，孩子長大後也能有效地使用雙語。不管學習母語和英語有多困難， 只要孩子開始得早，從幼稚園一年級甚至是幼兒班，到了小六他們便能使用雙語， 為將來的生活奠定穩固基礎。 　　然而，我擔心因為越來越多家長在家裡用英語同孩子溝通，母語的流利程度， 尤其是華語，會減低。為了鼓勵年輕人掌握雙語， 我建議為一個我希望最終可以超過1億元的雙語基金籌款。 基金將帶頭倡導教導孩子母語和英語的計劃，特別是在學前時期， 目標是讓他們掌握聽和講這兩種語言的能力。 　　我會把今天推介的這本新書售賣所得的200萬元加上1000萬元， 總共1200萬元拿來設立這個新的基金。 黃志達（遠東機構總裁）和王明星（旅店置業總裁）已分別答應慷慨捐出500萬元和200萬 元投入這個基金。蔡天寶和邱德拔基金也承諾各捐出100萬元。 總理（李顯龍）將捐出10萬元，我的其他兩個孩子顯揚和瑋玲各捐出5萬元。 蔡天寶會找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以及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以及他的其他朋友捐款。 我希望那些關注孩子的將來以及孩子學習母語能力的人也都能慷慨解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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