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17000706-260109 天堂不撤守－起訴喊價式求刑 易流民粹 2014年11月17日 04:10 陳長文 檢方起訴頂新食安案被告魏應充並具體求刑30年，近日亦就夜店殺警案起訴眾多被告並請 求「從重量刑」。其實，「起訴時具體求刑」不僅有違無罪推定，易形成社會「重罪預斷 」，且求刑與判刑結果落差，更將損司法信任度。檢方則回應，食安風暴重傷台灣民心， 且法無明文禁止；起訴時求刑，可展現政府打擊不法的立場。 起訴時，檢方該不該具體求刑或從重量刑？ 在刑事訴訟三角架構中，代表國家發動刑罰權的檢察官、申辯的被告，分別是「對等的當 事人」。為落實刑事政策，檢方有「妥適求刑」之義務，但不該在起訴時以未經充足量刑 基礎事實之調查而為「喊價式的求刑」。 起訴，是檢方自認掌握犯罪事證已足，依刑訴法將載明「事實及證據、所犯法條」的起訴 書，提交「第三方的法院」審判。接著，「定罪與否（犯罪事實）、如何量刑」兩階段的 審理，都需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經雙方辯論，再由法官判決。 起訴不代表「有罪」，被告仍受無罪推定；此時的「犯罪事實、證據調查」僅憑檢察官認 定，尚未經審判嚴謹的攻防，有偏頗之高度可能。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之標準。因此，量刑必須斟酌被告具體犯罪情節、 所犯責任之嚴重程度，逐一審酌57條所例示之事由，具實詳予清點，以充足應審酌之刑罰 裁量事實。 以目前檢察官的偵查實務，針對刑法第57條所例示的事由，調查了多少？又有何堅實的事 實來求刑？此類起訴求刑，除了漫天喊價，滿足一時人心之快，對於審判中量刑辯論之充 實，又有何助益？如認為此類求刑既對於法院並無拘束力，而得任意為之，漫天喊價，未 來則待被告與辯護人就地還錢，那麼檢察官豈非自貶身價？ 19世紀刑事訴訟改革先鋒Mittermaier曾言：「檢察官應力求真實與正義，因為他知曉， 顯露他片面打擊被告的狂熱將減損他的效用與威信，他也知曉，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罰才符 合國家的利益。」漫天喊價式的求刑，顯然不契合國家賦予檢察官的神聖期許。何況，對 此爭議，立法者早已做出選擇。 先入為主是人性弱點。為避免量刑資料影響法官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立法院在民國92年 已修改刑事訴訟法，區分「事實認定、量刑程序」兩階段。例如第288條「審判長就被告 科刑資料之調查，應於前項事實訊問後行之」；第289條，在言詞辯論終結前「審判長應 予當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均指明檢方求刑時點並非起訴時。 此外，司法實務長期重「定罪」輕「量刑」，量刑欠缺完善制度，妥當性遭受質疑。司法 院亦已參考外國的量刑制度，著手建立量刑資料庫等機制。 在刑訴法的上開脈絡下，檢察官與其在起訴時急於求刑，不如落實法庭量刑程序，在審判 中扮演妥適求刑的角色： 首先，檢方求刑，須兼顧多重目的，落實刑事法政策，諸如：為被害人發聲、維護公益並 嚇阻犯罪、被告更生矯治及防止再犯。 其次，檢方應蒐集被告所有量刑審酌之資料，將抽象的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事由（犯罪動 機、手段、造成損害、行為人品行、犯後態度）具體化，詳細說明求刑何以從重或從輕。 繼而，透過量刑辯論過程，由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充分辯論，避免量刑偏失於主觀情緒 、流於空洞或民粹情緒。 綜上，求刑之妥適時點，應是「法庭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此時事實認定、證據調查 、攻擊防禦已近完結，法官已掌握事實及兩造立場，心證不致受不當影響；且訴訟資料充 分，才能進行實質量刑辯論，更能保障人權、增加人民對司法信心。 但修法逾10年，檢方卻有法不依，監察院於兩年前已發函糾正。儘管法務部也連續兩次要 求檢方「起訴時不得具體求刑」，檢察官仍我自為之（尤其是重大矚目案件）。 起訴時求刑，雖可暫時滿足人心的情感宣洩，成就檢察官正義形象，卻斲傷法治國原則。 一個成熟社會不應也不需以此做安慰劑。逆勢引導社會情感邁向進步的法治文明發展並不 容易，卻是檢察官為所當為的方向，也才能成就檢察官的尊貴。 （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49.214.98.195 ※ 文章網址: http://webptt.com/m.aspx?n=bbs/politics/M.1416181917.A.2D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