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作家網 | 朱利安·福克斯 2026年01月19日 16:01 朱利安·福克斯（Julián Fuks），巴西當代重要作家，聖保羅大學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 博士。1981年生於聖保羅，父母為阿根廷移民——「遷徙」、「歸屬」、「記憶」因此成 為他寫作中反覆回響的母題。代表作《抗拒》（A Resistência）自2015年出版以來獲雅 布提文學獎、海洋文學獎與薩拉馬戈文學獎等多項重要獎項。 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理 朱利安·福克斯 / 文 周焱靈 / 譯 探討源自遙遠他鄉的文學，隔著這麼遠的距離，本身便極具挑戰性。在其他語境中顯而易 見的元素、廣為流傳的理念、普遍的集體討論，在地球另一端可能顯得陌生、荒謬甚至唐 突。今天，我願冒此風險與各位交流，力求以最真誠的態度，分享我們在別處經歷的一些 文學爭議，也想聽聽此處是否同樣存在這些爭議，看看我們的文學世界之間，除了距離與 差異，是否還有某些共通之處。 在當代文學辯論中，至少在我所熟悉的領域裡，潛藏著一個議題。這個議題引起了諸多分 歧與熱議，觸發了文化領域最激烈的交鋒。如同一切重要議題，它沒有唯一的答案，反而 引申出無數可成立的論點，時而相互對立，時而內在衝突。因此，我無法也不願給出封閉 而絕對的結論。 本次交流的標題，我認為能傳達這個議題的核心與其多元性：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 理。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看到這些文字會想到什麼，它們又是否易於理解。或許換個標點， 用問句能讓意思更清晰：我們是否擁有講述自身歷史的權利？對作家而言，敘事行為是否 應遵循某種倫理準則？ 在文學領域，幾乎所有討論的出發點都隱含著一個近乎教條的前提：自由永遠是第一位的 。一切皆可敘述，一切皆可為文學，一切皆可轉化為虛構，一切都值得用文字表達，而這 一大膽行為帶來的後果由每個人自負。這便是藝術的原則，我們願其無可辯駁：無法預先 為藝術設定路徑，因為我們真正關注的是那些未知之物、無名之境，是我們未曾意識到自 己渴望，卻會在它突然出現在眼前時熱切接受的存在。 我所談及的議題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我指的是一個文學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有關「我 」的虛構興起並佔據一席之地，成了所謂的「自我虛構」（既新穎又古老）。它已成為我 們這個時代的一股主流文學力量，卻也因過分的「在場」引發不適，被指責為令人厭倦、 走向枯竭、缺乏分寸。難以界定我們究竟處於這個過程的哪個階段，目前每種觀點似乎都 能自圓其說：或許自我虛構的一切早已被窮盡，或許在新近的潮流中才成型，也可能仍有 未竟之事，尚有些個人故事不小心被遺漏，又或許，我們正處於某個更宏大趨勢的開端， 它才剛剛嶄露頭角。自我虛構的時代已然過去？還是正逢其時？抑或仍有廣闊未來？ 我傾向將自我虛構放在眾多當代文學現象之中看待，它或許最為轟動，卻只是更廣大圖景 中的一小部分。我提議用另一個概念替代「自我虛構」：後虛構。在這個時代，我們創作 虛構作品，卻深知虛構機制已經破裂；對許多作家而言，憑空杜撰已顯得陳舊過時。事實 上，敘事的條件所經歷的深刻動盪留下了烙印。小說這一文體接連遭遇的危機，對其造成 了嚴重的創傷，使之在諸多方面變形且更改。對傳統小說（倘若它在某處真正存在過）的 懷疑生根發芽，為了應對懷疑，小說緊緊依附於對現實的強烈信念。 為了避免陷於無關緊要與虛無縹緲之中，小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努力地觸碰現實的血肉 。當代小說在一系列的現代性雜糅中產生，它與那些始終與其有所重合，卻從未如此極度 交融的其他語言形式不斷靠近：不僅有自傳，還有史學、隨筆、社會學、哲學、政治話語 等等，不勝枚舉。這正是我所說的「後虛構」：虛構與世界上其他各類話語之間形成深刻 聯結，模糊了我們曾經熟知的邊界。 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理——正是在這一系列重大變革的背景下，這一議題應運而生 。如今，一種強烈的慾望廣為蔓延，人們渴望講述自己的故事，講述親自經歷、親眼目睹 、親耳所聞、親身感受的一切；不再一心渴望構建一個獨立的虛構世界，塑造幾個想像中 的人物。如今的訴求是觸碰現實的張力，抓住這些張力並納入書中。因此，這些作品往往 緊張刺激，甚至在倫理上有爭議。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理有時相互衝突，處於極其 微妙的平衡之中。 幾個具體案例 在談及我自身的寫作面臨的挑戰與困境之前，我想先分享幾位其他作家的典型案例。首先 是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在他的書中，我們看到他 對生活如此執著，卻又如此超脫，以至於在寫作過程中，生活本身分崩離析。他與家人的 關係緊繃，與故鄉小城的聯結也瀕臨破裂。他成了家鄉最知名的人物，卻再也無法踏上那 片土地而不引人怒目而視。後來，他寫下自己的婚姻，最終導致婚姻走向毀滅。他想用文 學觸碰生活，可他的文學所觸碰的一切，都隨之瓦解。無可否認，克瑙斯高極其激進地行 使了自身歷史的講述權，這便引出了另一個問題：他的行使方式是否合乎倫理？ 接下來是法國作家埃馬紐埃爾·卡雷爾（Emmanuel Carrère）。在創作了純粹的虛構作 品和純粹非虛構作品之後，一次轉向使他進入了一個更為獨特的創作階段。2007年，卡雷 爾出版了《俄羅斯小說》（Un roman russe），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仍屬於報告文學， 但包含了對自我對探索。書中不僅講述了一段家族往事——他的外祖父在二戰期間曾是納 粹的合作者，還記錄了他近期的一段戀情，以及嫉妒如何在我們讀到的字裡行間侵蝕、摧 毀他。他寫這本書讓他的母親深感不安，也令他的前女友陷入了尷尬的曝光境地。後來， 他表達了悔意，承認自己違背了一條原則：「我認為應當存在這樣一條準則——不寫會傷 害他人的內容。但在這本書裡，我寫了。」 多年後，他創作了《瑜伽》（Yoga），在書的開篇便宣稱文學是「不可撒謊之地」。隨後 ，他敘述了自己人生中一些可怕的經歷，直至遇到一個禁止敘述的事件：根據離婚時達成 的協議，法國法院禁止他書寫關於前妻的任何內容。他直面這一問題：「在我看來，這意 味著書中存在一個漏洞、一種怪異的效果、一處缺陷。」但有趣的是，書中的這個漏洞反 而引發了讀者的好奇，顯得刺激又新穎。或許正因如此，正因無法講述真相，所以他編造 ，接連違背了自己的原則。他轉向了虛構，卻在其中找到了樂趣。 在談及一個我認為更有趣的案例之前，我想先介紹一種相反的立場——美國作家**托妮· 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嚴厲聲明。顯然，莫里森並非自我虛構作家，我們或許不 必認同她的觀點，但至少應當允許她的話語引發我們片刻的思考。莫里森表示，以真實人 物為原型塑造角色，是對著作權的侵犯。「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生命不應被他人 用於虛構作品。」這樣的原則性聲明絕非平庸之論，它來自一位重要的作者、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若要遵循這一原則，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全新的敘事體系——一套不得不完全依賴 想像力的體系，一種比人類任何夢想都更具創造性的文學。但我敢說，這樣的文學是不可 能存在的。 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則為我們化解了這一困惑。在 《事件》（L'événement）中，艾諾記錄了她年輕時一次幾乎致死的墮胎，並明確闡述 了一條對她和我們都至關重要的準則：「親身經歷過某件事，無論是什麼事，都賦予了人 不可剝奪的書寫權利。」她主要談論的是一種我們時常遭遇的沈默，尤其是女性在一個傾 向於壓制其逾矩想法的社會中所面臨的沈默。但這句話也為文學「完全自由」的預設增添 了一層有趣的微妙：當我們親身經歷某件事，當這件事成為我們自身經驗的一部分時，我 們確實擁有這種不受限制的自由。這幾乎成為一種所有權，即便它缺乏官方文件的證明。 並且，艾諾十分巧妙地運用了自己主張的權利。她並未毫無顧忌地書寫自己經歷的一切， 也沒有用尖銳的文字攻擊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人。在她的作品中，存在著一種審慎的判斷 ，或許這正是自我書寫的倫理所在。當她要描述為她以及那個時代成千上萬法國女性實施 墮胎手術的那個女人時，敘述者斟酌道：「我沒有權利，單方面行使威權，在一本書的公 共空間中曝光一個真實的、活著的女人。」後來，當她談及那位她生命垂危時在醫院接診 她的年輕醫生——那位對她施加了產科暴力與心理暴力的醫生時，她表示：「如果我查到 了1964年1月20日至21日夜間那位值班住院醫師的名字，並且還記得他，我會毫不猶豫地 把它寫在這裡。但這將是一種無用且不公的報復，因為他的行為只是當時普遍醫療實踐的 一個縮影。」這些選擇充滿了複雜與敏感，其影響永遠無法完全預知。 個人創作主張 我曾多次面臨上述的困境，因為我的寫作始終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起初，我決定寫哥哥 被收養的事，這在我們家幾乎成為了某種禁忌。數十年來，哥哥一直不願我們談及此事， 我們尊重他，既是善意，也是怯懦。那份沈默從未給我們帶來任何益處，而正是為了打破 這份沉默，我決定寫一本叫《抗拒》的書。我違背了那份沈默的約定，重新審視了我們的 家族歷史，也因此更加親近彼此，找回了那個過於孤僻、緊閉房門、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 和我們的過去的他。 但要書寫1976年12月發生在阿根廷的這次收養——那個軍事政權綁架嬰兒的時代背景，就 不得不寫政治。這又打破了另一個家庭禁忌：談論父母的政治活動，他們積極反抗獨裁政 權的鬥爭，他們遭遇的困境，朋友的失蹤，同事遭受的酷刑，以及逃離祖國、流亡巴西的 經歷。書寫這一切，也違背了我父母的沉默——作為精神分析師，他們擔心患者會因此對 他們產生異樣看法。在我寫作的過程中，我父母不安地讀著書稿，感到不適，不全部承認 ，有時甚至希望這本書從未存在過。我不同意他們的判斷：我直接寫入了他們的意見，為 我的書增添了一層自我批評的維度，但我無法接受自我審查。在這種情況下，唯有繼續講 述，才是合乎倫理的選擇。 如今，我正在創作另一種頗具難度的小說——一部關於婚姻的自我虛構作品，敘述一段愛 情關係持續二十年的曲折與衝突。有時，這些衝突會重現，演變成我與伴侶之間的爭論： 我究竟能否講述那個過往的插曲？我是否可以這樣操控我們共同歷史的意義，賦予它文學 性的結局？至少目前為止，我已經有了一些猶豫而迂回的答案，接下來我想談談這些答案 。 化繁為簡，我想捍衛的是：寫作行為以及我們審視文學的目光，都需要謹慎細膩。這是我 在以往的小說中盡力嘗試的，也是我在當下創作中仍在追求的。不讓文學凌駕於生活之上 ，敏感地寫作，關注文字對他人的生活、對所有人乃至我自身生活的影響。與此同時，核 心在於不屈從於沉默，不刻意塑造一個權威版本的世界——那個既貧乏又虛偽的版本。如 今我已明白，我能為這個複雜的時代所做的貢獻繫於文字，而唯有坦誠書寫，才能促成一 切轉變，才能重新找回文學對我而言失落的意義。 （該文為作者在「在鏡與燈之間：中巴當代文學對話」系列活動第一場的演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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