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瓊斯(Andrew Jones)著，宋偉航譯：《留聲中國 : 摩登音樂文化的形成》，台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11月 Andrew Jones,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簡介 在英文版的介紹中，作者是第一位放眼中國流行音樂的西方學者，此前另著有《 Like a knife :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NY: Cornell University, 1992)。多年來，國際漢學界對中國近現代的政治、軍事、思想、 文學都已甚有研究，但少有觸及音樂者，觸及流行音樂的就更少。書名意譯應作「黃色音 樂：中國爵士年代的媒體文化與殖民現代性」，明顯表示此書是以全球化視野，聚焦音樂 及其社會所寫出的文化史著作。 在英文原著中，作者著重考察了三個人的事跡、一個產業的發展，帶出各種音樂及意 識型態在1920-40年代中國社會所交織出的複雜事象。三個人是：現代音樂教育先驅蕭友 梅，流行歌曲之父黎錦暉，及在左翼史觀中高居神位的「群眾歌曲」代表、〈義勇軍進行 曲〉作曲者聶耳；一個產業，即誕生伊始便沿著全球資本主義脈絡發展壯大的留聲機／唱 片產業。2004年中文版，又加入一章《黑人國際歌：中國爵士年代記事》，引入爵士樂的 歷史研究、1930年代上海中國作家的現場記述，為原書補充了多重對照。 內容摘要： 緒論：從一位於1935年來到上海的美國黑人爵士樂手Buck Clayton的回憶錄，作者用敘述 史的筆法，寫出當年上海各種族雜處、歧視、互鬥又共生的景象，帶到其中種種相關的文 化史、殖民現代性問題，然後在援引前人的論點時，提示了上海和中國現代音樂史對這些 議題所能有而未有的發明。 第一章《尋找管弦新聲》開始從耶穌會士、清末學堂樂歌、五四運動以及留聲機、電影、 電台的發展，介紹西方音樂傳入中國的過程。歷來論著都會強調蕭友梅的事功，他於五四 運動前後歸國，力爭蔡元培及政府援助，建立了以古典、浪漫樂派為宗的學院音樂教育體 系，本書也不例外。然而，本書更強調蕭友梅及其同儕的「樂教」思想，即一種結合了儒 學、西學、國族主義的法西斯傾向。作者特別引用了蕭1933年11月15日一場後在三家音樂 雜誌上轉載的演講稿，蕭在演說中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而大貶中國傳統音樂，也斥西方 爵士樂為邪道，而呼籲政府「取締不良電台」，將音樂教育的權威給予直承正統的他們。 這裡，作者不只點出了其中的危險，也不忘提醒讀者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剛上台的當時， 法西斯主義還是對憂患中的中國人很有吸引力的思想；又說各電台在這威嚴凜凜的呼聲後 多依然故我，因為就沒什麼別的歌可播。如此，作者追述了中國人自始便欲將西樂用於政 治的想法，而第一代留學歸來的音樂家也學到了對爵士樂以及非西方音樂的歧視，最後再 略提事實與政治期望的落差。 第二章《中國留聲機》，敘述誕生於19、20世紀之交的留聲機、唱片產業，以及1920年代 傳入的廣播電台在中國的發展。作者描繪了這樣一幅生態：法國百代、美國勝利等跨國公 司進入中國，以其資本、技術和通路迅速主宰了產業，也在本地（主要是上海）聘用了製 作人、歌手與樂手；本土的華資小公司則在不如人的條件下勉強經營。作者引用了1930年 代多種電台或唱片公司所辦雜誌，展現了時人在「洋鬼子討人便宜」現實下的多種反應。 本章後段又特別指出，於1930年代初在上海形成群體的左翼文人，也重視電影、歌曲，而 有不少人進入了法國百代謀事，寫作倡導階級、革命、反帝反殖民的歌曲；百代以市場考 量，也讓這些別具用心的作品出版，甚具諷刺意味。 第三章《黎錦暉的黃色歌曲》，討論中國流行歌曲創始者黎錦暉的生平與爭議。作者從中 國相關論著和原始的報刊評論文章，展現了一意推廣美育、具樸素人文理念，然而作曲、 經營能力有限的黎錦暉，是如何既被右翼人士詬病，也被左翼論者鄙夷，而歸結出「黃色 歌曲」此一罪名。作者探討了兩派都常罵的「靡靡之音」一語在中國數千年語境中的源流 ，也客觀地梳理出了主導各派毀譽的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型態又如何遮蔽了論者的視野， 直到最近的中國大陸相關論著。 第四章《黑人國際歌：中國爵士年代記事》是中文版另添入的，緣作者在原書出版後又找 到黎錦暉作於一張1935年的一張唱片〈特別快車〉，從唱片中以樂器模擬火車音效、饒富 爵士風格的表現手法，聯結到源自美國、流遍全國的爵士樂史與類似作品，又從劉吶鷗、 黑嬰、穆時英等「新感覺派」作家的小說中，顯示了當年上海舞場、樂隊的風貌，和爵士 樂風對中國文藝作品的影響。如果說第二章描寫了跨國唱片產業及全球資本主義的表層， 本章論述的就是它的底層，一方面反映爵士樂在全球的流動與流離，一方面佐證中國流行 樂自始就有的全球淵源和殖民血統，進而為本書「中國爵士年代」(Chinese Jazz Age)一 名之立，更添了一層註解。 第五章《群眾歌曲和「留聲機寫實論」》，先引用聶耳日記中對古典樂無益革命的感憤、 再引聶耳對曾是他老闆的黎錦暉的尖刻批評，作者指出了一輩左翼青年投入中國電影與音 樂事業的動機，然後考察了他們在電影、歌曲中對階級詞彙、性別符號的運用。相對於早 期流行歌曲的不及大義，及中國傳統中柔弱、委屈的女子形象，聶耳等人要為工農群眾作 聲，要重新為中國女性打造一副剛健、進取的姿態。 在這樣的思路下，電影也常以對比、譬喻手法，將同一首曲子填上代表落後與進步、黑暗 與光明的兩版歌詞，或將劇中各種女子形象影射國民性與國運，暗渡革命意識。如《新女 性》讓辦工人女校的女配角將黎錦暉的情歌〈桃花江〉改填歌詞為進步的〈黃埔江〉，以 對照柔弱而最終不免慘死的女主角。周璇主演的《馬路天使》，則巧妙地在〈四季歌〉「 忽然一陣無情棒」配上砲火的畫面，暗示她是因九一八事變流浪到南方，從而使歌女代表 了被欺凌的中國的命運。 作者於是提出「留聲機寫實論」，謂當時左翼人士亟欲讓留聲機為展現「真實」的群眾， 但這「寫實」的工作還是要他們作詞曲的人來「代言」，而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也就限制了 這類歌曲的可能樣貌。最後，作者再次回到「殖民現代性」的主題統整各章論述，提示了 在此一歷史情境下對彼此造成的複雜影響，以攤開問題的方式結束了本書。 文獻運用 作者引用的文獻有幾大類： 一、通論性的社會學名著，如傅柯《規訓與懲罰》(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羅蘭巴特《印象、音樂、文本》(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作者 似乎很熟悉這些現代學術經典的洞見，解讀史料時常能信手拈來，如評論蕭友梅演講時作 者就說「很難不想到傅柯」。 二、國際漢學界的中國近現代文化史名著，如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卜正民《洪業》 等，當代西方學者既多從之入門認識中國，著作自然會引用到，並有所補充、形成對話。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這對話就頗能提示當前西方漢學界在此一領域的學風；對宥於過 去爭論模式的論者（多半在大陸）來說，這樣的討論進路也能帶來衝擊式的啟發。 三、原始報刊──應是受惠於圖書館藏，作者閱覽了大量的1930年代中國電影、音樂、生 活與時事雜誌如《電聲》《音樂雜誌》《宇宙風》，這為他重構當時爭論及文化風貌提供 了豐富的基礎史料，這是本書最值得我們研究者重視的部份。相關研究普遍難免專注上海 、忽略中國其他租界與都市，本書於此，難得還能引用到1930年代廣州出品的唱片及雜誌 ，並刊登了一首夾雜粵、英、法語的諧趣歌詞，令我相當驚豔。 大陸論著雖也不少能用到這些舊刊，但引用的多以左翼文獻為主，讀來不能不存疑， 此書則無宥於馬克思主義史觀之弊，且正宜與既有論著對讀。但是，另一方面，本書選擇 的史料，也有過份突出右翼、左翼弊病，來證成作者那種「檢討全球化、現代性、殖民主 義」的史觀之嫌，如對蕭友梅演講的分析，就可能讓讀者認為他是一個急著用西洋音樂來 跟獨裁政府合謀，給自己建立學術霸權的政客型學者；或者認為他們是真誠地以為音樂、 國家、國民教育就應該管制、教化、崇奉古典。後者可能比較接近事實，然而作者除突出 這種文化政治學上的稜角，對蕭友梅及後來「學院派」（這名詞據說是左翼人士叫開的） 在音樂創作及教育上的成就，就沒有足夠公允的評述。對聶耳及一眾左翼作曲家的生平、 思想、事功，也止於簡略地用他們來支持、呈現書中論點，而未充分讓這些人發光發熱， 引起讀者（特別是可能從未聽說過他們的非中國讀者）進一步瞭解的興趣。 四、華人的中國流行音樂／現代音樂／電影相關論著。之所以限定「華人的」是因為就沒 幾個外國人研究過這一塊，我目前也只知道日本學者榎本泰子1998年著有《樂人之都上海 ：西洋音樂在近代中國的發軔》，亦善於運用原始史料，論述蕭友梅、聶耳等輩的活動遠 比本書詳盡。此書2003年才有中譯，作者當年可能沒接觸到。 這部份的書目，以中國大陸的學院著作最多，如孫繼南《黎錦暉評傳》（北京：人民 音樂出版社，1993），作者特別正文與註釋中點出了他們在革命史觀傳統下的侷限。也用 到了少數香港著作，如黃奇智《時代曲的流光歲月》。台灣的出品則只用到一些談電影的 如焦雄屏《馬路天使》（台北：萬象，1990），以及周慧玲1996年在《中國婦女史研究》 期刊上所寫的論文。 據了解，作者來過台灣，惜似未注意到劉星《中國流行歌曲源流》（台灣省政府新聞 處，1984）這本直接承繼了蕭友梅以降學院派樂教思想的小書，也不知道筆名水晶的楊沂 （曾在洛杉磯州立大學中文系任教）有散文集《流行歌曲滄桑記》（台北：大地，1984） 說當年他們觀眾看電影、聽歌有許多是懵懵懂懂、不帶政治敏感的，後來一回想才明白許 多歌詞、劇情是中共在煽動階級仇恨。1953年台灣正聲電台邱慎芝、關華石主持的《歌壇 春秋》（2010年台灣大學汪其楣教授有將其講稿整理出版）節目也說他們當年很多人沒意 識到那些作品別有用心。如果作者看過或從傳聞中聽說過這些，那應該可以在書中多提幾 筆聽眾反應；書中所引述的論爭，以及聶耳這樣革命的人物，多是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 這樣剪裁下來，就可能讓人以為當時中國人都普遍對政治敏感，也都總會用政治和道德眼 光審視歌曲。 當然，對這尚欠研究的領域來說，不宜苛責這位外國學者未窮盡史料，然而，還是應 該認識到，本書所用資料多數是看得見、聽得著的1930年代文字、影音出版品，之後的就 很少涉及──雖有引用黎錦暉後人的言論，但明顯是轉引自孫繼南的《黎錦暉評傳》。其 他論戰中人在爾後數十年也不時在報刊上研續當年的話題，作者對這些之後的港、台、大 陸報刊就沒有多掌握。有些人到世紀末以至今天都還在世，如果作者當年能訪問到其中幾 位，當能以其問題意識激揚出更令本書增色的對話，也可以更詳盡地論述當年爭議的後續 影響。 五、193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除前述「新感覺派」作家，也有引用影響管泛的魯迅、張 愛玲文字。報刊材料的侷限，會令一般未在報刊上撰文的讀者反應，容易隱沒在數字或宣 傳之中；文學作品在此便能補充論戰所易忽略、遮蔽的事象；但除了這些可以旁通的資料 ，是否還有更多能夠直引的證言呢？這就要靠我們居於主場的本國研究者去發掘了。 六、爵士樂史料─如緒論所引樂手回憶錄。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如果沒有涉獵爵士樂，便 不可能像作者這樣發明爵士樂與中國流行音樂的關係。在此，本書就為我們提示了一整片 可待考察的領域，這也正是上海與音樂文化的迷人之處。 七、中國古籍如《禮記》《史記》《唐詩三百首》，都是通常的古籍，相關討論也點到為 止。雖本書題材不須用到太過古籍，但論戰中守舊文人的觀念，傳統儒學與國族主義、法 西斯主義的耦合，在此也就未能深入闡發。書中講到蕭友梅及五四時期一代人為中國傳統 音樂的貶抑時，也就只能引用到他們的一面之詞，而未遑尋找其反面見解；這樣，雖然本 書對西方音樂霸權與文化政治有足夠的警惕，但對後來中國流行歌曲中廣泛引用了的民謠 小調、戲曲元素，就未能多加組織起來，去對照右翼與左翼的偏頗攻訐。 研究方法、史觀及其影響 本書延續1980-90年代大興的後現代思潮、多元主義及文化史書寫進路，懷著針對現代性 、殖民主義與全球化的問題意識，重新檢視、通盤梳理了他所選的人事、史料。這種研究 方法在今天已屬尋常，甚至是標準，但在十年前，對中文世界許多學者和讀者來說還很新 穎，尤其這套方法還未曾運用於中國流行音樂的研究。後來孫繼南便在《黎錦暉與黎派歌 曲》（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2月）提到了本書觀點對他們這些長年宥於「 歷史評價」、不得不與定性定調問題搏鬥的學者之啟發。 作者又著意運用黑人、爵士樂等少數、非主流的資料，來與主流敘述形成對照，這也是時 興的文化史研究方法。然而，作者能以他熟悉的爵士樂發掘黑人樂手Buck Clayton的記述 ，對他先前不那麼熟悉的中國新音樂，就還是選擇圍繞已常見討論的蕭友梅、黎錦暉、聶 耳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核心人物，這也是穩妥的作法。然而，蕭友梅、聶耳可以充份代表學 院派、左翼文人這種意識型態共性甚強的群體，黎錦暉則不足以概括後來變化百出的流行 歌壇。書中提到的多是他家已討論的電影、歌曲，再加上第四章的書寫緣由，可以研判作 者對早期中國流行音樂的涉獵還是不廣。當年唱片還不好找，可以諒解；今天許多錄音、 出版資訊都已上網，讀者便該更留意本書未提而可為對照的作品。 作者截長補短，將中國流行音樂置入流動全球的爵士樂脈絡，立下「中國爵士年代」的名 堂，是一種有標誌作用的搶眼寫法，然而是否有言過其實之處？第三章開頭談黎錦暉時， 作者說「他於1927至36年間創發出一種全新品類的漢化爵士樂(Sinified Jazz)」，這就 很成問題。上網檢索，得到下面一段評論： ……雖然黎錦暉運用了西式樂器作進行配器為歌曲伴奏，歌曲中隨處可見的卻大多是民謠 及戲曲的風格，這是與40年代已漸成熟的作品的最大不同之處。……從老錄音中可以清楚 聽見，樂器配製與節奏形式都比較簡單，畢竟這是對中西音樂結合的初步嘗試，Jones稱 之為中國化的爵士(Sinified jazz)。嚴格說來，這些作品只具備了爵士樂的雛形，稱不 上爵士，運用了簡易的大小和絃及和絃進行而已，爵士樂裡真正精彩的其他手法如增減音 程、藍調音階及替代和絃，與歌手的即興演唱或樂手獨奏時的即興吹奏，在此一時期的錄 音中都不曾聽見。（陳峙維，〈《毛毛雨》能影響美國爵士樂嗎〉，《博覽群書》2008年 9月，http://www.gmw.cn/02blqs/2008-09/07/content_859333.htm 。該文也提到了兩篇早於本書的中國流行歌曲研究單篇論文：英國有Jonathan Stock在學 術期刊《Asian Music》上發表的《Reconsidering the Past：Zhou Xuan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opular Music》（1995），談周璿歌曲 的再次發行；Andreas Steen在《Chime》上發表的《Zhou Xuan：When Will the Gentleman Com Back Again》（1999），從中國飲酒文化及「君」的概念，討論《何日君 再來》何以受歡迎、如何被禁唱、如何在亞洲傳唱。） 我曾說流行音樂研究可分文學、音樂、社會三個面向，本書的主旨在於社會文化，分析文 本時也只在乎作者的用心，而少談技術；如上引評論那樣的音樂分析也很少，只在第四章 略見端倪。我目前的音樂學知識還不足以評判作者的音樂分析，但相對於他在文化政治學 的嚴謹細緻，「漢化爵士樂」這等名堂便不那麼可信；沒聽過中國流行歌曲的各國讀者， 就可能被誤導。 近年文化史書寫、大眾文化研究蔚為風尚，學界也漸有粗率套用理論、概念框架來在諸般 材料上操練一通，宣稱我們要繼續這樣解構跨國資本運作及文化、權力的複雜脈絡，便算 成績的論文生產習氣。這樣，如果我們不多要求文學、音樂層面的細緻解讀，相關研究就 難免有意念先行、偏食史料之弊。本書作者雖能避短，但也有這樣的傾向。 相對的，榎本泰子《樂人之都上海：西洋音樂在近代中國的發軔》就沒有這等意念先行的 問題，而能詳實考究、呈現那一輩音樂家的事功；但該書的問題也在缺乏批判意識，大多 照搬了以往論著及徒子徒孫對傳主的崇敬，對學院派和左翼都說好話，兩派視野中較不待 見的黎派就較少觸及，更沒有《留聲中國》的全球視野與爵士樂、現代小說之類能令人耳 目一新的非主流觀點。 是故，對讀兩書，再參考中國兩岸三地的相關著述，我們對此學術史、論戰史才能有較為 全面的認識。而今後學者更該做的，是穿透那些爭議，仔細從文學和音樂的層面去補充、 完善對各時代作品與作者的研究。 翻譯問題 原書將大量中文資料翻為英文，意思大致無錯，對「靡靡之音」這等須特別說明的成語也 有探討，但是，對本是韻文的歌詞，英譯就沒能將韻律譯出；書中引用到聶耳1932年7月 批判黎錦暉的〈中國歌舞短論〉，此文也是韻文，英譯就只照顧到一部份的語氣。當然， 不能強求譯文也要押韻，但原書只談字句裡的意思、不討論其中韻律，就未免忽略了一些 至少可以向讀者提醒兩句的事情。如聶耳那篇文章，中文讀者一看就知道它押韻，而能感 到他的尖銳諷刺，譯成外文就丟失了這一層信息。本書作者和榎本泰子都引用到該文，也 都沒有註明它押韻，而這原是不用多費功夫就可做到的。 翻譯歌詞難免丟失韻律，但是，本書的材料是歌曲，作者本還可以把樂譜刊登出來，為讀 者多指一條認識原作的途徑的，但他沒做，這就未免浪費了一個向各國讀者介紹中國歌曲 的大好機會；書中僅見的一張曲譜是1935年《歌聲畫報》所載那首夾雜粵、英、法語的〈 四字吟〉，此曲在音樂、文學上都無可觀，只是能反映當時租界五方雜處的語言文化，也 有價值，但其他更值得品味的著名歌曲卻無一見載，這就不能不讓我為外國讀者感到可惜 。 事實上，目前的中國流行音樂相關論著，大多僅能登出簡譜，討論歌詞和旋律的關係，對 編曲則只能用文字敘述和形容，很少有能登出總譜的，唯一例外是台大音樂學系洪芳怡的 碩士論文《天涯歌女》（台北：秀威資訊，2008），她用受過古典音樂訓練的耳力將唱片 裡許多周璇歌曲的總譜聽寫了下來，作細膩的音樂分析，而亦不乏文化政治等社會層面的 觀照。當然，我們外行人很難做到這一點，但是，當我們討論的作品，有著可以超越翻譯 障礙的影像、聲音時，似乎就應該盡量傳達原貌，讓讀者可以穿透自己二手、三手的翻譯 與解釋。作者未能留心乎此，還好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些障礙不存在，歌曲錄音現在也可 以輕易在網上尋得。 另外，對最重要的「黃色音樂」即書名Yellow Music一詞，作者卻沒有多解釋它在英文中 的語源，只講到當時中國左翼以「黃色」指代「色情」來稱呼色情書刊、黎派音樂，這種 叫法是不是從美式英文學來的？此中內情實堪考察，可惜書中沒多講。 原書英譯不免失真，中譯本也有問題。網上檢索，查 到中國著名樂評及學者姚大鈞〈Yellow Music《留聲中國》譯本問題〉（ www.post-concrete.com/blog/?p=191 ，2007年6月13日）一文，略舉了台版譯本多處漏 誤，如用詞不當扭曲了原文的分寸，或畫蛇添足地作了多餘的譯註，只肯定了譯者「還原 」中文名詞和引文段落的部份。姚大鈞又在〈奇遇奇譯〉（ http://www.post-concrete.com/blog/?p=342，2008年5月22日）一文中寫說，他在舊金 山碰到作者Andrew Jones，作者也不滿意台版翻譯。還提到此書將在北京出簡體中文版， 編輯經雷在勘校中又發現許多錯誤，如斷錯了原引《禮記．樂記》的句讀。然而，我沒查 到此書簡體中文版的出版資訊，不知後來是否有出。 總評 總之，本書可謂一部連通了許多領域的開山之作，也得到了兩岸三地相關領域學者的重視 ，影響了先進如孫繼南、後進如洪芳怡，各家都推重它帶來的嶄新視野，我個人也在它剛 出中文版時就買了下來，頗受啟發。但是，本書也不能完全說是一部原創(original)的著 作，因為他用的理論、視野在西方學界已行之有年，談到的蕭友梅、黎錦暉、聶耳也是中 國音樂史學界的老問題，爵士樂則是他原本熟悉的；本書把這幾項連貫起來，再用一批舊 書刊鎮場，一些文學記述點綴，便是一部讓各國、各領域讀者都能有不同的新鮮感和親切 感的著作了。 應該說，這是很精明的寫作策略，而作者思維縝密、文筆流利，也讓讀者容易心喜而折服 於他的視野和論述，而放過其可能粗疏之處；這就不只是作者，而也是讀者的問題了。畢 竟，我們大都難免認為「洋和尚會念經」，又喜聞跨國資本運作之解析，樂見過往僵化的 右翼、左翼言論被推翻。好在當年我因為沒在此書中看到我想看的詞曲分析，所以沒有完 全被它牽著走；近日重讀此書，也著意保持了和而不同的態度，對照其他論著，果然發現 不少問題，在此提出，望能引來更多討論。 -- 　　　　　　　　　　 Schroedinger's cat is NOT dead. http://sites.google.com/site/yout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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