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歷史人物或事件翻案﹐雖古已有之﹐但於今已成為一種時髦。尤其是中國近 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翻案的文章、言論﹐時有所見所聞。如同翻燒餅似的﹐原來 是肯定的﹐現在予以貶抑或否定﹐本來是否定的﹐現在則大肆讚頌。帝國主義侵略 有罪不對了﹐是“有理”、“有功”。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被指責為拉 中國歷史後腿﹐鎮壓這次起義的曾國藩則被稱頌為“成功阻止了中國的後退”﹐是 “一大貢獻”。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激進主義”﹐它們不僅中斷了中國 近代歷史的正常發展﹐而且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正常發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 在這些被“炒”得有點紅火的歷史人物中﹐有一個叫袁世凱。 　　袁世凱是個什麼樣的人﹐稍有點中國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戊戌變法時他出 賣了維新派﹔義和團反帝運動時﹐他在山東鎮壓了義和團﹔辛亥革命時﹐他奪得了 民國大總統的寶座﹐進行專制獨裁統治﹐搞帝制復辟。然而﹐時下有的作者、出版 社對此卻大不以為然﹐認為是“簡單化的政治評語”﹐“僵化陳舊”﹐於是寫文章 、出書﹐提出“新觀點”。有一篇叫《另說袁世凱》的文章﹐就是以“新觀點”的 面貌出現﹐把袁世凱捧上了天。這篇文章說﹐從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時期 ﹐袁世凱推行的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總 趨勢”。他“興學重教﹐開通民智”﹐“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前無古人”。文章 稱頌袁世凱“堅決抵制和反對‘二十一條’”。文章的結尾﹐作者有一段總括性的 奇妙的話﹕“正是由於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寬鬆政策﹐陳獨秀、李大釗、胡適、 魯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師脫穎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學﹔邵飄萍、黃遠庸 兩大新聞巨擘一則則獨家新聞、一篇篇時論文章眾口交傳﹔革命的報刊如雨後春筍 般湧現───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毛澤東、周恩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北 洋時代成長起來。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會改革不無關系。”所 以不厭其詳地抄錄了這段文字﹐一是避免斷章取義之嫌﹐二也是為了與讀者共賞奇 文。 　　文章為了抬高袁世凱﹐拿孫中山為襯托﹐對他大加貶抑﹐說孫中 山制定的《臨時政府約法》和確定的責任內閣制﹐“是造成民初社會 動亂、閣潮迭起、府院之爭連綿不斷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與有的文 章否定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如出一轍﹐都把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社會動 亂歸罪於辛亥革命﹐說什麼辛亥革命“是搞糟了”﹐“必然軍閥混戰”。 辛亥革命簡直罪莫大焉﹐而孫中山是“罪魁禍首”﹗孫中山是民主革 命的先行者﹐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結束了2000多 年的君主專制﹐建立了民國﹐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一直受到中國 人民和海外人士的敬仰﹐不是某些人任意貶抑或否定得了的﹐這裡無 須贅言。至於袁世凱到底是個什麼樣人﹐倒是有必要作一點辨析。 　　任何一個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會的人﹐歷史的人﹐都有 其復雜性、多面性。即使是聖賢、偉人﹐要想指出他們的缺點、錯誤﹐ 也並不太難﹔而那些巨姦大惡﹐也不一定樁樁件件幹的都是壞事。但 是﹐這絲毫也不能改變他們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論。 至於憑自己意願任意曲解歷史﹐想當然地虛構歷史﹐更是不足為訓。 史學與文藝不同﹐它必須力求符合客觀歷史實際﹐再現歷史的真實﹐ 而不能有任何虛構﹐不能編造、歪曲。《另說袁世凱》既然是以所謂 “史實”來美化袁世凱﹐那就讓我們來看看究竟什麼是歷史的真實。 　　文章說﹐袁世凱政府在政治上實行的是“寬鬆政策”﹐它的各種 政策“反映了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顯然﹐這是歷史的顛倒﹐ 不符合事實。袁世凱政府實行的是專制獨裁政策﹐是違反當時社會歷 史發展總趨勢的。袁世凱於1912年3月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雖然打著 “擁護共和”的旗號﹐但同時他就在向專制統治邁進。他把“統一” 當做推行集權專制的代名詞﹐處處強調“統一軍令”、“統一行政”、 “統一民國”等等。這年8月﹐便在“統一民國”的幌子下﹐殺害了武 昌起義的功臣張振武和方維。第二年﹐國民黨在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 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執掌黨務的宋教仁強調組織“國民黨內閣”。 袁世凱大為惱火﹐為了排除集權專制的障礙﹐他策劃了震驚全國的大 血案﹐暗殺宋教仁。隨之以武力“統一民國”﹐鎮壓了“二次革命”。 此後﹐袁世凱便將革命派指為“亂黨”、“暴民”﹐毫無顧忌地公開 迫害革命黨人﹐僅在北京被軍政執法處殺害的即“數以千計”﹐監獄 “大有人滿之患”。袁世凱是個老姦巨猾的人﹐在南方以武力鎮壓 “二次革命”﹐在北京卻保留著國民黨議員佔多數的國會﹐目的是要 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在選舉的那一天﹐他授意其親信組成“公 民團”包圍會場﹐進行脅迫﹐自早8時至晚10時﹐經3次投票﹐才得以 當選。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後﹐便先後下令取締國民黨、取消國會 和廢除《臨時約法》。至此﹐辛亥革命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被 袁世凱全部破壞掉﹐隻剩下了一塊“民國”的空招牌。從1914年初至 1915年底﹐袁世凱政府為了加強專制統治﹐公布了一連串的條例﹐如 《報紙條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條例》、《地方保衛團條例》、 《懲辦盜匪法》、《懲辦國賊條例》等﹐主旨在於鉗制人民的言論、 　　文章說﹐袁世凱政府在政治上實行的是“寬鬆政策”﹐它的各種 政策“反映了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顯然﹐這是歷史的顛倒﹐ 不符合事實。袁世凱政府實行的是專制獨裁政策﹐是違反當時社會歷 史發展總趨勢的。袁世凱於1912年3月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雖然打著 “擁護共和”的旗號﹐但同時他就在向專制統治邁進。他把“統一” 當做推行集權專制的代名詞﹐處處強調“統一軍令”、“統一行政”、 “統一民國”等等。這年8月﹐便在“統一民國”的幌子下﹐殺害了武 昌起義的功臣張振武和方維。第二年﹐國民黨在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 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執掌黨務的宋教仁強調組織“國民黨內閣”。 袁世凱大為惱火﹐為了排除集權專制的障礙﹐他策劃了震驚全國的大 血案﹐暗殺宋教仁。隨之以武力“統一民國”﹐鎮壓了“二次革命”。 此後﹐袁世凱便將革命派指為“亂黨”、“暴民”﹐毫無顧忌地公開 迫害革命黨人﹐僅在北京被軍政執法處殺害的即“數以千計”﹐監獄 “大有人滿之患”。袁世凱是個老姦巨猾的人﹐在南方以武力鎮壓 “二次革命”﹐在北京卻保留著國民黨議員佔多數的國會﹐目的是要 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在選舉的那一天﹐他授意其親信組成“公 民團”包圍會場﹐進行脅迫﹐自早8時至晚10時﹐經3次投票﹐才得以 當選。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後﹐便先後下令取締國民黨、取消國會 和廢除《臨時約法》。至此﹐辛亥革命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被 袁世凱全部破壞掉﹐隻剩下了一塊“民國”的空招牌。從1914年初至 1915年底﹐袁世凱政府為了加強專制統治﹐公布了一連串的條例﹐如 《報紙條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條例》、《地方保衛團條例》、 《懲辦盜匪法》、《懲辦國賊條例》等﹐主旨在於鉗制人民的言論、 思想﹐嚴禁政治結社、集會﹐鎮壓革命黨和人民。最後就是復辟帝制﹐ 做起了“洪憲皇帝”。從這簡略的袁世凱政府統治的史實﹐可以清楚 地看出﹐袁世凱實行的是專制統治﹐不是什麼“寬鬆政策”。所謂袁 氏北洋政府政治上實行“寬鬆政策”﹐實屬無稽之談。 　　不錯﹐辛亥革命後﹐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凱奪得臨時大總統至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時間裡﹐社會上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 象﹐經濟上出現了振興實業、提倡國貨的熱潮﹐政治上民主空氣濃厚﹐ 政黨、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報紙“風起雲湧﹐蔚為大觀”。 但是﹐這種局面的出現﹐是辛亥革命的結果﹐是清朝的覆滅、帝制的 廢除、民國的建立所形成的﹐而不能歸功於袁世凱。如前所述﹐此時 的袁世凱雖奪得了臨時大總統之位﹐但還不是正式大總統﹐況且面對 著的是革命帶來的“自由之風﹐共和之氣”﹐革命黨人在南方擁有數 省實力﹐還有十幾萬軍隊。為了欺騙和麻痹國民﹐他很會演戲﹐一再 信誓旦旦地公開聲稱“忠於共和”、“忠於約法”﹐而實際上卻在向 集權專制的路上推進。鎮壓“二次革命”、武力“統一民國”後﹐就 更明顯了。1913年的後半年﹐僅北京被查封的報紙就有《日日新聞》、 《民國報》、《民主報》、《亞東新聞》、《中央新聞》、《京話報》、 《華報》等。在地方上同樣通令報紙停刊﹐單是浙江一口氣就查封了 《平民報》、《天鐘報》、《浙報》、《浙江民報》、《浙聲》等五 家報館。辛亥革命後開創的民主、自由局面不斷被破壞﹐“雨後春筍” 般湧現的革命報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有的是專制、強暴﹐而不是寬 鬆、自由。被作者作為典型例子來讚美袁世凱“寬鬆政策”的新聞巨 擘邵飄萍﹐其真實情況究竟如何﹖邵飄萍確實是在袁世凱統治時期辦 思想﹐嚴禁政治結社、集會﹐鎮壓革命黨和人民。最後就是復辟帝制﹐ 做起了“洪憲皇帝”。從這簡略的袁世凱政府統治的史實﹐可以清楚 地看出﹐袁世凱實行的是專制統治﹐不是什麼“寬鬆政策”。所謂袁 氏北洋政府政治上實行“寬鬆政策”﹐實屬無稽之談。 　　不錯﹐辛亥革命後﹐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凱奪得臨時大總統至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時間裡﹐社會上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 象﹐經濟上出現了振興實業、提倡國貨的熱潮﹐政治上民主空氣濃厚﹐ 政黨、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報紙“風起雲湧﹐蔚為大觀”。 但是﹐這種局面的出現﹐是辛亥革命的結果﹐是清朝的覆滅、帝制的 廢除、民國的建立所形成的﹐而不能歸功於袁世凱。如前所述﹐此時 的袁世凱雖奪得了臨時大總統之位﹐但還不是正式大總統﹐況且面對 著的是革命帶來的“自由之風﹐共和之氣”﹐革命黨人在南方擁有數 省實力﹐還有十幾萬軍隊。為了欺騙和麻痹國民﹐他很會演戲﹐一再 信誓旦旦地公開聲稱“忠於共和”、“忠於約法”﹐而實際上卻在向 集權專制的路上推進。鎮壓“二次革命”、武力“統一民國”後﹐就 更明顯了。1913年的後半年﹐僅北京被查封的報紙就有《日日新聞》、 《民國報》、《民主報》、《亞東新聞》、《中央新聞》、《京話報》、 《華報》等。在地方上同樣通令報紙停刊﹐單是浙江一口氣就查封了 《平民報》、《天鐘報》、《浙報》、《浙江民報》、《浙聲》等五 家報館。辛亥革命後開創的民主、自由局面不斷被破壞﹐“雨後春筍” 般湧現的革命報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有的是專制、強暴﹐而不是寬 鬆、自由。被作者作為典型例子來讚美袁世凱“寬鬆政策”的新聞巨 擘邵飄萍﹐其真實情況究竟如何﹖邵飄萍確實是在袁世凱統治時期辦 了報紙﹐發表時論﹐但他的遭遇並不能用來証明袁世凱的“寬鬆”。 1912年邵飄萍在杭州辦《漢民日報》﹐經常揭露貪官污吏與地方豪紳 的醜惡﹐並對袁世凱盜民國之名﹐行專制之實﹐也時常譏諷﹐因此辦 報還不足三年﹐就先後被捕三次﹐最後“《漢民日報》遂承袁世凱之 電令而封閉”。這也就是袁世凱政府的“寬鬆政策”、“言論自由”。 要說袁世凱完全沒有“寬鬆”﹐也不盡然﹐問題是對誰。對封建復古 逆流﹐袁世凱是很寬鬆的﹐1912年9月﹐也就是他當上臨時大總統半年 後﹐就下令“尊崇倫常”﹐維護封建綱常名教。在這道命令的鼓舞下﹐ 社會上出現了諸如孔教會、孔社、孔道會、宗聖會等許多尊孔的小團 體﹐以“力挽狂瀾﹐扶翼聖道”為宗旨﹐熱鬧得很。其後﹐袁世凱鼓 吹尊孔讀經﹐搞了祀孔、祭天。魯迅曾深刻指出﹕“從二十世紀的開 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都又被從新記得﹐ 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 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袁世凱對封 建復古逆流的寬鬆﹐就是為了復辟帝制的需要﹐這當然不是“反映了 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而是拉歷史向後退。 　　至於說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師的“脫穎 而出”﹐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成長﹐都是袁氏 北洋政府“寬鬆”出來的﹐未免荒唐得可以。不妨舉例以明之。陳獨 秀在清朝中過秀才﹐1898年18歲時參加反清革命活動﹐被清政府追捕 而逃往日本。1904年他在安徽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進行反清宣 傳。其後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 反袁失敗後流亡日本﹐1915年9月回國﹐創辦《新青年》。李大釗 了報紙﹐發表時論﹐但他的遭遇並不能用來証明袁世凱的“寬鬆”。 1912年邵飄萍在杭州辦《漢民日報》﹐經常揭露貪官污吏與地方豪紳 的醜惡﹐並對袁世凱盜民國之名﹐行專制之實﹐也時常譏諷﹐因此辦 報還不足三年﹐就先後被捕三次﹐最後“《漢民日報》遂承袁世凱之 電令而封閉”。這也就是袁世凱政府的“寬鬆政策”、“言論自由”。 要說袁世凱完全沒有“寬鬆”﹐也不盡然﹐問題是對誰。對封建復古 逆流﹐袁世凱是很寬鬆的﹐1912年9月﹐也就是他當上臨時大總統半年 後﹐就下令“尊崇倫常”﹐維護封建綱常名教。在這道命令的鼓舞下﹐ 社會上出現了諸如孔教會、孔社、孔道會、宗聖會等許多尊孔的小團 體﹐以“力挽狂瀾﹐扶翼聖道”為宗旨﹐熱鬧得很。其後﹐袁世凱鼓 吹尊孔讀經﹐搞了祀孔、祭天。魯迅曾深刻指出﹕“從二十世紀的開 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都又被從新記得﹐ 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 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袁世凱對封 建復古逆流的寬鬆﹐就是為了復辟帝制的需要﹐這當然不是“反映了 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而是拉歷史向後退。 　　至於說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師的“脫穎 而出”﹐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成長﹐都是袁氏 北洋政府“寬鬆”出來的﹐未免荒唐得可以。不妨舉例以明之。陳獨 秀在清朝中過秀才﹐1898年18歲時參加反清革命活動﹐被清政府追捕 而逃往日本。1904年他在安徽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進行反清宣 傳。其後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 反袁失敗後流亡日本﹐1915年9月回國﹐創辦《新青年》。李大釗 1913年畢業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曾發表批評袁世凱政府的文章。 1914年去日本留學﹐繼續進行反袁活動﹐反對“二十一條”。1916年 5月底回國﹐再過些天袁世凱也就在國人唾罵聲中死去。而胡適則是 1910年到美國留學﹐尚是清政府統治﹐1917年回國時袁世凱已經死了。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批判封建綱常禮教﹐ 就是針對袁世凱的尊孔復古逆流的。無論是陳獨秀等人的經歷﹐還是 《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都得不出他們的“脫穎而出”（其實這說 法本身就不妥）﹐是“出”之於袁氏北洋政府。如果按照作者的這種 邏輯﹐那麼使陳獨秀“脫穎而出”的首先應是清政府﹐是清政府使他 能夠從事反清活動﹐參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這大概會被認為是 “熱昏的胡話”。從這些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出﹐所謂“另說”說的不 是歷史事實﹐是曲解或編造的﹐因此﹐沒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 　　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於1915年5月9日 接受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袁 世凱的屈服賣國﹐舉國一致認為是奇恥大辱﹐群情激忿﹐強烈反對﹐ 5月9日被定為“國恥紀念日”。魯迅曾說過﹕袁世凱“是賣國賊。不 是年年紀念五七和五九麼﹖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 憑實據的”（《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當然“二十一條”是 日本要把中國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事情太大﹐袁世凱不敢貿然答應﹐ 派人與日本交涉、談判不下二十幾次。接受“二十一條”後﹐他講了 一些諸如“以保全國家為責任”的冠冕堂皇的話﹐甚至還開會慶祝 “外交勝利”。如果因此就認為是“堅決抵制和反對‘二十一條’”﹐ 不是受騙上當﹐就是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有問題了。 1913年畢業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曾發表批評袁世凱政府的文章。 1914年去日本留學﹐繼續進行反袁活動﹐反對“二十一條”。1916年 5月底回國﹐再過些天袁世凱也就在國人唾罵聲中死去。而胡適則是 1910年到美國留學﹐尚是清政府統治﹐1917年回國時袁世凱已經死了。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批判封建綱常禮教﹐ 就是針對袁世凱的尊孔復古逆流的。無論是陳獨秀等人的經歷﹐還是 《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都得不出他們的“脫穎而出”（其實這說 法本身就不妥）﹐是“出”之於袁氏北洋政府。如果按照作者的這種 邏輯﹐那麼使陳獨秀“脫穎而出”的首先應是清政府﹐是清政府使他 能夠從事反清活動﹐參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這大概會被認為是 “熱昏的胡話”。從這些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出﹐所謂“另說”說的不 是歷史事實﹐是曲解或編造的﹐因此﹐沒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 　　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於1915年5月9日 接受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袁 世凱的屈服賣國﹐舉國一致認為是奇恥大辱﹐群情激忿﹐強烈反對﹐ 5月9日被定為“國恥紀念日”。魯迅曾說過﹕袁世凱“是賣國賊。不 是年年紀念五七和五九麼﹖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 憑實據的”（《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當然“二十一條”是 日本要把中國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事情太大﹐袁世凱不敢貿然答應﹐ 派人與日本交涉、談判不下二十幾次。接受“二十一條”後﹐他講了 一些諸如“以保全國家為責任”的冠冕堂皇的話﹐甚至還開會慶祝 “外交勝利”。如果因此就認為是“堅決抵制和反對‘二十一條’”﹐ 不是受騙上當﹐就是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有問題了。 是歷史事實﹐是曲解或編造的﹐因此﹐沒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 　　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於1915年5月9日 接受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袁 世凱的屈服賣國﹐舉國一致認為是奇恥大辱﹐群情激忿﹐強烈反對﹐ 5月9日被定為“國恥紀念日”。魯迅曾說過﹕袁世凱“是賣國賊。不 是年年紀念五七和五九麼﹖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 憑實據的”（《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當然“二十一條”是 日本要把中國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事情太大﹐袁世凱不敢貿然答應﹐ 派人與日本交涉、談判不下二十幾次。接受“二十一條”後﹐他講了 一些諸如“以保全國家為責任”的冠冕堂皇的話﹐甚至還開會慶祝 “外交勝利”。如果因此就認為是“堅決抵制和反對‘二十一條’”﹐ 不是受騙上當﹐就是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有問題了。 --

※ 發信站: 香港地(hkday.net) ◆ From: 137.93.124.153